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刘锡鸿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驻英副使，而郭嵩焘则是首位驻英正使。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正式派出的最早驻外使节，他们走出了国门来到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亲身经历和感受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和文明，在两种不同文化的猛烈冲击和碰撞下刘锡鸿与郭嵩焘的思想均产生了某种变化，但副使刘锡鸿却与正使郭嵩焘之间有着极大的思想落差，对比而言，刘锡鸿的思想难逃保守的藩篱。
[关键词]刘锡鸿；郭嵩焘；思想；落差；对比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5-0189-03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在中国漫长的社会更替过程中，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地缘政治使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在近代以前，中国一直骄傲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在自己所创建的国际体系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正是这种辉煌的地位巩固了国人优越、骄傲的心态。“天朝上国、朝贡体系”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对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深信不疑。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却使中国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潮流中，接踵而来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条约制度取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国渐渐失去了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从中心地位沦落到边缘。面对着国际形势的巨变，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们表现出不同的面孔，面对西学到底该如何选择？有人开放，有人保守，有人抱残守缺，有人企图突破传统的束缚。总之，寻找国家强盛的出路，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旋律。本文所要研究的历史人物刘锡鸿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刘锡鸿又被历史的潮流推到风口浪尖上，一个保守的人却担当了一个近代化的角色——驻外公使。面对强烈的异质文明的冲击，刘锡鸿的思想发生了某些变化，但终难逃脱守旧的藩篱，而这一点从和其同时代的郭嵩焘对比中更为清晰。
刘锡鸿，广东番禺人，字云生。1848年考中举人，咸同之际，刘锡鸿入广西左江道张敬修幕，后随张敬修助剿太平军，攻克了广州东炮台，刘锡鸿的名声大震，时任河南团练大臣的毛昶熙“耳其名”邀其入营。 后郭嵩焘署广东巡抚，邀刘锡鸿等人，协助办理团练。1876年被授光禄寺少卿，与郭嵩焘出使英国，并被赏以二品顶戴，并任驻英副使，随后于1877年改派驻德公使，1878年被召回国，以后在京供职，著有《刘光禄遗稿》、《英轺私记》等。
郭嵩焘，1818年生于湖南湘阴县城西，晚年号玉池老人， 30岁中了进士，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幕曾国藩府下，因军功，于1858年由翰林而授编修，1863年5月任两淮盐运使，8月，署理广东巡抚，1866年辞职返里，之后在家八载，讲学著述。1875年郭嵩焘受命于福建按察使，后被任为出使英国大臣，次年8月，授礼部侍郎，由上海启程与刘锡鸿一起赴英并任正使。1878年兼任出使法国大臣，1879年回国，1889年编成《玉池老人自述》，1891年病逝，年74岁。
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刘锡鸿、郭嵩焘都是旧时代“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他们在经历上有着某种相同之处，早在出国之前两人就有过交道，而后又同时出使英国，郭嵩焘为正使，刘锡鸿为副使，是历史又一次将两人“绑”在了一起。虽然都生活在相同的时代，同为封建士大夫，而且有着共同出国的经历，但两人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有很大的落差。相对看来，刘锡鸿的思想保守，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对西学模仿的范围和态度在政治上的体现
历史的发展轨迹有时很诡异，没有人会想到，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却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遣使的出现，虽然早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公使就已经常驻北京，但中国由于朝贡体系的影响和对西方外交体制的误读，一直认为远涉重洋出使他国无异于流放，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符，所以中国在遣使方面迟迟没有作为。即使在外部世界已经走向了中国，新的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的态势下，中国仍企图固执地坚守在国际体系之外，然而历史却无情地打碎了这一空想。遣使已经成为当时摆在清政府面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最先走向世界，担当这一任务的就是郭嵩焘和刘锡鸿。虽然这个使团因为“马嘉理事件”肩负着去英国道歉的目的，但却成为中国近代正式派出驻外使节的开端，中国从此走进了国际大家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锡鸿、郭嵩焘二人来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耳濡目染西方的文化与文明，二人固有的思想认识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由于个体的差异，虽然刘锡鸿也在变，但在对西法的认识水平和理解的程度上却与郭嵩焘及时代的要求有着很大的落差。我们先从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开始分析：
1.向往——刘锡鸿对西方民主政体认识的顶点。虽然洋务运动打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但是在洋务派看来，西方的坚船炮利才是清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在他们眼中西方的长技就是枪炮和坚船，而对这种长技背后的政治文明，甚少关注。刘锡鸿在出使英国后体会到士绅主办、“官成之”、结合众人所论、“顺众志”的这种议会民主制的优越，甚至称赞英国政俗之美：“无残暴不仁之政”，国无游民，也没有闲官，这种不由自主的赞美和向往之情在其所著的日记中时有体现。可是，当结合到中国的实际时，他仍认为治国之本在纲常，在伦理，在人心，仍离不开传统的“本末观”。为此，他认为清政府现在必须要重视的问题是人心已失，“名教滥矣”的情况，正人心，正风气才是关键。
2.仿效——郭嵩焘对西方政体的认同。应该说郭嵩焘出国前就被李鸿章看好，觉得他是难得的洋务人才。而郭嵩焘对西方政体的认识也确实超越了当时的其他世人，当然包括刘锡鸿在内。置身在西方文明中的郭嵩焘无时不在反思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端。经过观察西方的政治情况，他总结道：“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西方各国大事，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其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1]（P198）后曾上书李鸿章强调现在清政府搞的自强运动是末节，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富强的根本，他言：“窃谓以为洋务当通筹全局，非可枝枝节节，泰西富强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机器恃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也。” [2]（P592）总之，在对西方政体的认识上，刘锡鸿与郭嵩焘的思想均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都承认这种体制的优越，郭嵩焘的思想曾一度突破了传统思想的范畴，企图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某种变革而达到自强，即使他没能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仅此一步就已经走到了时代的前头，就连李鸿章也说郭嵩焘有点急切和激进了。由此可见，刘锡鸿和郭嵩焘在对待西方政治体制上是有差别的，刘锡鸿仅停留在羡慕向往的层次，而郭嵩焘却达到企图效仿的水平。 二、对西学模仿的范围和态度在科技上的体现
1.修建铁路的态度。刘锡鸿在出使英国的途中就乘坐了火车，一度被火车的惊人速度所折服。而到英国之后他也认识到火车之便利也是英国富裕的主要原因，甚至感慨道“英人之富，宜矣”！但在思考和讨论中国是否应该修建铁路时，刘锡鸿却是一个积极的反对者。这突出表现在他回国后上奏的《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以身说法，用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反证铁路修建并不适合于中国，即使他承认铁路本身具有优越性。而他的理由无外乎是铁路的修建会破坏风水，惊动山川河流中的神灵，“自毁其险”，结果浪费了钱还帮助了敌人，这种言论好像他从来没有出过国一样，其思想的矛盾和反复性可见一斑。而郭嵩焘却是铁路修建的积极支持者，针对国内由于铁路修建遭致保守派诋毁而带来的轩然大波，他说道：“其铺张附和之一皆失其本旨而其议论混淆，是非例乱，终使所事无一能成，如今日铁路虚糜已甚，亦岂能有成功之望哉！”[2]（P695）言语中充满了悲观失望之意，从郭嵩焘的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的保守势力是多么强大，近代的中国每向前行进一步都是举步维艰，蹒跚而行。
2.对制造轮船的态度。刘锡鸿一直认为中国人作战的长处在陆地而非海上，所以更应该画地为牢，没有必要“避长就短”非要发展海上实力。即使他承认制造轮船的益处，甚至也承认“事理无穷”，应该根据时势进行调整，但就是在这种思路下，中国的“时势”却不允许购办轮船和开局自制，因为他认为这些都解决不了中国落后的问题，只有依靠重整的民心才是所恃的根本。比较看来，郭嵩焘却积极支持建造轮船，有着与刘锡鸿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造船、制器等方面应该效仿洋人，令沿海商人开机器局[3]（P340）。他认为：“中国多一船即多一船之益，各海岸多一船亦即多一船之防。西洋各国置备兵船，多或数百，少或数十，商贾轮船必数倍之，贫富强弱之势即于此分。”[3]（P341）由此可见，虽然有着共同了解西学的机会，但刘锡鸿和郭嵩焘的思想还真有落差，刘锡鸿无论怎么变，最后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脱离不了他固有的思想认识。
三、对西学模仿的范围和态度在经济上的体现
1.对发展商业的态度。刘锡鸿一向认为商人自己“不能生物”，却夺他人的口食，商人用一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百姓令其消费，他坚信在商贾集中的地方，当地的人们会更加贫穷，而商贾却富了自己。因此他认为，如果商人过多，天下会因此而纷然大乱[4]（P230）。即使在出使英国期间他已承认：“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懋迁之需”，甚至也认为英国富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5]（P192）。但他最终还是拿出他惯用的衡量标准坚持认为“中国之利在劝农，彼国之利在通商”，仍无法脱离“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的思想藩篱。而在这一点上郭嵩焘却与之有着较大的差别，郭嵩焘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在于依靠了民间商人，据此他提出了“富国必先富民”，“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等观点，并且进一步解释道：“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3]（P340）并在《条议海防事宜》提出：西洋各国，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通过向他们收税以济国用，是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3]（P341）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郭嵩焘在经济上基本突破了轻商的传统观念，而刘锡鸿仍拘泥于“重农轻商”的思想中不能自拔，两人的差异十分易见。
2.对近代化经济方式的态度。刘锡鸿根据自己在英国的见闻说到：英国的地形狭长且土地不丰腴，所以发展的方式只有“拓地通商”；而中国地大并物产丰富，所长在发展农业，坚持认为 “开源之计惟在于农”，因此“恤农贵农”才是“开源”之正法，是最根本的途径。与此同时正是因为现在财源已无可开，所以“节用”自是“富国之道”[4]（P243）。正是因为此立足点，他反对把开矿藏作为增加国家收入的方式，因为“矿藏是择地而出，所以获利不能悉均，采取既尽，滋生良难，终非久远之计”[4]（P244）。所以，刘锡鸿认为：“发展农圃、鱼樵、蚕桑、织牧这种生生不穷，随处具足之物，才是百姓生财之源。”[5]（P180）由此可见，他反对近代化的经济方式，仍然忠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相对来看，郭嵩焘的思想则略显开放，具有近代化的经济观念。他不但重视商业的发展，还极力主张应由国人自己建铁路、造船、开矿，尤其主张由商人自办新式企业，并鼓励商人同洋人竞争，以便分洋人之利“使商民皆能制备轮船以分其利，则国家之受益已多”[3]（P342）。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刘锡鸿的经济思想确实落后于郭嵩焘，属于保守主义者的行列。
通过比较视角下的剖析，我们看到作为那个历史时代的一个鲜活的个体面对时局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嬗变轨迹，而透过这个轨迹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大历史在小人物身上的写照。而这个小人物的特殊性就在于最早担任了近代化的角色，其思想的变与不变自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也许刘锡鸿只是千百万人中的一个，那么不正说明刘锡鸿“现象”具有普遍性吗？而这种普遍性不恰恰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种折射吗？历史选择了刘锡鸿作为碰撞的 “先锋”，而刘锡鸿就像一面镜子，透过他，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他所处的时代。不可否认，相对比之下，郭嵩焘的思想则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成为先觉者，郭嵩焘个人命运多舛，让我们看到了其走向世界的“挫择”，这不仅是郭嵩焘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民族悲剧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讲，刘锡鸿本应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小人物，也许该被淹没在历史的深处，但是历史却将其推到中西文化冲突的前台，更富戏剧性的是还给他找了个“于洋务颇有见地”的郭嵩焘做伴。无可否认，他和郭嵩焘的思想是有落差的，他们之间合作得并不愉快，他和郭嵩焘之间的抵牾不但葬送了郭嵩焘的政治生涯和超人的才华，也让自己永远无法摘掉保守落后的帽子。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机遇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善于把握机遇，改革开放，就能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找到一席之地，而封闭就意味着危机，意味着被时代所淘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能够自觉将自己纳入世界发展轨道的国家，才能更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永不止竭的创造动力，这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真谛。
[参考文献]
[1]张静.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2]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诗集[C]//沈云龙近代史资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
[3]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刘锡鸿.刘光禄遗稿[C]//沈云龙近代史资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
[5]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薄刚]
[关键词]刘锡鸿；郭嵩焘；思想；落差；对比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5-0189-03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在中国漫长的社会更替过程中，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地缘政治使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在近代以前，中国一直骄傲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在自己所创建的国际体系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正是这种辉煌的地位巩固了国人优越、骄傲的心态。“天朝上国、朝贡体系”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对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深信不疑。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却使中国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潮流中，接踵而来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条约制度取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国渐渐失去了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从中心地位沦落到边缘。面对着国际形势的巨变，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们表现出不同的面孔，面对西学到底该如何选择？有人开放，有人保守，有人抱残守缺，有人企图突破传统的束缚。总之，寻找国家强盛的出路，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旋律。本文所要研究的历史人物刘锡鸿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刘锡鸿又被历史的潮流推到风口浪尖上，一个保守的人却担当了一个近代化的角色——驻外公使。面对强烈的异质文明的冲击，刘锡鸿的思想发生了某些变化，但终难逃脱守旧的藩篱，而这一点从和其同时代的郭嵩焘对比中更为清晰。
刘锡鸿，广东番禺人，字云生。1848年考中举人，咸同之际，刘锡鸿入广西左江道张敬修幕，后随张敬修助剿太平军，攻克了广州东炮台，刘锡鸿的名声大震，时任河南团练大臣的毛昶熙“耳其名”邀其入营。 后郭嵩焘署广东巡抚，邀刘锡鸿等人，协助办理团练。1876年被授光禄寺少卿，与郭嵩焘出使英国，并被赏以二品顶戴，并任驻英副使，随后于1877年改派驻德公使，1878年被召回国，以后在京供职，著有《刘光禄遗稿》、《英轺私记》等。
郭嵩焘，1818年生于湖南湘阴县城西，晚年号玉池老人， 30岁中了进士，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幕曾国藩府下，因军功，于1858年由翰林而授编修，1863年5月任两淮盐运使，8月，署理广东巡抚，1866年辞职返里，之后在家八载，讲学著述。1875年郭嵩焘受命于福建按察使，后被任为出使英国大臣，次年8月，授礼部侍郎，由上海启程与刘锡鸿一起赴英并任正使。1878年兼任出使法国大臣，1879年回国，1889年编成《玉池老人自述》，1891年病逝，年74岁。
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刘锡鸿、郭嵩焘都是旧时代“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他们在经历上有着某种相同之处，早在出国之前两人就有过交道，而后又同时出使英国，郭嵩焘为正使，刘锡鸿为副使，是历史又一次将两人“绑”在了一起。虽然都生活在相同的时代，同为封建士大夫，而且有着共同出国的经历，但两人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有很大的落差。相对看来，刘锡鸿的思想保守，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对西学模仿的范围和态度在政治上的体现
历史的发展轨迹有时很诡异，没有人会想到，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却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遣使的出现，虽然早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公使就已经常驻北京，但中国由于朝贡体系的影响和对西方外交体制的误读，一直认为远涉重洋出使他国无异于流放，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符，所以中国在遣使方面迟迟没有作为。即使在外部世界已经走向了中国，新的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的态势下，中国仍企图固执地坚守在国际体系之外，然而历史却无情地打碎了这一空想。遣使已经成为当时摆在清政府面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最先走向世界，担当这一任务的就是郭嵩焘和刘锡鸿。虽然这个使团因为“马嘉理事件”肩负着去英国道歉的目的，但却成为中国近代正式派出驻外使节的开端，中国从此走进了国际大家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锡鸿、郭嵩焘二人来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耳濡目染西方的文化与文明，二人固有的思想认识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由于个体的差异，虽然刘锡鸿也在变，但在对西法的认识水平和理解的程度上却与郭嵩焘及时代的要求有着很大的落差。我们先从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开始分析：
1.向往——刘锡鸿对西方民主政体认识的顶点。虽然洋务运动打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但是在洋务派看来，西方的坚船炮利才是清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在他们眼中西方的长技就是枪炮和坚船，而对这种长技背后的政治文明，甚少关注。刘锡鸿在出使英国后体会到士绅主办、“官成之”、结合众人所论、“顺众志”的这种议会民主制的优越，甚至称赞英国政俗之美：“无残暴不仁之政”，国无游民，也没有闲官，这种不由自主的赞美和向往之情在其所著的日记中时有体现。可是，当结合到中国的实际时，他仍认为治国之本在纲常，在伦理，在人心，仍离不开传统的“本末观”。为此，他认为清政府现在必须要重视的问题是人心已失，“名教滥矣”的情况，正人心，正风气才是关键。
2.仿效——郭嵩焘对西方政体的认同。应该说郭嵩焘出国前就被李鸿章看好，觉得他是难得的洋务人才。而郭嵩焘对西方政体的认识也确实超越了当时的其他世人，当然包括刘锡鸿在内。置身在西方文明中的郭嵩焘无时不在反思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端。经过观察西方的政治情况，他总结道：“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西方各国大事，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其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1]（P198）后曾上书李鸿章强调现在清政府搞的自强运动是末节，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富强的根本，他言：“窃谓以为洋务当通筹全局，非可枝枝节节，泰西富强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机器恃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也。” [2]（P592）总之，在对西方政体的认识上，刘锡鸿与郭嵩焘的思想均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都承认这种体制的优越，郭嵩焘的思想曾一度突破了传统思想的范畴，企图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某种变革而达到自强，即使他没能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仅此一步就已经走到了时代的前头，就连李鸿章也说郭嵩焘有点急切和激进了。由此可见，刘锡鸿和郭嵩焘在对待西方政治体制上是有差别的，刘锡鸿仅停留在羡慕向往的层次，而郭嵩焘却达到企图效仿的水平。 二、对西学模仿的范围和态度在科技上的体现
1.修建铁路的态度。刘锡鸿在出使英国的途中就乘坐了火车，一度被火车的惊人速度所折服。而到英国之后他也认识到火车之便利也是英国富裕的主要原因，甚至感慨道“英人之富，宜矣”！但在思考和讨论中国是否应该修建铁路时，刘锡鸿却是一个积极的反对者。这突出表现在他回国后上奏的《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以身说法，用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反证铁路修建并不适合于中国，即使他承认铁路本身具有优越性。而他的理由无外乎是铁路的修建会破坏风水，惊动山川河流中的神灵，“自毁其险”，结果浪费了钱还帮助了敌人，这种言论好像他从来没有出过国一样，其思想的矛盾和反复性可见一斑。而郭嵩焘却是铁路修建的积极支持者，针对国内由于铁路修建遭致保守派诋毁而带来的轩然大波，他说道：“其铺张附和之一皆失其本旨而其议论混淆，是非例乱，终使所事无一能成，如今日铁路虚糜已甚，亦岂能有成功之望哉！”[2]（P695）言语中充满了悲观失望之意，从郭嵩焘的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的保守势力是多么强大，近代的中国每向前行进一步都是举步维艰，蹒跚而行。
2.对制造轮船的态度。刘锡鸿一直认为中国人作战的长处在陆地而非海上，所以更应该画地为牢，没有必要“避长就短”非要发展海上实力。即使他承认制造轮船的益处，甚至也承认“事理无穷”，应该根据时势进行调整，但就是在这种思路下，中国的“时势”却不允许购办轮船和开局自制，因为他认为这些都解决不了中国落后的问题，只有依靠重整的民心才是所恃的根本。比较看来，郭嵩焘却积极支持建造轮船，有着与刘锡鸿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造船、制器等方面应该效仿洋人，令沿海商人开机器局[3]（P340）。他认为：“中国多一船即多一船之益，各海岸多一船亦即多一船之防。西洋各国置备兵船，多或数百，少或数十，商贾轮船必数倍之，贫富强弱之势即于此分。”[3]（P341）由此可见，虽然有着共同了解西学的机会，但刘锡鸿和郭嵩焘的思想还真有落差，刘锡鸿无论怎么变，最后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脱离不了他固有的思想认识。
三、对西学模仿的范围和态度在经济上的体现
1.对发展商业的态度。刘锡鸿一向认为商人自己“不能生物”，却夺他人的口食，商人用一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百姓令其消费，他坚信在商贾集中的地方，当地的人们会更加贫穷，而商贾却富了自己。因此他认为，如果商人过多，天下会因此而纷然大乱[4]（P230）。即使在出使英国期间他已承认：“商贾周于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懋迁之需”，甚至也认为英国富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5]（P192）。但他最终还是拿出他惯用的衡量标准坚持认为“中国之利在劝农，彼国之利在通商”，仍无法脱离“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的思想藩篱。而在这一点上郭嵩焘却与之有着较大的差别，郭嵩焘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在于依靠了民间商人，据此他提出了“富国必先富民”，“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等观点，并且进一步解释道：“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3]（P340）并在《条议海防事宜》提出：西洋各国，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通过向他们收税以济国用，是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3]（P341）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郭嵩焘在经济上基本突破了轻商的传统观念，而刘锡鸿仍拘泥于“重农轻商”的思想中不能自拔，两人的差异十分易见。
2.对近代化经济方式的态度。刘锡鸿根据自己在英国的见闻说到：英国的地形狭长且土地不丰腴，所以发展的方式只有“拓地通商”；而中国地大并物产丰富，所长在发展农业，坚持认为 “开源之计惟在于农”，因此“恤农贵农”才是“开源”之正法，是最根本的途径。与此同时正是因为现在财源已无可开，所以“节用”自是“富国之道”[4]（P243）。正是因为此立足点，他反对把开矿藏作为增加国家收入的方式，因为“矿藏是择地而出，所以获利不能悉均，采取既尽，滋生良难，终非久远之计”[4]（P244）。所以，刘锡鸿认为：“发展农圃、鱼樵、蚕桑、织牧这种生生不穷，随处具足之物，才是百姓生财之源。”[5]（P180）由此可见，他反对近代化的经济方式，仍然忠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相对来看，郭嵩焘的思想则略显开放，具有近代化的经济观念。他不但重视商业的发展，还极力主张应由国人自己建铁路、造船、开矿，尤其主张由商人自办新式企业，并鼓励商人同洋人竞争，以便分洋人之利“使商民皆能制备轮船以分其利，则国家之受益已多”[3]（P342）。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刘锡鸿的经济思想确实落后于郭嵩焘，属于保守主义者的行列。
通过比较视角下的剖析，我们看到作为那个历史时代的一个鲜活的个体面对时局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嬗变轨迹，而透过这个轨迹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大历史在小人物身上的写照。而这个小人物的特殊性就在于最早担任了近代化的角色，其思想的变与不变自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也许刘锡鸿只是千百万人中的一个，那么不正说明刘锡鸿“现象”具有普遍性吗？而这种普遍性不恰恰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种折射吗？历史选择了刘锡鸿作为碰撞的 “先锋”，而刘锡鸿就像一面镜子，透过他，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他所处的时代。不可否认，相对比之下，郭嵩焘的思想则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成为先觉者，郭嵩焘个人命运多舛，让我们看到了其走向世界的“挫择”，这不仅是郭嵩焘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民族悲剧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讲，刘锡鸿本应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小人物，也许该被淹没在历史的深处，但是历史却将其推到中西文化冲突的前台，更富戏剧性的是还给他找了个“于洋务颇有见地”的郭嵩焘做伴。无可否认，他和郭嵩焘的思想是有落差的，他们之间合作得并不愉快，他和郭嵩焘之间的抵牾不但葬送了郭嵩焘的政治生涯和超人的才华，也让自己永远无法摘掉保守落后的帽子。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机遇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善于把握机遇，改革开放，就能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找到一席之地，而封闭就意味着危机，意味着被时代所淘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能够自觉将自己纳入世界发展轨道的国家，才能更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永不止竭的创造动力，这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真谛。
[参考文献]
[1]张静.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2]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诗集[C]//沈云龙近代史资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
[3]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刘锡鸿.刘光禄遗稿[C]//沈云龙近代史资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
[5]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