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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版刻书法在唐代处于初创时期，尚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其主要应用于佛经和历书、阴阳杂说、字书等民间用书，书法艺术水平不高。唐代版刻书手也仅限于佛教徒和民间书手，文人士大夫较少参与。刻工则大多由原本善于镌刻图画的工匠担任。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唐代版刻书法对当时及后代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唐代；版刻书法；书手；刻工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仅就书法艺术而言，唐代是楷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期。法度森严、尽善尽美的唐楷无论在写本还是碑刻上，都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与之相反，以楷书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唐代版刻书法艺术水平却不尽如人意，这与它运用不久、技术欠佳不无关系。
因年代久远，保存到今天的唐代版刻书法作品已经很少，除去梵文作品，主要有以下几件：
1.1906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妙法莲华经》残卷，存《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和《无量寿佛品第十六》，共194行。黄麻纸，卷子，一纸。1952年日本版本学家长泽规矩也根据印本中有武则天制字，断为武周（684-705年）刻本。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2.1966年，在韩国东南部的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该经卷纸厚薄均匀，楮质，色黄。纸幅共长670厘米，高6.5厘米，上下单边，画有界线。由12纸组成，每纸刊经文行数不等，60行左右。每行6-9字不等，行高约5.4厘米。其中有武后制字四字。据考证，此经卷印制年代在704年至751年之间，且系在唐朝印制后传入新罗的。
该经版刻楷书行笔自由，不为法度所拘。部分字迹结体怪诞，似小儿所写，妙有佳趣。恰如雷德候先生所评：“荒率朴拙的字迹歪歪斜斜，分行不齐，却自有一种粗旷之美。”
3.敦煌出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SP.2）（图1）。该经卷由七纸连接，总长487.7厘米，匡高25.6厘米。卷前雕印扉画，长28.6厘米。扉画正中坐有正在说法的释迦牟尼佛，其前为瘦小的长老须菩提。周围及上空有护法天王、菩萨、飞天等近20人，人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扉画后之经文，共296行，每行18—20字不等，共计约5000字。卷末有“咸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语一行。该经为现知有确切纪年最早的版刻书法作品。1906—1908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劫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该作品以唐代写经体为之，首尾完整，字数众多，实为唐代版刻书法的代表作，可惜镌刻略差。
4.1975年，陕西西安西郊）台金机械厂工地唐墓出土《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该经高35厘米，宽35厘米。中心墨绘施彩图，图中菩萨正在抚慰作跪姿的女供养人。图四周刊咒经18行，咒经外围刊手印一匝。该经经文中存有南北朝以来佛经写本常用的俗体字和异体字。字迹细小，刊刻粗糙，仅得字形。刷印不匀，加之残缺严重，模糊不清。
5.1944年，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南近府河（锦江）北岸唐墓出土梵文《陀罗尼经》。该经匡内高31厘米，宽34厘米。匡外左侧刊汉文“成都府成都县口龙池坊□□□□近（匠）卞……印卖咒本□□□……”等字。中心刊出六臂菩萨坐于莲座上。围绕中心续刊咒经17行，咒经外围刊出菩萨和手印。据考，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成都始改称府，故此本刊刻年代当晚于757年。
6.敦煌出土《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历》（S.P.11/翟目8101）。该历日仅为一小残片，雕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字样。字样右边存八门图中的火门、风门、木门、金门方位。唐代宝应元年（762）以京兆府为上都，此件作品当是写、刻于宝应元年之后。其中“家”字连笔写成，为行书体，说明行书在唐代版刻书法中已经存在。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7.敦煌出土雕版《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S.P.6/G.8099）。该历日匡高24.8厘米，全长96厘米。四周镌有双边栏线。“具注历”是指内容有吉凶注记的历书，内容繁杂，字数众多且大小不一。该件作品书写拙劣，字体歪斜不匀，镌刻粗疏，应为民间书手所为。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8.敦煌出土《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S.P.10/翟目8100）。该历日高26厘米，宽8厘米。已残，仅存文字四行。首行墨书“如有人要借用了请知送回”等；第二行大号字体雕印“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第三行雕印“中和二年（882）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太岁壬寅”等；末行雕印“推南女九曜星图”等。版印字体宽博端庄，横细竖粗，具有典型的颜体特征。末行“图”字与颜真卿《祭侄文稿》里的该字形体神采非常接近。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作为雕版印刷重镇的成都，在宋代多使用颜体字，其渊源当始于唐朝。
9.敦煌出土《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该经文卷轴装，通高20.1厘米，全长150厘米。有字共55行。每行分上下句，中间空两字。上下无边栏。每句7—8字不等。全篇作韵文，文义浅显，通俗易懂。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楷法取欧阳率更早期《皇甫诞碑》风格，骨气劲峭，法度严整。镌刻刀法渐趋成熟，能够较为忠实反映原作。对本件作品的创作时间尚有争议，因为唐、五代各有一个圆鉴法师。唐圆鉴法师主要活动在8世纪中叶，《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当属于其坐化之后所镌刻。我们暂且存疑。
以上版刻书法作品，除去尚且存疑的最后一件，总的风格特征是粗糙拙劣，水平不高。《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九》注引《柳氏家训序》云：“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印纸浸染，不可尽晓”说明当时版刻作品质量不佳，与现存作品之艺术水平低下可互为印证。
唐代版刻书法的书写内容只限于民间所需要的历本、字书，以及佛、道经典，还有适合大众口味的诗歌零星篇章。代表正统思想的儒家经典尚不见木版梓行。而恰恰儒家经典才是官方最为需要的。这说明在唐代，版刻书法尚处于水平较低的状态，没有引起官方的足够重视和认可，尚不能作为文献传播的重要手段而被采用。因此，便限定了版刻书法书手身份大都是社会下层人民，官僚显贵或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较少参与。虽然唐代中书省、集贤殿院等设置书直及写御书手多人，这些书手大概不会去抄写民间流行之物的。 从现存唐代版刻书法作品来看，数量最多的是佛经，其次是历书。二者相比，历书质量更差，确是“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民间常用之物，书写水平又低，应该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民间书手所写。版刻佛经则是另一种情况。美国学者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谈道：“从中国发明印刷术开始起，直至20世纪止，在印刷术的悠久历史中，无论何种语文或在任何国家，其最初的印刷，几乎无不和神圣经典或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神圣艺术有关。中国最早的印刷，即为佛经和佛教图像。”中国佛教讲究佛、法、僧三宝供养，佛经、佛像都是礼敬对象，抄写佛经是作功德的手段之一。随着人们对佛经需求量的不断扩大，抄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根据有关文献，结合现存唐朝早期出现的版刻刷印佛像和佛经实物，“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的观点已被人们所共识，甚至有人提出“雕版印刷的发明者为僧侣”的观点。可见，佛教对版刻书法形成的促使作用是最为直接的。佛教徒抄经最为常用的写经体，不免成为版刻书法最早使用的书体。
佛教抄经，因师徒相授，且将前人抄写之经卷作为范本，所以字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某些固有特征，人们称这种抄写佛经的字体为“写经体”。写经体初始于晋代，随着时间推移，不免受时代书风影响，逐渐发展成既有共性特征又富个性色彩的多种面目。比如南北朝时期，写经体吸取北魏字体风格，形成一种笔画肥厚、结体方严的写经字体，我们称之为北魏写经体。北宋抄本《金粟山大藏经》，依然采用这种字体。至唐代，写经体与法度森严的楷书结合，又形成一种结体严谨、书写自由的书体，人们称之为唐代写经体。唐朝写经体具有较高艺术成就，启功先生在《唐人写经残卷跋》中评唐人写《妙法莲华经》残卷日“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欧、颜、褚，在鸣沙遗墨中实推上品。”
上述几件现存版刻佛经作品，大概是佛教徒用写经体所为。尤其是咸通九年（868）所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作为有最早纪年的版刻书法作品，从字形看，已完全具备唐代写经体的特征。但稍加品味，会感觉其精细程度且不说与纸本唐代写经体相去很远，与同样采用唐代写经体的、宋临安府贾官人经籍铺所刻《妙法莲华经》也是差距很大。原因在哪里呢？再加以仔细观察，会发现刻工并不是忠实照原形镌刻，比如转折处大都一刀而就，刀切痕迹明显：横画收笔处，亦是各种出现多种夸张形态（图2），不符合楷书书写的收笔规律。正是这种大刀阔斧的刀法，破坏了原稿的细腻与灵动。既然问题出在镌刻这道工序上，我们有必要对唐朝版刻书法的刻工进行探讨。
前文已述，随着版刻印刷术的起源，先有木刻版画，后有版刻书法。从上述版刻书法作品来看，大都和图画雕刻在一起。甚至一些历书残本，也是把字迹控制在图状的界格之内。这些图像大都镌刻流利、线条优美，作为其中代表的咸通九年（1868）刻《金刚经》前的版画，郑振铎评曰：“整个画面篇幅不大，而包含了许多人物，位置稳妥，一点没有拥挤之感。而且刀法谨严而工致，每个人物的表情都刻画得相当深刻，确是一幅完美无疵的木刻画，是相当成熟的作品。”可见，在《金刚经》版画镌刻之时，图画刀法已臻成熟。而此时的版刻书法刀法与之反差较大，是符合先有木刻版画后有版刻书法规律的。
在此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在咸通九年（868）以前，还没有出现专工于版刻刻字的匠人，文字镌刻由精于图画雕刻的刻工一并完成。这些刻工只是善于图画雕刻，并不识字，因此会出现版刻书法字迹雕刻唯求大概的情况。
唐代版刻书法，虽然在初创时期，但它的产生不仅像《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那样，对后世蜀地版刻书法风格起了先导作用，对同时代的写本书法也产生了影响。现存于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中，现有十多份带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字样的《金刚经》写本。如P.2094b《金刚经》（908）题记：“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出本内，抄得分数及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分也。”说明这些写本都是根据“西川过家真印本”或“西川印出本”抄写而来。此外，P.2184《金刚经》写本，卷尾题记中有“洛州巩县王大器重印”等语，可见也是根据印本传抄的。又京“生”字7号（B.7371）《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写本，末有：“特进试鸿胪卿大光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奉诏译，弟子王发愿雕印。”知此写本也是根据印本转录。不仅佛经如此，敦煌所出咸通二年（861）写本医书《新集备急炙经》（P.2675）末书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说明此写本系据李家印本转录者。
凡物之初，无不简陋。版刻书法在唐代处于初创时期，尚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其主要应用于佛经和历书、阴阳杂说、宇书等民间用书，书法艺术水平不高。唐代版刻书手也仅限于佛教徒和民间书手，文人士大夫较少参与。刻工则大多由原本善于镌刻图画的工匠担任。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唐代版刻书法对当时及后代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唐代；版刻书法；书手；刻工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仅就书法艺术而言，唐代是楷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期。法度森严、尽善尽美的唐楷无论在写本还是碑刻上，都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与之相反，以楷书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唐代版刻书法艺术水平却不尽如人意，这与它运用不久、技术欠佳不无关系。
因年代久远，保存到今天的唐代版刻书法作品已经很少，除去梵文作品，主要有以下几件：
1.1906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妙法莲华经》残卷，存《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和《无量寿佛品第十六》，共194行。黄麻纸，卷子，一纸。1952年日本版本学家长泽规矩也根据印本中有武则天制字，断为武周（684-705年）刻本。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2.1966年，在韩国东南部的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该经卷纸厚薄均匀，楮质，色黄。纸幅共长670厘米，高6.5厘米，上下单边，画有界线。由12纸组成，每纸刊经文行数不等，60行左右。每行6-9字不等，行高约5.4厘米。其中有武后制字四字。据考证，此经卷印制年代在704年至751年之间，且系在唐朝印制后传入新罗的。
该经版刻楷书行笔自由，不为法度所拘。部分字迹结体怪诞，似小儿所写，妙有佳趣。恰如雷德候先生所评：“荒率朴拙的字迹歪歪斜斜，分行不齐，却自有一种粗旷之美。”
3.敦煌出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SP.2）（图1）。该经卷由七纸连接，总长487.7厘米，匡高25.6厘米。卷前雕印扉画，长28.6厘米。扉画正中坐有正在说法的释迦牟尼佛，其前为瘦小的长老须菩提。周围及上空有护法天王、菩萨、飞天等近20人，人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扉画后之经文，共296行，每行18—20字不等，共计约5000字。卷末有“咸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语一行。该经为现知有确切纪年最早的版刻书法作品。1906—1908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劫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该作品以唐代写经体为之，首尾完整，字数众多，实为唐代版刻书法的代表作，可惜镌刻略差。
4.1975年，陕西西安西郊）台金机械厂工地唐墓出土《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该经高35厘米，宽35厘米。中心墨绘施彩图，图中菩萨正在抚慰作跪姿的女供养人。图四周刊咒经18行，咒经外围刊手印一匝。该经经文中存有南北朝以来佛经写本常用的俗体字和异体字。字迹细小，刊刻粗糙，仅得字形。刷印不匀，加之残缺严重，模糊不清。
5.1944年，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南近府河（锦江）北岸唐墓出土梵文《陀罗尼经》。该经匡内高31厘米，宽34厘米。匡外左侧刊汉文“成都府成都县口龙池坊□□□□近（匠）卞……印卖咒本□□□……”等字。中心刊出六臂菩萨坐于莲座上。围绕中心续刊咒经17行，咒经外围刊出菩萨和手印。据考，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成都始改称府，故此本刊刻年代当晚于757年。
6.敦煌出土《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历》（S.P.11/翟目8101）。该历日仅为一小残片，雕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字样。字样右边存八门图中的火门、风门、木门、金门方位。唐代宝应元年（762）以京兆府为上都，此件作品当是写、刻于宝应元年之后。其中“家”字连笔写成，为行书体，说明行书在唐代版刻书法中已经存在。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7.敦煌出土雕版《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S.P.6/G.8099）。该历日匡高24.8厘米，全长96厘米。四周镌有双边栏线。“具注历”是指内容有吉凶注记的历书，内容繁杂，字数众多且大小不一。该件作品书写拙劣，字体歪斜不匀，镌刻粗疏，应为民间书手所为。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8.敦煌出土《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S.P.10/翟目8100）。该历日高26厘米，宽8厘米。已残，仅存文字四行。首行墨书“如有人要借用了请知送回”等；第二行大号字体雕印“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第三行雕印“中和二年（882）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太岁壬寅”等；末行雕印“推南女九曜星图”等。版印字体宽博端庄，横细竖粗，具有典型的颜体特征。末行“图”字与颜真卿《祭侄文稿》里的该字形体神采非常接近。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作为雕版印刷重镇的成都，在宋代多使用颜体字，其渊源当始于唐朝。
9.敦煌出土《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该经文卷轴装，通高20.1厘米，全长150厘米。有字共55行。每行分上下句，中间空两字。上下无边栏。每句7—8字不等。全篇作韵文，文义浅显，通俗易懂。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楷法取欧阳率更早期《皇甫诞碑》风格，骨气劲峭，法度严整。镌刻刀法渐趋成熟，能够较为忠实反映原作。对本件作品的创作时间尚有争议，因为唐、五代各有一个圆鉴法师。唐圆鉴法师主要活动在8世纪中叶，《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当属于其坐化之后所镌刻。我们暂且存疑。
以上版刻书法作品，除去尚且存疑的最后一件，总的风格特征是粗糙拙劣，水平不高。《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九》注引《柳氏家训序》云：“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印纸浸染，不可尽晓”说明当时版刻作品质量不佳，与现存作品之艺术水平低下可互为印证。
唐代版刻书法的书写内容只限于民间所需要的历本、字书，以及佛、道经典，还有适合大众口味的诗歌零星篇章。代表正统思想的儒家经典尚不见木版梓行。而恰恰儒家经典才是官方最为需要的。这说明在唐代，版刻书法尚处于水平较低的状态，没有引起官方的足够重视和认可，尚不能作为文献传播的重要手段而被采用。因此，便限定了版刻书法书手身份大都是社会下层人民，官僚显贵或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较少参与。虽然唐代中书省、集贤殿院等设置书直及写御书手多人，这些书手大概不会去抄写民间流行之物的。 从现存唐代版刻书法作品来看，数量最多的是佛经，其次是历书。二者相比，历书质量更差，确是“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民间常用之物，书写水平又低，应该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民间书手所写。版刻佛经则是另一种情况。美国学者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谈道：“从中国发明印刷术开始起，直至20世纪止，在印刷术的悠久历史中，无论何种语文或在任何国家，其最初的印刷，几乎无不和神圣经典或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神圣艺术有关。中国最早的印刷，即为佛经和佛教图像。”中国佛教讲究佛、法、僧三宝供养，佛经、佛像都是礼敬对象，抄写佛经是作功德的手段之一。随着人们对佛经需求量的不断扩大，抄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根据有关文献，结合现存唐朝早期出现的版刻刷印佛像和佛经实物，“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的观点已被人们所共识，甚至有人提出“雕版印刷的发明者为僧侣”的观点。可见，佛教对版刻书法形成的促使作用是最为直接的。佛教徒抄经最为常用的写经体，不免成为版刻书法最早使用的书体。
佛教抄经，因师徒相授，且将前人抄写之经卷作为范本，所以字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某些固有特征，人们称这种抄写佛经的字体为“写经体”。写经体初始于晋代，随着时间推移，不免受时代书风影响，逐渐发展成既有共性特征又富个性色彩的多种面目。比如南北朝时期，写经体吸取北魏字体风格，形成一种笔画肥厚、结体方严的写经字体，我们称之为北魏写经体。北宋抄本《金粟山大藏经》，依然采用这种字体。至唐代，写经体与法度森严的楷书结合，又形成一种结体严谨、书写自由的书体，人们称之为唐代写经体。唐朝写经体具有较高艺术成就，启功先生在《唐人写经残卷跋》中评唐人写《妙法莲华经》残卷日“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欧、颜、褚，在鸣沙遗墨中实推上品。”
上述几件现存版刻佛经作品，大概是佛教徒用写经体所为。尤其是咸通九年（868）所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作为有最早纪年的版刻书法作品，从字形看，已完全具备唐代写经体的特征。但稍加品味，会感觉其精细程度且不说与纸本唐代写经体相去很远，与同样采用唐代写经体的、宋临安府贾官人经籍铺所刻《妙法莲华经》也是差距很大。原因在哪里呢？再加以仔细观察，会发现刻工并不是忠实照原形镌刻，比如转折处大都一刀而就，刀切痕迹明显：横画收笔处，亦是各种出现多种夸张形态（图2），不符合楷书书写的收笔规律。正是这种大刀阔斧的刀法，破坏了原稿的细腻与灵动。既然问题出在镌刻这道工序上，我们有必要对唐朝版刻书法的刻工进行探讨。
前文已述，随着版刻印刷术的起源，先有木刻版画，后有版刻书法。从上述版刻书法作品来看，大都和图画雕刻在一起。甚至一些历书残本，也是把字迹控制在图状的界格之内。这些图像大都镌刻流利、线条优美，作为其中代表的咸通九年（1868）刻《金刚经》前的版画，郑振铎评曰：“整个画面篇幅不大，而包含了许多人物，位置稳妥，一点没有拥挤之感。而且刀法谨严而工致，每个人物的表情都刻画得相当深刻，确是一幅完美无疵的木刻画，是相当成熟的作品。”可见，在《金刚经》版画镌刻之时，图画刀法已臻成熟。而此时的版刻书法刀法与之反差较大，是符合先有木刻版画后有版刻书法规律的。
在此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在咸通九年（868）以前，还没有出现专工于版刻刻字的匠人，文字镌刻由精于图画雕刻的刻工一并完成。这些刻工只是善于图画雕刻，并不识字，因此会出现版刻书法字迹雕刻唯求大概的情况。
唐代版刻书法，虽然在初创时期，但它的产生不仅像《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那样，对后世蜀地版刻书法风格起了先导作用，对同时代的写本书法也产生了影响。现存于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中，现有十多份带有“西川过家真印本”字样的《金刚经》写本。如P.2094b《金刚经》（908）题记：“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出本内，抄得分数及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分也。”说明这些写本都是根据“西川过家真印本”或“西川印出本”抄写而来。此外，P.2184《金刚经》写本，卷尾题记中有“洛州巩县王大器重印”等语，可见也是根据印本传抄的。又京“生”字7号（B.7371）《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写本，末有：“特进试鸿胪卿大光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奉诏译，弟子王发愿雕印。”知此写本也是根据印本转录。不仅佛经如此，敦煌所出咸通二年（861）写本医书《新集备急炙经》（P.2675）末书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说明此写本系据李家印本转录者。
凡物之初，无不简陋。版刻书法在唐代处于初创时期，尚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其主要应用于佛经和历书、阴阳杂说、宇书等民间用书，书法艺术水平不高。唐代版刻书手也仅限于佛教徒和民间书手，文人士大夫较少参与。刻工则大多由原本善于镌刻图画的工匠担任。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唐代版刻书法对当时及后代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