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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大职业教育的内涵入手，分析了上海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的现实条件及主要矛盾，同时借鉴国际上一些成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思路及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职业教育体系 立交桥 上海
［作者简介］李宣海（1951- ），男，浙江东阳人，上海市教卫党委书记，教授，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教育党政管理和研究。（上海200003）
［课题项目］本文系2008年上海市教卫党委组织的调研课题“构建上海市大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主要成果，课题组组长：李宣海；执笔人：李宣海、吴强、许涛、陈嵩。
［中图分类号］G71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9）09-0005-03
一、大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
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强调，“办职业学校，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这些重要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大职业教育”观的本质是要改变单一、分割、封闭和孤立的职业教育体系，突出职业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开放性。通过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变为社会职业教育的无限性，把学校教育的封闭性变为与企业和社会联动的开放性，把职业教育各层次的分割性变为各层次教育的贯通性，把个人从业前的阶段学习转变为终身学习。大职教体系就职责而言，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任务，而应当是教育、劳动、行业企业等多部门、多领域的共同职责；就结构而言，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统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资源、生源和政策；就层次而言，职业教育发展应是初、中、高各层次间的有机衔接，形成比较完整的技术人才培养类型体系，实现从初等教育一直到技术本科乃至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等的多层次贯通的职业教育纵向体系。换言之，职业教育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
二、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的现实条件
目前，上海在全国率先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并有现实的需要。
1.上海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职业教育资源结构。据统计，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列入去年招生的有135所，在校生24万人；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规模普职比保持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7万人。上海新增沪籍劳动力总数中，60％以上是由职业院校输送的。上海中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分别位居全国前茅。同时，上海经批准的社会培训机构多达两千余个，行业、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职业培训机构，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138所，超过乡镇总数。
2.上海已具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雏形。（1）产学合作办学密切。建立和完善了行业、企业参与职业院校建设的工作机制。在政府层面，市教委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密合作，在上海大学生、中职生中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不断开发综合性的职业资格鉴定品种。在学校层面，职业院校普遍建立了行业、企业参加的专业指导或教学改革的共同体，中高等职业教育在企事业单位建立的校外实习基地逾2000个。（2）民办教育、中外合作繁荣。上海职业教育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依托行业和企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办学新格局，中等职业教育有2所独立设置的境内外合作学校，16所学校与境外合作举办专业。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上海教育系统中是数量最多的，学历教育项目涉及近六十个专业，覆盖了电子电气、通讯信息、加工制造、贸易服务、旅游及广播影视等专业门类。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现有14所，年招生人数占高职招生总数的1/4以上。（3）职教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教学模式、订单培养、工学交替、“三明治”式教学、第二专科教育等大批教学改革项目获得用人单位普遍好评。（4）职教人事制度改革领先。上海在全国率先单列了高职教师的职称评审，专门成立了高职高专院校联合评议组，对高职教师进行学术技术能力评议，为建立具备双师特色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打下了基础。（5）中高职衔接渠道建立。上海高职院校连续十年招收三校生，使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进一步衔接。以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毕业证书就是三校生的最高学历层次，学生除了就业，基本没有在原职业方向连续求学的可能。高等职业教育的出现给三校生接受高等教育建立了通道，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每年有15000名三校生能升入高等学校学习。
3.上海高等职业教育的龙头地位初现。上海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通过近十年的发展，上海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快速增长，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人力资源库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2006年的统计，上海市每万人口高职在校生数为98人，在全国位列第三，高职在校生占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37.2%。目前，上海有53所高等教育机构举办高职高专教育。据2006年的统计，上海市高职高专院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生均图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等指标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上海高等职业教育已初步建立起一批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的专业。目前，上海市53所举办高职高专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共开设高职高专教育专业223种，960个专业点，其中第二、第三产业专业数的比例分别为23.3%和76.2%。高职高专院校已经成为上海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主要载体，连续几年的扩招任务绝大部分都由高职院校承担。上海在引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具有人才和智力优势，积极主动地为全国服务。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师资培训南方片基地、中国高职高专教学状态信息监控平台、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校长联会办公室均设在上海，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来自上海，教育部还委托上海制定了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三、国际上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大职业教育经验
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大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主要有：
1.通过政府力量和立法推动大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澳大利亚TAFE办学模式相当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澳大利亚政府规定只有取得TAFE证书才能从事相关专业的技术性工作，并且TAFE文凭证书既是就业的必备条件，又可与大学学位沟通。
2.各层次职业教育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相互贯通。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在原来大量开办大专层次的基础上，正在逐渐向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高移，并逐步形成一种发展趋势。德国高专的学生在学完主课阶段后，即可通过考试获得硕士（FH）学位，之后大多数选择就业，少数进入大学或通过联合培养以及出国留学的途径攻读博士学位；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高职的发展进行了专科学校改制和建立科技大学的变革。一方面，把一部分专科学校改为技术学院同时保留专科部，兼有专业教育及培养中级技术人才的功能；另一方面，把部分专科学校改制技术学院附设专科部，既配合技术人力提升的需求，也打通了技职教育体系的“瓶颈”，为专科生提供继续升入大学的机会，使“科技大学—技术学院—专科学校—职业学校”的教育渠道与普通教育的“大学—学院—高中”渠道并驾齐驱。
3.学分互通，多层分流，形成人才培养的立交机制。英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以国家统一制定的必修课核心单元与选修单元或模块课程，体现了课程设置的灵活性与针对性。同时，这类学校开设的学位课程、国家高级文凭与证书课程、高等教育文凭课程，以及其他专业资格高级课程等也都体现了人才培养的多层次、多规格；日本短期大学的任务是使学生获得职业与生活的必要知识与技能，学生学习两、三年后，可以直接就业，少部分也可升入对口四年制大学的三年级或高等专门学校就读。
4.实行校企合作办学。一些发达国家在实行校企合作办学方面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企业直接参与职业教育；另一种做法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来推动职业院校适应企业的需求。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有明确规定：企业不仅承担学生的培训任务与培训费用，每月还发给学生生活津贴，企业提供的经费占学生培养总经费的比例高达65％以上；澳大利亚政府按照行业与企业要求，制定国家职业资格框架、认证框架和培训标准，为职业院校提供适应企业要求的课程与教学内容，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5.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独立的专家评估体系，保证办学质量和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在大力发展的同时，为了保证办学质量，保证其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要求，必须建立评估体系，对办学机构的资质、教育教学质量、制定规范等进行权威性的评估。在英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中，专业组织与行业组织在课程设计、教材制定与审核、组织考试、证书制度等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澳大利亚TAFE专业课程的设计、教研和质量评估的职能都由州政府职能部门担负，使教考分离，体现了一级政府对TAFE办学模式的重视和支持。
四、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的现实需求与矛盾
上海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央对上海提出了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上海的人均GDP也已经跨上了一万美元的新台阶，城市发展正在从工业化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并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城市发展模式将从传统的投资拉动转向创新拉动，知识和人力资本成为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城市产业结构也迅速上移，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主导产业，先进工业迅速发展，传统制造业逐步退出上海，这就必然给上海职业教育发展，特别是大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带来历史性的机遇。
上海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对上海职业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一是上海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4.5年，相应地要求上海职业教育的重心应该由初中后分流逐步上移到高中后分流。二是职业教育模式要加快更新节奏，与产业升级步伐相协调，并适度超前。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做到各类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贯通，职业教育资源加速更新升级，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融为一体。由于这种转变难以在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下完成，因此必须加快构建大职业教育新体系。三是上海市民对子女教育的需求变化，越来越多的家长把接受完成高等教育作为子女其个人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目前上海要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依然存在三大分割的障碍：
1.职业教育管理分割。（1）教育内部与教育外部管理分割。一是教育与综合管理部门之间的分割。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主要在教育部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两家各自规划、分别管理。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训、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体系和就业培训体系等等，均前后分属两个部门管，管理的分割必然导致政策的分割，因此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在专业标准上缺乏衔接，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难以融通，职业学校资源和社会企业培训机构的资源缺乏共享。二是教育与行业部门之间的分割。上海职业教育均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导向的就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应当来自于行业，但目前上海乃至全国真正的行业还远远没有发展起来。上海下个阶段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人才？相关专业需要的规模数量多大？专业内部初中高技能人才的结构比例如何？这些问题没有行业来回答。职业院校办学无法摆脱“盲人摸象”的尴尬局面，还常常要受到用人部门对毕业生批评的诟诘。（2）职业教育内部管理分割。学历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往往由不同的教育部门管理，相关政策往往不配套。
2.职业教育资源分割。（1）教育内外部资源的分割。在资源整合方面，上海教育部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已经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了成果，下阶段在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方面也即将有新的统筹合作。然而，学校教育资源和社会职业教育资源分割的现象还依然没有改善：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及培训中心与社会职业教育资源之间没有融合，企业及社会事业单位向在校学生及社会培训人员提供培训岗位完全是自发的、朴素的，缺乏宏观层面的协调。（2）教育内部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资源之间条块分割。在学历教育的资源配置方面，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几乎隔绝。上海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从“九五”期间的520所调整到目前的100所左右，而同时期上海的高职教育却迅速发展，招生数从“十五”前期的1万余人上升到6万人，在校生总数达到17万。上海中等职业学校除日常经费以外，有着教育费附加8亿元左右的强力支撑。相对而言，不断扩大招生的高等职业教育全市每年经常性的专项经费才2000万元，大部分行业企业举办院校和民办院校全部靠学费维持教学活动。因此，许多高职院校放弃投资大的制造业专业，转办社会需求极不稳定的普文、普商类专业，造成专业的结构失衡。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两部分资源之间，界限非常“明晰”，学校资源也很少向社会开放。
3.职业教育领域分割。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没有参与职业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职业生涯设计应从普通中小学就开始，但整个教育缺乏制度上的设计，无法使职业教育资源与普通教育资源实现融通，不能辅助学生选择专业和挑选职业。职业教育的学生没有回到普通教育、完成复合型人才成长的通道。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之间完全是单向封闭的，普通教育的招生考试完全都是按照前面层次的普通教育毕业生要求来设计的，职业教育只能成为普通教育失败者的收纳箱。
上述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深层次的原因主要还是三大政策性障碍：一是法律障碍。首先，相关教育法规与公司法规脱节。在《职业教育法》中，鼓励企业举办、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要求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活动；而在《公司法》中没有规定企业的社会义务。所以，企业接纳学生实习与否全凭自愿，行业组织也没有义务向教育部门提供专门人才的需求信息。完整意义的校企合作缺乏法理基础。其次，在相关教育法规内部，把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彻底分离；把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分离，加剧了资源的分割。二是体制障碍。上海乃至全国的职业教育依然承载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主导干预为主的形式，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导致没有真正完整意义的职业教育整体推进。同时，中国的企业大多还处于市场化发展初期，现阶段缺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按照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资源一定是优化和集约化配置，所以职业教育资源整合的力度还要取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三是组织障碍。目前教育行政体制依然是中央集中管理体制。教育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之间的部际关系、教育部中高职教育管理的机构设置都成为地方职业教育管理效仿的模型，地方机构的设置及管理职能取决于国务院管理部门的组织构架。
五、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加快构建上海大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开放的视野、改革的精神、合作共赢的心态积极推进。
1.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的总体思路和重点。要以服务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为导向，尊重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突出以人为本和体制创新，破墙架桥，优化资源，拓展领域，强化功能，提升内涵。要在地方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以上海高等职业教育为重要突破口，探索构建构架六座“立交桥”为主体的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的上海大职业教育体系。
第一，架设中职与高职之间的立交桥。探索技能型人才贯通的培养模式和融通的管理机制，密切中高职联系，打通中高职资源共享渠道。
第二，架设高职教育与技术型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之间的立交桥。探索多层次高职教育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衔接模式。通过专科层次高职与技术型本科的专升本衔接，从中完成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向上延伸；联合大型企业，采用双元培养（学校与企业、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毕业论文与企业课题）模式，招收技术序列在职人员或技术型本科毕业生，培养专业硕士。
第三，架设技术教育与普通本科工程教育的立交桥。探索技术型人才与工程型人才的复合培养，为社会培养生产实践急需的现场工艺人才。试行工程技术类本科高校招收相关专业高职专科毕业生，通过技术教育与工程教育复合培养，探索两大教育体系的横向沟通，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资源共享、类型互补、层次交叉、培养模式创新的大学体系。探索专科高职院校专业师资到本科院校相应专业进行培训的相关制度。
第四，架设教育部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立交桥。增强教育部门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综合管理部门的协调和合作，统筹上海职业教育的发展。以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共建共享为下阶段工作重点，将职业教育的统筹协调进一步深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就业准入制度，增加行业对职业教育的指导。
第五，架设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立交桥。增强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联系，订单培养，产学合作，提升毕业生就业率。探索建立由政府搭台，建立校长企业家俱乐部，沟通信息，增进友谊，密切产学合作，提升教育界与经济界的互动和共赢。专科高职院校专业师资每5年到企业相应专业完成实践性培训，培训时间不低于200学时，掌握企业发展动态，提升双师素质。
第六，架设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的立交桥。打通职前职后教育培训资源的屏障，课程开放，学分累积，使职业教育资源效益最大化。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为契机，打通职前职后教育培训资源，课程开放，学分累积，使学校教育资源不仅为“接班人”培养服务，而且还要为“当班人”培训服务。
2.构建大职业教育的保障体系。第一，加强市职业教育联席会议的统筹作用。要打破管理体制的分割。加快构建学校与企业的战略联盟，使部门、行业、条块之间实现政策衔接、机制融合、资源共享，以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为载体，有效凝聚和整合各种资源力量，探索建立“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紧密合作”的运作机制。当前，最重要的统筹有四个方面：一是统筹规划。将学历职业教育、非学历职业培训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规划，使上海职业教育的规模、结构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二是统筹办学。在坚持政府举办职业教育的同时，统筹、协调和支持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企业和社会力量办学，形成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办学的多元办学格局。三是统筹资源。打破部门界限和学校类型界限，整合和利用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优化学校的布局结构。四是统筹政策制定和实施。如统筹招生就业制度、统筹专业设置、统筹经费筹措与使用，形成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
第二，加强职业教育相关部门的合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行业和企业要以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为载体，有效凝聚和整合各种资源力量，积极探索建立“优势互补、效益共享、风险共担、紧密合作”的运作机制。市教育部门内部要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加强统筹协调。当前，可在教委内实行职业教育联席制度，协调中职、高职、本科等教育的统一发展问题。今后条件成熟时可建立“职业教育综合管理处”，统筹中职教育、高职教育、技术本科教育与培训，为中职、高职、技术本科贯通排除体制性障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在职职工（包括务农人员）的继续教育、下岗工人转岗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的协调与管理，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培训制度，与教育部门一道共同实施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推动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融通，使教育体系和培训体系相互衔接沟通。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配合教育部门做好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的相关工作，推动相关政策、规定的落实，使部门、行业、条块之间实现政策衔接、机制融合、资源共享。
第三，增强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目前上海高职所获公共财政支持在全国范围而言是落后水平，而高职学费标准在全国居领先水平，但恰恰沪籍子女最多就读的是上海高职高专院校。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逐年增加高等职业教育专项经费”的要求，扩大高职专项投入，重点支持人才紧缺专业、艰苦行业的发展，支持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和职业院校基础条件建设。这样既提高了职业教育质量，也减轻了高职学生家长的部分经济压力。
第四，建立教育公共财政经费渠道流向行业办学、企业办学、民办职业院校的渠道。对民办高职院校，加大专项经费投入，通过政策及经费引导提升民办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对行业企业举办的公办高职院校给予一定的补贴，弥补工科类专业培养成本的不足。对城市发展紧缺并对全市高职内涵发展具有示范意义的项目,与行业和企业进行项目共建。
第五，逐步整合职教资源，打造上海职业教育集团。为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动，促进各类职业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互补，加快产学结合，集团化、连锁化成为上海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利益重组、资源整合是上海职教发展的战略选择。把各类资源有机整合，利用政策杠杆和市场机制，鼓励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公私之间、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之间打破界限，整合各类分散的职业教育资源，形成上海职业教育集团品牌。
［参考文献］
［1］马树超，郭扬.高等职业教育：跨越·转型·提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上海市教委职成处，等.上海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2004-2007）［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3］陈嵩.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分析及对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2）.
［关键词］大职业教育体系 立交桥 上海
［作者简介］李宣海（1951- ），男，浙江东阳人，上海市教卫党委书记，教授，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教育党政管理和研究。（上海200003）
［课题项目］本文系2008年上海市教卫党委组织的调研课题“构建上海市大职业教育体系研究”的主要成果，课题组组长：李宣海；执笔人：李宣海、吴强、许涛、陈嵩。
［中图分类号］G71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9）09-0005-03
一、大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
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强调，“办职业学校，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这些重要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大职业教育”观的本质是要改变单一、分割、封闭和孤立的职业教育体系，突出职业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开放性。通过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变为社会职业教育的无限性，把学校教育的封闭性变为与企业和社会联动的开放性，把职业教育各层次的分割性变为各层次教育的贯通性，把个人从业前的阶段学习转变为终身学习。大职教体系就职责而言，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任务，而应当是教育、劳动、行业企业等多部门、多领域的共同职责；就结构而言，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统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资源、生源和政策；就层次而言，职业教育发展应是初、中、高各层次间的有机衔接，形成比较完整的技术人才培养类型体系，实现从初等教育一直到技术本科乃至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等的多层次贯通的职业教育纵向体系。换言之，职业教育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
二、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的现实条件
目前，上海在全国率先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并有现实的需要。
1.上海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职业教育资源结构。据统计，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列入去年招生的有135所，在校生24万人；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规模普职比保持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7万人。上海新增沪籍劳动力总数中，60％以上是由职业院校输送的。上海中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分别位居全国前茅。同时，上海经批准的社会培训机构多达两千余个，行业、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职业培训机构，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138所，超过乡镇总数。
2.上海已具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雏形。（1）产学合作办学密切。建立和完善了行业、企业参与职业院校建设的工作机制。在政府层面，市教委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密合作，在上海大学生、中职生中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不断开发综合性的职业资格鉴定品种。在学校层面，职业院校普遍建立了行业、企业参加的专业指导或教学改革的共同体，中高等职业教育在企事业单位建立的校外实习基地逾2000个。（2）民办教育、中外合作繁荣。上海职业教育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依托行业和企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办学新格局，中等职业教育有2所独立设置的境内外合作学校，16所学校与境外合作举办专业。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上海教育系统中是数量最多的，学历教育项目涉及近六十个专业，覆盖了电子电气、通讯信息、加工制造、贸易服务、旅游及广播影视等专业门类。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现有14所，年招生人数占高职招生总数的1/4以上。（3）职教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教学模式、订单培养、工学交替、“三明治”式教学、第二专科教育等大批教学改革项目获得用人单位普遍好评。（4）职教人事制度改革领先。上海在全国率先单列了高职教师的职称评审，专门成立了高职高专院校联合评议组，对高职教师进行学术技术能力评议，为建立具备双师特色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打下了基础。（5）中高职衔接渠道建立。上海高职院校连续十年招收三校生，使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进一步衔接。以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毕业证书就是三校生的最高学历层次，学生除了就业，基本没有在原职业方向连续求学的可能。高等职业教育的出现给三校生接受高等教育建立了通道，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每年有15000名三校生能升入高等学校学习。
3.上海高等职业教育的龙头地位初现。上海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通过近十年的发展，上海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快速增长，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人力资源库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据2006年的统计，上海市每万人口高职在校生数为98人，在全国位列第三，高职在校生占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37.2%。目前，上海有53所高等教育机构举办高职高专教育。据2006年的统计，上海市高职高专院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生均图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等指标均在全国名列前茅。上海高等职业教育已初步建立起一批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的专业。目前，上海市53所举办高职高专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共开设高职高专教育专业223种，960个专业点，其中第二、第三产业专业数的比例分别为23.3%和76.2%。高职高专院校已经成为上海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主要载体，连续几年的扩招任务绝大部分都由高职院校承担。上海在引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具有人才和智力优势，积极主动地为全国服务。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师资培训南方片基地、中国高职高专教学状态信息监控平台、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校长联会办公室均设在上海，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来自上海，教育部还委托上海制定了全国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三、国际上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大职业教育经验
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大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主要有：
1.通过政府力量和立法推动大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澳大利亚TAFE办学模式相当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澳大利亚政府规定只有取得TAFE证书才能从事相关专业的技术性工作，并且TAFE文凭证书既是就业的必备条件，又可与大学学位沟通。
2.各层次职业教育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相互贯通。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在原来大量开办大专层次的基础上，正在逐渐向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高移，并逐步形成一种发展趋势。德国高专的学生在学完主课阶段后，即可通过考试获得硕士（FH）学位，之后大多数选择就业，少数进入大学或通过联合培养以及出国留学的途径攻读博士学位；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高职的发展进行了专科学校改制和建立科技大学的变革。一方面，把一部分专科学校改为技术学院同时保留专科部，兼有专业教育及培养中级技术人才的功能；另一方面，把部分专科学校改制技术学院附设专科部，既配合技术人力提升的需求，也打通了技职教育体系的“瓶颈”，为专科生提供继续升入大学的机会，使“科技大学—技术学院—专科学校—职业学校”的教育渠道与普通教育的“大学—学院—高中”渠道并驾齐驱。
3.学分互通，多层分流，形成人才培养的立交机制。英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以国家统一制定的必修课核心单元与选修单元或模块课程，体现了课程设置的灵活性与针对性。同时，这类学校开设的学位课程、国家高级文凭与证书课程、高等教育文凭课程，以及其他专业资格高级课程等也都体现了人才培养的多层次、多规格；日本短期大学的任务是使学生获得职业与生活的必要知识与技能，学生学习两、三年后，可以直接就业，少部分也可升入对口四年制大学的三年级或高等专门学校就读。
4.实行校企合作办学。一些发达国家在实行校企合作办学方面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企业直接参与职业教育；另一种做法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来推动职业院校适应企业的需求。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有明确规定：企业不仅承担学生的培训任务与培训费用，每月还发给学生生活津贴，企业提供的经费占学生培养总经费的比例高达65％以上；澳大利亚政府按照行业与企业要求，制定国家职业资格框架、认证框架和培训标准，为职业院校提供适应企业要求的课程与教学内容，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5.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独立的专家评估体系，保证办学质量和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在大力发展的同时，为了保证办学质量，保证其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要求，必须建立评估体系，对办学机构的资质、教育教学质量、制定规范等进行权威性的评估。在英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中，专业组织与行业组织在课程设计、教材制定与审核、组织考试、证书制度等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澳大利亚TAFE专业课程的设计、教研和质量评估的职能都由州政府职能部门担负，使教考分离，体现了一级政府对TAFE办学模式的重视和支持。
四、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的现实需求与矛盾
上海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央对上海提出了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上海的人均GDP也已经跨上了一万美元的新台阶，城市发展正在从工业化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并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城市发展模式将从传统的投资拉动转向创新拉动，知识和人力资本成为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城市产业结构也迅速上移，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主导产业，先进工业迅速发展，传统制造业逐步退出上海，这就必然给上海职业教育发展，特别是大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带来历史性的机遇。
上海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对上海职业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一是上海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4.5年，相应地要求上海职业教育的重心应该由初中后分流逐步上移到高中后分流。二是职业教育模式要加快更新节奏，与产业升级步伐相协调，并适度超前。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做到各类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贯通，职业教育资源加速更新升级，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融为一体。由于这种转变难以在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下完成，因此必须加快构建大职业教育新体系。三是上海市民对子女教育的需求变化，越来越多的家长把接受完成高等教育作为子女其个人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目前上海要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依然存在三大分割的障碍：
1.职业教育管理分割。（1）教育内部与教育外部管理分割。一是教育与综合管理部门之间的分割。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主要在教育部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两家各自规划、分别管理。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训、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体系和就业培训体系等等，均前后分属两个部门管，管理的分割必然导致政策的分割，因此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在专业标准上缺乏衔接，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难以融通，职业学校资源和社会企业培训机构的资源缺乏共享。二是教育与行业部门之间的分割。上海职业教育均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导向的就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应当来自于行业，但目前上海乃至全国真正的行业还远远没有发展起来。上海下个阶段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人才？相关专业需要的规模数量多大？专业内部初中高技能人才的结构比例如何？这些问题没有行业来回答。职业院校办学无法摆脱“盲人摸象”的尴尬局面，还常常要受到用人部门对毕业生批评的诟诘。（2）职业教育内部管理分割。学历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往往由不同的教育部门管理，相关政策往往不配套。
2.职业教育资源分割。（1）教育内外部资源的分割。在资源整合方面，上海教育部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已经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了成果，下阶段在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方面也即将有新的统筹合作。然而，学校教育资源和社会职业教育资源分割的现象还依然没有改善：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及培训中心与社会职业教育资源之间没有融合，企业及社会事业单位向在校学生及社会培训人员提供培训岗位完全是自发的、朴素的，缺乏宏观层面的协调。（2）教育内部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资源之间条块分割。在学历教育的资源配置方面，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几乎隔绝。上海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从“九五”期间的520所调整到目前的100所左右，而同时期上海的高职教育却迅速发展，招生数从“十五”前期的1万余人上升到6万人，在校生总数达到17万。上海中等职业学校除日常经费以外，有着教育费附加8亿元左右的强力支撑。相对而言，不断扩大招生的高等职业教育全市每年经常性的专项经费才2000万元，大部分行业企业举办院校和民办院校全部靠学费维持教学活动。因此，许多高职院校放弃投资大的制造业专业，转办社会需求极不稳定的普文、普商类专业，造成专业的结构失衡。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两部分资源之间，界限非常“明晰”，学校资源也很少向社会开放。
3.职业教育领域分割。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没有参与职业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职业生涯设计应从普通中小学就开始，但整个教育缺乏制度上的设计，无法使职业教育资源与普通教育资源实现融通，不能辅助学生选择专业和挑选职业。职业教育的学生没有回到普通教育、完成复合型人才成长的通道。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之间完全是单向封闭的，普通教育的招生考试完全都是按照前面层次的普通教育毕业生要求来设计的，职业教育只能成为普通教育失败者的收纳箱。
上述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深层次的原因主要还是三大政策性障碍：一是法律障碍。首先，相关教育法规与公司法规脱节。在《职业教育法》中，鼓励企业举办、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要求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活动；而在《公司法》中没有规定企业的社会义务。所以，企业接纳学生实习与否全凭自愿，行业组织也没有义务向教育部门提供专门人才的需求信息。完整意义的校企合作缺乏法理基础。其次，在相关教育法规内部，把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彻底分离；把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分离，加剧了资源的分割。二是体制障碍。上海乃至全国的职业教育依然承载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主导干预为主的形式，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导致没有真正完整意义的职业教育整体推进。同时，中国的企业大多还处于市场化发展初期，现阶段缺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按照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资源一定是优化和集约化配置，所以职业教育资源整合的力度还要取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三是组织障碍。目前教育行政体制依然是中央集中管理体制。教育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之间的部际关系、教育部中高职教育管理的机构设置都成为地方职业教育管理效仿的模型，地方机构的设置及管理职能取决于国务院管理部门的组织构架。
五、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加快构建上海大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开放的视野、改革的精神、合作共赢的心态积极推进。
1.构建大职业教育体系的总体思路和重点。要以服务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为导向，尊重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突出以人为本和体制创新，破墙架桥，优化资源，拓展领域，强化功能，提升内涵。要在地方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以上海高等职业教育为重要突破口，探索构建构架六座“立交桥”为主体的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的上海大职业教育体系。
第一，架设中职与高职之间的立交桥。探索技能型人才贯通的培养模式和融通的管理机制，密切中高职联系，打通中高职资源共享渠道。
第二，架设高职教育与技术型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之间的立交桥。探索多层次高职教育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衔接模式。通过专科层次高职与技术型本科的专升本衔接，从中完成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向上延伸；联合大型企业，采用双元培养（学校与企业、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毕业论文与企业课题）模式，招收技术序列在职人员或技术型本科毕业生，培养专业硕士。
第三，架设技术教育与普通本科工程教育的立交桥。探索技术型人才与工程型人才的复合培养，为社会培养生产实践急需的现场工艺人才。试行工程技术类本科高校招收相关专业高职专科毕业生，通过技术教育与工程教育复合培养，探索两大教育体系的横向沟通，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资源共享、类型互补、层次交叉、培养模式创新的大学体系。探索专科高职院校专业师资到本科院校相应专业进行培训的相关制度。
第四，架设教育部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立交桥。增强教育部门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综合管理部门的协调和合作，统筹上海职业教育的发展。以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共建共享为下阶段工作重点，将职业教育的统筹协调进一步深入。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就业准入制度，增加行业对职业教育的指导。
第五，架设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立交桥。增强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联系，订单培养，产学合作，提升毕业生就业率。探索建立由政府搭台，建立校长企业家俱乐部，沟通信息，增进友谊，密切产学合作，提升教育界与经济界的互动和共赢。专科高职院校专业师资每5年到企业相应专业完成实践性培训，培训时间不低于200学时，掌握企业发展动态，提升双师素质。
第六，架设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的立交桥。打通职前职后教育培训资源的屏障，课程开放，学分累积，使职业教育资源效益最大化。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为契机，打通职前职后教育培训资源，课程开放，学分累积，使学校教育资源不仅为“接班人”培养服务，而且还要为“当班人”培训服务。
2.构建大职业教育的保障体系。第一，加强市职业教育联席会议的统筹作用。要打破管理体制的分割。加快构建学校与企业的战略联盟，使部门、行业、条块之间实现政策衔接、机制融合、资源共享，以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为载体，有效凝聚和整合各种资源力量，探索建立“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紧密合作”的运作机制。当前，最重要的统筹有四个方面：一是统筹规划。将学历职业教育、非学历职业培训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规划，使上海职业教育的规模、结构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二是统筹办学。在坚持政府举办职业教育的同时，统筹、协调和支持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企业和社会力量办学，形成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办学的多元办学格局。三是统筹资源。打破部门界限和学校类型界限，整合和利用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优化学校的布局结构。四是统筹政策制定和实施。如统筹招生就业制度、统筹专业设置、统筹经费筹措与使用，形成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
第二，加强职业教育相关部门的合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行业和企业要以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为载体，有效凝聚和整合各种资源力量，积极探索建立“优势互补、效益共享、风险共担、紧密合作”的运作机制。市教育部门内部要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加强统筹协调。当前，可在教委内实行职业教育联席制度，协调中职、高职、本科等教育的统一发展问题。今后条件成熟时可建立“职业教育综合管理处”，统筹中职教育、高职教育、技术本科教育与培训，为中职、高职、技术本科贯通排除体制性障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在职职工（包括务农人员）的继续教育、下岗工人转岗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的协调与管理，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培训制度，与教育部门一道共同实施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推动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融通，使教育体系和培训体系相互衔接沟通。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配合教育部门做好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的相关工作，推动相关政策、规定的落实，使部门、行业、条块之间实现政策衔接、机制融合、资源共享。
第三，增强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目前上海高职所获公共财政支持在全国范围而言是落后水平，而高职学费标准在全国居领先水平，但恰恰沪籍子女最多就读的是上海高职高专院校。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逐年增加高等职业教育专项经费”的要求，扩大高职专项投入，重点支持人才紧缺专业、艰苦行业的发展，支持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和职业院校基础条件建设。这样既提高了职业教育质量，也减轻了高职学生家长的部分经济压力。
第四，建立教育公共财政经费渠道流向行业办学、企业办学、民办职业院校的渠道。对民办高职院校，加大专项经费投入，通过政策及经费引导提升民办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对行业企业举办的公办高职院校给予一定的补贴，弥补工科类专业培养成本的不足。对城市发展紧缺并对全市高职内涵发展具有示范意义的项目,与行业和企业进行项目共建。
第五，逐步整合职教资源，打造上海职业教育集团。为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动，促进各类职业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互补，加快产学结合，集团化、连锁化成为上海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利益重组、资源整合是上海职教发展的战略选择。把各类资源有机整合，利用政策杠杆和市场机制，鼓励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公私之间、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之间打破界限，整合各类分散的职业教育资源，形成上海职业教育集团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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