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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受到热烈欢迎之时,英国也向宋美龄发出了邀请。英国外相艾登向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保证,一定用最隆重的仪式来接待宋美龄。
一向矜持的英国绅士为何也仿照美国人做起了宋美龄的发烧友?
这有其缘由。此时英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即使单纯从英国的利害关系考虑,继续纵容日本为所欲为也会酿成严重恶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和遭受野蛮侵略的苦难,已经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终于促使英国当局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力邀宋美龄赴英国做国事访问,正是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加强友谊关系的一种姿态和行动。英国政府认为,不论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宋美龄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宋美龄出访英国,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是宋美龄对于是否访英,却迟迟未作决定。因为日本侵华以来英国的表现一直让人失望,所以她对英国人没有好感。
丘吉尔在1943年3月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他认为战争的进程应该是先打败德国,然后尽最后的努力来战胜日本,并说用不着使用对付德国的全部军队去“挽救”中国。在谈到战后秩序时,他说将由英、美、苏三大战胜国来商议世界组织的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庆政府对丘吉尔在讲话中将中国排除在战胜大国名单之外,并对中国使用“挽救”一词极度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
经过几番考虑之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
同年5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宋美龄立即告知蒋介石这一消息。
蒋介石主张宋美龄会见丘吉尔。同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国民党政府名义召见美国驻华代办,发表声明:“此次丘吉尔首相在华府期间,凡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遵照蒋介石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开始积极活动,以安排丘吉尔与宋美龄会面。
丘吉尔尽管行程紧张,也希望能与宋美龄谈谈,于是就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仍以“不適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词,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她是想在纽约会见丘吉尔。
对于这件事,宋美龄在见到顾维钧时作了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我在政治上没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赴华盛顿,丘吉尔因“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见面。
宋美龄拒绝在华盛顿会见丘吉尔,拒绝去英国,使英国很伤面子。
1943年7月间,为修复中英关系,宋子文出访伦敦。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千都没有到火车站迎接,这种轻慢中国的姿态,也许是一种报复表示。英国政府的如此反应,倒证明了宋美龄当初决策的正确。
摘编自《宋美龄的外交生涯》
一向矜持的英国绅士为何也仿照美国人做起了宋美龄的发烧友?
这有其缘由。此时英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即使单纯从英国的利害关系考虑,继续纵容日本为所欲为也会酿成严重恶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和遭受野蛮侵略的苦难,已经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终于促使英国当局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力邀宋美龄赴英国做国事访问,正是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加强友谊关系的一种姿态和行动。英国政府认为,不论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宋美龄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宋美龄出访英国,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是宋美龄对于是否访英,却迟迟未作决定。因为日本侵华以来英国的表现一直让人失望,所以她对英国人没有好感。
丘吉尔在1943年3月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他认为战争的进程应该是先打败德国,然后尽最后的努力来战胜日本,并说用不着使用对付德国的全部军队去“挽救”中国。在谈到战后秩序时,他说将由英、美、苏三大战胜国来商议世界组织的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庆政府对丘吉尔在讲话中将中国排除在战胜大国名单之外,并对中国使用“挽救”一词极度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
经过几番考虑之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
同年5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宋美龄立即告知蒋介石这一消息。
蒋介石主张宋美龄会见丘吉尔。同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国民党政府名义召见美国驻华代办,发表声明:“此次丘吉尔首相在华府期间,凡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遵照蒋介石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开始积极活动,以安排丘吉尔与宋美龄会面。
丘吉尔尽管行程紧张,也希望能与宋美龄谈谈,于是就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仍以“不適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词,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她是想在纽约会见丘吉尔。
对于这件事,宋美龄在见到顾维钧时作了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我在政治上没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赴华盛顿,丘吉尔因“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见面。
宋美龄拒绝在华盛顿会见丘吉尔,拒绝去英国,使英国很伤面子。
1943年7月间,为修复中英关系,宋子文出访伦敦。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千都没有到火车站迎接,这种轻慢中国的姿态,也许是一种报复表示。英国政府的如此反应,倒证明了宋美龄当初决策的正确。
摘编自《宋美龄的外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