《猫桌》是斯里兰卡裔加拿大著名作家迈克尔·翁达杰二○一一年出版的一部最新长篇小说，带有自传色彩。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独自从斯里兰卡出发坐轮船去伦敦与母亲会合的过程。作品延续了翁达杰充满诗意、画面跳跃的风格，令人回味。本刊从即将出版的中译本中选取开头一段“启程”。—编者

　　在这样一艘船之前，我的人生里有过什么？游河时的一叶独木舟？亭可马里港口的一次下水典礼？我们视野里有的不外乎渔船。我恐怕根本想象不出这座即将横渡重洋的城堡的宏伟之姿。我做过的最长旅行是坐小汽车去努瓦拉埃里亚和荷顿平原，或乘火车去贾夫纳，我们于早晨七点上车，到下午晚些时分下车，路上带着鸡蛋三明治、一些芝麻甜球、纸牌和小开本的《男生杂志》冒险故事卷。
　　可现在，经安排我要坐船去英国，而且是一个人做这趟远行。没人提及这或许是次非比寻常的经历，也没有说它可能惊心动魄或危险重重，因此，我对它的来临既无喜悦也无恐惧。没有人事先提醒我那艘船将有七层，容纳六百多人，包括一位船长、九个厨子、多名机械师和一位兽医，此外，它还包含一间小牢房和几个经氯化消毒的泳池，这些竟将与我们一起漂过两大洋。出发日期被我阿姨随手记在日历上，她通知了学校，我将于学期末动身。谈起我要在海上航行二十一天的事实时，无人把它当作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此，我惊讶于我的亲戚还费心陪我去港口。我以为我会自己搭巴士，然后在博瑞拉交汇站转车。
　　只有过一次试图让我了解行程情况的机会。一位名叫弗拉维娅·普林斯的女士，她的丈夫认识我叔叔，原来她将与我搭同一班船，一日下午，她被请来喝茶，和我见面。她坐的是头等舱，但她答应会照看我。我小心地与她握了握手，因为那手上戴满了戒指和手镯，接着她转过身继续先前被我打断的谈话。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几个叔叔聊天和点数他们吃了多少块小三明治。
　　最后一日，我找到一本学校空白的测验簿、一支铅笔、一把卷笔刀、一张映描的世界地图，将它们放进小行李箱。我走到屋外，向发电机道别，并挖出以前被我拆开、因装不回去而掩埋在草坪下的收音机零件。我向纳拉扬道别，向古那帕拉道别。
　　当我坐进汽车后，有人向我说明，在渡过了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后，我将于某个早晨抵达英国的一个小码头，母亲会在那儿接我。我关心的，不是这趟旅程的魔力或规模，而是母亲如何能得知我抵达异国的确切时间这一细节。
　　但愿她会在那儿。
　　我听见门底下塞进一张纸条，上面指定我一概到七十六号桌用餐。另一张铺位没有被人睡过。我穿好衣服出去。我不习惯爬楼梯，战战兢兢地走过每一阶。
　　在餐厅，七十六号桌上有九个人，包括两个是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孩。
　　“看来我们坐的是猫桌，”被称作拉丝凯蒂小姐的那名女子说。“我们是最没地位的。”
　　我们的位置明显与船长的餐桌相去甚远，它在餐厅另一端。我们桌上的两个男孩，一个叫拉马丁，一个叫卡西乌斯。前者温和文静，另一个面带轻蔑的表情，我们互不理睬，可我却认出了卡西乌斯。我们上过同一所学校，尽管他比我长一岁，但我知道很多他的事。他声名狼藉，甚至被开除过一个学期。我相信势必要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开口说话。但我们这张桌子的好处是似有几个有趣的成年人。我们有一位植物学家，一位在北部肯迪开店的裁缝。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有位喜称已“走了下坡路”的钢琴家。
　　那就是马萨帕先生。晚间，他与船上的管弦乐队一同演出，下午，他开设钢琴课。故而他的船票有折扣。第一次用餐完毕后，他讲起自己的人生故事，逗拉马丁、卡西乌斯和我开心。正是在马萨帕先生的陪伴下，他用他所知晓的令人费解又常带猥亵之意的歌词逗乐我们，才使我们三人开始接纳彼此。我们都很害羞木讷。我们中甚至没有谁向其他两人打过招呼，直至得到马萨帕的眷顾，他建议我们打开双眼、竖起耳朵，说这趟航行将是让人获益匪浅的一课。于是，到第一天结束时，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一起唤起好奇心。
　　猫桌上另一位有意思的人是奈维尔先生，一位退了休的拆船工，他在东方待了一段时日，正欲返英国。我们经常去找这位魁梧友善的男士，他对轮船的构造知之甚详。他拆解过许多知名的船只。不像马萨帕先生，奈维尔先生很谦虚，除非你知道怎么从他身上套话，否则他不会讲起那些往事。如果他在回答我们连珠炮似的问题时不是表现得那么谦虚，我们就不会信他，也不会那么着迷。
　　此外，他可以自由出入这艘船的任何地方，他正在为东方航运公司作安全调查。他把我们介绍给发动机房和锅炉房的同事，我们目睹了底下所进行的工作。比起头等舱，发动机房里—位于地狱一层—搅动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噪音与热浪。经两个小时跟随奈维尔先生走遍“奥朗兹号”的每个角落，让人认清了所有危险和不那么危险的可能状况。他告诉我们，荡在半空中的救生艇只是看似危险而已，因此，卡西乌斯、拉马丁和我经常爬到那里面，占据一个暗中窥视乘客的有利位置。拉丝凯蒂小姐那番有关我们是“最没地位”、毫无社会声望的话，向我们灌输了一种准确无误的信念，即，在诸如事务长、总管和船长这样的大人物面前我们是隐形的。
　　我出乎意料地发现，我的一位远房表姐艾米丽·德·萨拉姆在船上。遗憾的是，她没有被安排到猫桌。多年来我一直藉由艾米丽了解成人对我的看法。我会向她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聆听她的感想。她对自己的喜恶坦言不讳，因为她比我年长，所以我把她的判断当作自己的做人准则。
　　由于我没有兄弟姐妹，成长过程中，与我关系最近的亲人都是成年人。形形色色未婚的叔叔和滞销的阿姨，因闲言碎语和身份地位而一个鼻孔出气。有位家境富裕的亲戚千方百计保持距离。没有人喜欢他，但他们都敬重他，不停地提起他。家中的成员会仔细分析他每年出于责任而寄来的圣诞卡片，讨论照片中他那些渐渐长大的孩子的样貌，以及背景里他家房子的大小，那犹如一种无声的炫耀。我在这种家人间的评头论足中长大，因此，在我发觉自己脱离了他们的视线范围前，是他们决定了我胆小谨慎的个性。 　　但不管怎样总还有艾米丽，我的伙伴，有几年，她差不多就住在隔壁。我们的童年很相似，我们的父母不是各奔东西就是不足为靠。但她的家庭生活，我猜，比我的更糟—她父亲的生意从不稳定，他们一家人时时活在他火爆脾气的威胁下。他的妻子屈从于他的淫威。从艾米丽告诉我的只字片语中，我得知他喜欢惩罚人。连登门拜访的大人在他旁边也向来觉得惶惶不安。只有小孩子，当他们暂时到家里来参加生日聚会时，才喜欢他阴晴不定的举止和态度。他会大摇大摆地走过来，给我们讲些好笑的事，然后把我们推入游泳池。艾米丽提心吊胆地在他跟前，即便当他抓住她的肩膀，慈爱地搂着她，让她陪他跳舞时亦然，她光着的脚在他鞋上保持平衡。
　　她父亲多数时候在外地工作，或只是消失不见。没有一张能让艾米丽仰赖的可靠的地图，所以我猜她是凭空创造了自己。她有一颗自由的灵魂，一种令我心仪的野性，纵使她不惜冒险投入种种奇特刺激的活动。最后，幸运的是，艾米丽的祖母出钱送她去了印度南方一所寄宿学校，从而让她得以远离她的父亲。我想念她。当她暑假回来时，我见到她的机会不多，她在锡兰电话公司觅得一份临时的暑期工。每天早晨，公司的小轿车来接她，下班后，老板维泽巴呼先生会送她回来。维泽巴呼先生，她向我透露，被公认有三颗睾丸。
　　真正让我们两个走到一起、比任何人都亲密的是艾米丽的唱片集，各种各样的人生和欲念被谱成有节奏的韵文，浓缩在两三分钟的歌里。采矿英雄、住在当铺楼上身患肺痨的女孩、淘金的人、著名的板球运动员，甚至是他们没有更多香蕉的事实。她认为我有点不切实际，她教我跳舞，教我在她摆动高举的手臂时揽住她的腰，教我跳起跃过沙发，用我们的重量让它倾斜向后翻倒。而后，她会突然远走，去上学，再次回到遥远的印度，杳无音讯，唯有几封给她母亲的信，信里她恳求通过比利时领事馆多寄些蛋糕去，她父亲坚持高声把信念出来，自豪地，让所有邻居都听见。
　　待艾米丽登上“奥朗兹号”时，我其实已有两年没见过她。现在，认出她之际，令人震惊的是，她更加出众了，面孔益发瘦削，让人感受到一种我以前不曾察觉的优雅气质。如今她十七岁，学校的教育，在我看来，破除了她身上的部分野性，但当她开口说话时，仍带有一点我喜欢的慢吞吞的腔调。当我在散步甲板从她身旁跑过时，她抓住我肩膀、让我陪她聊天的情景，为我在船上的两位新朋友中间建立了几分威望。但大多数时候，她明确表示，不希望被人到处跟着。对于这趟旅程，她有自己的安排……这是她抵达英国、完成最后两年学业前仅剩的几周自由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