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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李春平的官场小说，将权力作为审视对象，透视当代中国官场中某些人的政治文化人格。这集中体现在其《我男人是县长》和《享受权力》两部中篇小说的创作上面。运用情境反讽揭示了政治生活中两种权力意识。
关键词 官场小说 政治文化人格 《我男人是县长》 《享受权力》 错误权力意识
〔中图分类号〕II06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3-0186-04
一
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王跃文《国画》的出版，中国文坛兴起了一股官场小说的热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股热潮，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是认为“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官场小说的特征体现为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深刻提示与批判上”，傅异星：《“现实”的迷局：官场小说突围的掣肘》，《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1期。即通过对官场生态与官场规则的叙述，展现当代政治生活中一种相当不正常的“官场伦理”。所谓“官场伦理”，指一种“不讲政治原则的、以实利性为核心准则”的政治伦理，何言宏：《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权力”焦虑》，《书屋》2002年第5期。这种政治伦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伦理”，以及以纯朴、清正为核心的“民间伦理”背道而驰。官场小说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就是通过刻画“官场伦理”对“人民伦理”和“民间伦理”的压抑，来批判中国当代政坛的“不正之风”。如《国画》就是描述朱怀镜通过贿赂等不正常手段来谋求个人的飞黄腾达，而《沧浪之水》则是叙述池大为如何放弃清正投入到官场的搏杀。这两部伤口都因为对“官场伦理”的深度提示，而成为官场小说的佼佼者。
李春平作为官场小说的一个实践者，有许多伤口也运用到这种叙事模式。如《一路飙升》对何建生和唐春山“非正常”升迁的描绘就是如此。然而本文更关注的是李春平另外一种官场小说类型，葛红兵将之称作“政治人格分析”小说，他说：“传统的官场小说又常常被称作‘黑幕小说’，现今又常常被称作‘反腐小说’，而李春平的小说并非如此，他摆脱了这个套路，它是把官场中的人也看做常态的人，把官场也看做是常态生活场，在其中渴望的是理解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逻辑，中国官场中人的政治人格内涵，最终上升到国民性批判的高度。”葛红兵：《李春平研究论丛序》，戴承元主编：《李春平研究论丛》，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在这类小说中，不是描述“官场伦理”对“人民伦理”和“民间伦理”的压抑，而是直接将权力作为一种对象来审视，并在这种审视中透视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人格。这类小说以长篇小说《步步高升》为开端，而写得最深刻的却是两部中篇，分别是写于2005年的《我男人是县长》和写于2006年的《享受权力》。
二
《我男人是县长》写的是一对原本清醒的夫妻由于在“权力”面前的迷失而走向腐败的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主要叙写了“我”在丈夫邱耀明升为县长后，由于在收礼和为朋友帮忙上的错误认识，最终陷于贪腐的故事。在刚开始时，“我们”是清醒的：“我和邱耀明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永远不会以权谋私，永远不会收受贿赂，也永远不会触及法律的底线。”可是，面对众多的送礼者，“我”开始习惯：“不习惯接收礼物，就不配做领导夫人。我们并不是喜欢别人送礼，我们更不会索要，而是无法抗拒。这是当今社会当领导的最大难处。你要彻底拒绝人家的好意，你就拒绝了工作，拒绝了关系，甚至拒绝了你的政治前程。”最终，“我们”收受的礼物越来越多，这让我们感到恐慌，然而更感到滋润：
我们两人在房间里笑了一回，有点恐慌，但心里还是感到很滋润。因为这些礼物，远远超出了权力本身的意义，那是人们对领导的一片忠诚和一份敬意，他们在无法通过其他手段来表达的时候，就只好通过实物来表达了。这就是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模式，也是任何当领导的人摆脱不了的一个现实。所以，这些礼物往往能让人感到做人的尊贵、做官的尊贵，特别是感到做一个好人的和做一个好官的尊贵。过分的清高，也就等于自轻自贱了。我对邱耀明说过，领导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要懂得在服务中享受服务的乐趣。如果只知道服务而不懂得享受服务的乐趣，那天底下就没有人愿意当官了。为什么世世代代都不愁当官的人，就因为当官是有乐趣的，而且其乐无穷。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场伦理”，看似有一定道理，其实是漠视了公权力的性质，因而与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这里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主人公由“永远不会以权谋私”到通过收受礼物的方式“享受服务乐趣”的坦然。有学者将这种贪腐思维称作“责任伦理”缺失思维：“许多官场小说中的人物在面对腐化和堕落时常常进行自我辩解，把自己的罪责归结于社会，以此消解由自我堕落引起的不安、焦虑和紧张。”陈兴伟：《新时期官场小说的叙事策略》，《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在其他官场小说中，这往往成为人们同情贪腐者的一个因素，而在这部小说中却揭示的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事实上，许多官员就是在这样一种“责任伦理”缺失的逻辑下，不自觉地走上了腐化的道路。
除“责任伦理”缺失外，《我男人是县长》还揭示了中国人政治生活中另外一种人格：好面子。好友刘慧的老公是工商局副局长，想当局长，请求“我”帮忙，并送给了“我”一枚戒指。“我”并非县委常委，本来这种事情与“我”无关，“我”也可以不帮。但是“我”转念一想：“作为县长老婆，我不能让刘慧觉得我是个办不了大事的人。如果她认为这个女人办事不行嘛，那我在她心里就死了。这似乎不是让她失望的问题，而是不能让她小看我。”在这样一种面子思维的推动下，“我”显然忘记了作为县长夫人的政治自觉，而是主动并且巧妙地利用了丈夫的关系，帮助刘慧的丈夫当上了局长。在此期间，“我”请求一个承包商免费为组织部长装修了房子。当一切完成之后，“我”受到了称赞。这个时候，不恰当地使用了公权力的“我”不仅没有丝毫的忐忑不安，反而沾沾自喜：“在我心里就只需要这些赞赏和褒奖。因为我是县长夫人，县长夫人就应当有县长夫人所具备的能力和能耐。就跟我男人邱耀明到哪里讲话都有一个固定的位子一样，我也应当有一个固定的位子。”
无论是“责任伦理”缺失导致的乱收礼品，还是由于好讲面子导致的不讲原则，“我”的过错都是由于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基本的自律。这与主动贪腐有量的区别，但本质是一样的。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讲人情的国度，这种贪腐往往难以发觉，需要特别的警觉才能够警醒。这也是小说的末尾，当“我”和丈夫都被双规的时候，“我”依然认为这是个误会的原因。小说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通过不自觉的贪腐者“我”对权力的叙述，深刻地刻画出中国政治生活中两种错误的权力意识。
三
《享受权力》主要叙述县长郑建勋对权力的看法。与《我男人是县长》一样，这部小说也是将权力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来关照，并通过这种关照描述出一种独特的权力意识。
比起《我男人是县长》的那对夫妇，郑建勋是一个多少有些政治建树的官员。他上任没有多久，就将无能的公安局长换掉，将缺乏开拓精神的农业局长换掉，使全县的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颇有能力的县长，对权力的认识却带有非常浓重的“官场伦理”色彩。小说开始不久，就叙述了郑建勋对权力的认识：
他琢磨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权力？原因就是权力的本身就是用来享受的。如果权力不用来享受，那么权力还有什么用呢？还有谁会喜欢权力？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就能概括权力的特质吗？那为什么总有不少人有了权力后又不能为人民服务呢？反正，郑建勋把权力看成了一种享受，在权力范围内的一切都看成了享受，独断专行是一种享受，发扬民主也是一种享受。
官场中的权力是公权力，是全体社会公众赋予官员的一种管理社会事务、稳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其基本的要义就是“为人民服务”。把权力的使用看成一种个人的享受，热衷于在对他人命运支配中的快感，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崇拜。在这样一种权力意识中，权力的掌握者注意的重心很大程度上在于权力所带来的利益。郑建勋就津津乐道于开会的位置和出行的高人一等：
郑建勋喜欢在工作中感受作为一个县长的威风与尊贵，这种威风与尊贵就是权力的滋味儿。比如，召开县长办公会和党委会的时候，他自然要坐在最显赫的位置。散场时，他是走在最前面的，后面紧跟着一串同僚。外出下乡和开会，他都要无一例外地带着秘书和司机。车停了，司机和秘书先下车，替他打开车门，最后下车的便是郑建勋。郑建勋在离开车身之后，秘书和司机才紧紧跟上去，秘书提着他的包，手里端着他随时要喝的茶杯。他觉得，当县长的，就是应当空着手，而秘书和司机就是应当为他提包，就是应当为他打开车门。
用政坛的流行语来说，郑建勋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行径。从行为后果来分析，注重于权力的享受，容易导致对官位的留恋，从而滋生“官本位”思想。关于这一点，作者后来在长篇小说《领导生活》中做了相当好的叙述。《领导生活》中写了一个圆滑的市委书记形象，与郑建勋一样，他也乐于享受前呼后拥的感觉，不同的是为了向省里发展，他追求平衡过渡，善于搞面子工作，工作停滞不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享受权力》其实揭示出了中国政坛一种非常典型的执政心态。持有这种心态，也许不会导致腐败，但显然不是一种健康的权力意识。从长远来看，“享受权力”容易滋生“官本位”意识，这同样是一种公权力的异化。
总而言之，无论是《我男人是县长》，还是《享受权力》，两部中篇小说描述的对象都是中国政坛的某种政治文化人格，甚而可以说是某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人格。这两部小说没有“官场伦理”与“人民伦理”“民间伦理”的激烈交锋，而是从权力意识这个角度，刻画出了几种典型的政治文化人格。其引人驻足沉思的艺术效果是相当强烈的。
四
作为两部优秀的中篇小说，《我男人是县长》和《享受权力》由于反讽技巧的运用，使其对政治文化人格的分析更显深刻。反讽是叙事文学经常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有话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模式反讽等诸种类别。本文主要介绍一下情境反讽。所谓情境反讽是指“提供一个情境来展示和暴露某人不自知和不自觉的状态”。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比如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自以为逃避了杀父娶母的命运，却反而一步步走进命运的圈套；他咒骂杀死拉伊俄斯王的凶手，但凶手事实上却是自己。在情境反讽中，读者知道事实的真相，被蒙在鼓里的是文本中的主人公。而被蒙在鼓里的主人公越盲目，反讽的效果就越好。从这个角度来衡量，《我男人是县长》和《享受权力》都是情境反讽的优秀之作。
我们先分析《我男人是县长》。在这部作品中，“我”和丈夫的行径，事实上已经构成了贪腐，可是“我”和丈夫却处于一种不自知状态。丈夫邱耀明被双规，罪名是受贿，数额达到百万元之巨，“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这些钱，怎么会从我们家里搜出来呢？真有那么多吗？真是我们家里的吗？我和邱耀明真的收过这些吗？我只能说，冤。我们从来不曾得罪谁，我们处处与人为善，我们处处为百姓利益想，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们？”事实上，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正是由于“我们”在人际交往中的缺乏自律，“我们”越是不得罪人，越是处处与人为善，越表明我们在合理的借口下大胆地受贿。在这里，“我”和丈夫邱耀明其实就处在一个受贿而不自知的处境。这是一种典型的情景反讽。所以，在小说的末尾，“我相信法律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坚信我男人邱耀明是党的好干部”时，这部小说的悲剧性是相当深的。一个人走到了贪腐的处境，竟然还不自知，由此可见其身上那种“责任伦理”淡泊的政治人格是何等普遍，而又何等的有害。作者也由此完成了从政治人格分析到政治人格批判的转换。用葛红兵的话说，就是“上升到国民性批判的高度”。
《享受权力》同样运用了情景反讽这一修辞手法。小说写有一天，郑建勋认为女秘书的头发太长，影响工作，于是强行将秘书的头发剪去。剪去后，对郑建勋有段心理描写：“郑建勋看到辛可欣齐肩的头发，很得意自己的杰作。他知道辛可欣是非常心爱这头长发的，也许除了他郑建勋，任何人都没有胆量给她剪掉。郑建勋心理美滋滋的，再一次体味到了权力的趣味。”当郑建勋心里畅快的时候，我想念读者已经注意到了他缺乏对下属的基本尊重。也许，中国的政治生态过于“往上看”而不是“往下看”，与郑建勋这种强势的领导密不可分吧。在这里，郑建勋心里的美滋滋，正说明他这个人不美。而他竟然缺乏基本的反省精神，这充分说明中国政坛此类政治文化人格的普遍性。与《我男人是县长》一样，《享受权力》也是通过这种情意反讽达到对“享受权力”的政治文化人格的批判的。
综上所述，《我男人是县长》和《享受权力》都是“政治人格分析”小说，这类小说的特点不在于描写官场规则，而在于描写某种官场文化。而两部中篇之所以写得深刻，与其所使用的情境反讽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情境反讽的运用，使得两部小说由政治文化人格分析走向了政治文化人格批判。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
关键词 官场小说 政治文化人格 《我男人是县长》 《享受权力》 错误权力意识
〔中图分类号〕II06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3-0186-04
一
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王跃文《国画》的出版，中国文坛兴起了一股官场小说的热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股热潮，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是认为“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官场小说的特征体现为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深刻提示与批判上”，傅异星：《“现实”的迷局：官场小说突围的掣肘》，《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1期。即通过对官场生态与官场规则的叙述，展现当代政治生活中一种相当不正常的“官场伦理”。所谓“官场伦理”，指一种“不讲政治原则的、以实利性为核心准则”的政治伦理，何言宏：《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权力”焦虑》，《书屋》2002年第5期。这种政治伦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伦理”，以及以纯朴、清正为核心的“民间伦理”背道而驰。官场小说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就是通过刻画“官场伦理”对“人民伦理”和“民间伦理”的压抑，来批判中国当代政坛的“不正之风”。如《国画》就是描述朱怀镜通过贿赂等不正常手段来谋求个人的飞黄腾达，而《沧浪之水》则是叙述池大为如何放弃清正投入到官场的搏杀。这两部伤口都因为对“官场伦理”的深度提示，而成为官场小说的佼佼者。
李春平作为官场小说的一个实践者，有许多伤口也运用到这种叙事模式。如《一路飙升》对何建生和唐春山“非正常”升迁的描绘就是如此。然而本文更关注的是李春平另外一种官场小说类型，葛红兵将之称作“政治人格分析”小说，他说：“传统的官场小说又常常被称作‘黑幕小说’，现今又常常被称作‘反腐小说’，而李春平的小说并非如此，他摆脱了这个套路，它是把官场中的人也看做常态的人，把官场也看做是常态生活场，在其中渴望的是理解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逻辑，中国官场中人的政治人格内涵，最终上升到国民性批判的高度。”葛红兵：《李春平研究论丛序》，戴承元主编：《李春平研究论丛》，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在这类小说中，不是描述“官场伦理”对“人民伦理”和“民间伦理”的压抑，而是直接将权力作为一种对象来审视，并在这种审视中透视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人格。这类小说以长篇小说《步步高升》为开端，而写得最深刻的却是两部中篇，分别是写于2005年的《我男人是县长》和写于2006年的《享受权力》。
二
《我男人是县长》写的是一对原本清醒的夫妻由于在“权力”面前的迷失而走向腐败的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主要叙写了“我”在丈夫邱耀明升为县长后，由于在收礼和为朋友帮忙上的错误认识，最终陷于贪腐的故事。在刚开始时，“我们”是清醒的：“我和邱耀明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永远不会以权谋私，永远不会收受贿赂，也永远不会触及法律的底线。”可是，面对众多的送礼者，“我”开始习惯：“不习惯接收礼物，就不配做领导夫人。我们并不是喜欢别人送礼，我们更不会索要，而是无法抗拒。这是当今社会当领导的最大难处。你要彻底拒绝人家的好意，你就拒绝了工作，拒绝了关系，甚至拒绝了你的政治前程。”最终，“我们”收受的礼物越来越多，这让我们感到恐慌，然而更感到滋润：
我们两人在房间里笑了一回，有点恐慌，但心里还是感到很滋润。因为这些礼物，远远超出了权力本身的意义，那是人们对领导的一片忠诚和一份敬意，他们在无法通过其他手段来表达的时候，就只好通过实物来表达了。这就是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模式，也是任何当领导的人摆脱不了的一个现实。所以，这些礼物往往能让人感到做人的尊贵、做官的尊贵，特别是感到做一个好人的和做一个好官的尊贵。过分的清高，也就等于自轻自贱了。我对邱耀明说过，领导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要懂得在服务中享受服务的乐趣。如果只知道服务而不懂得享受服务的乐趣，那天底下就没有人愿意当官了。为什么世世代代都不愁当官的人，就因为当官是有乐趣的，而且其乐无穷。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场伦理”，看似有一定道理，其实是漠视了公权力的性质，因而与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这里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主人公由“永远不会以权谋私”到通过收受礼物的方式“享受服务乐趣”的坦然。有学者将这种贪腐思维称作“责任伦理”缺失思维：“许多官场小说中的人物在面对腐化和堕落时常常进行自我辩解，把自己的罪责归结于社会，以此消解由自我堕落引起的不安、焦虑和紧张。”陈兴伟：《新时期官场小说的叙事策略》，《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在其他官场小说中，这往往成为人们同情贪腐者的一个因素，而在这部小说中却揭示的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事实上，许多官员就是在这样一种“责任伦理”缺失的逻辑下，不自觉地走上了腐化的道路。
除“责任伦理”缺失外，《我男人是县长》还揭示了中国人政治生活中另外一种人格：好面子。好友刘慧的老公是工商局副局长，想当局长，请求“我”帮忙，并送给了“我”一枚戒指。“我”并非县委常委，本来这种事情与“我”无关，“我”也可以不帮。但是“我”转念一想：“作为县长老婆，我不能让刘慧觉得我是个办不了大事的人。如果她认为这个女人办事不行嘛，那我在她心里就死了。这似乎不是让她失望的问题，而是不能让她小看我。”在这样一种面子思维的推动下，“我”显然忘记了作为县长夫人的政治自觉，而是主动并且巧妙地利用了丈夫的关系，帮助刘慧的丈夫当上了局长。在此期间，“我”请求一个承包商免费为组织部长装修了房子。当一切完成之后，“我”受到了称赞。这个时候，不恰当地使用了公权力的“我”不仅没有丝毫的忐忑不安，反而沾沾自喜：“在我心里就只需要这些赞赏和褒奖。因为我是县长夫人，县长夫人就应当有县长夫人所具备的能力和能耐。就跟我男人邱耀明到哪里讲话都有一个固定的位子一样，我也应当有一个固定的位子。”
无论是“责任伦理”缺失导致的乱收礼品，还是由于好讲面子导致的不讲原则，“我”的过错都是由于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基本的自律。这与主动贪腐有量的区别，但本质是一样的。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讲人情的国度，这种贪腐往往难以发觉，需要特别的警觉才能够警醒。这也是小说的末尾，当“我”和丈夫都被双规的时候，“我”依然认为这是个误会的原因。小说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通过不自觉的贪腐者“我”对权力的叙述，深刻地刻画出中国政治生活中两种错误的权力意识。
三
《享受权力》主要叙述县长郑建勋对权力的看法。与《我男人是县长》一样，这部小说也是将权力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来关照，并通过这种关照描述出一种独特的权力意识。
比起《我男人是县长》的那对夫妇，郑建勋是一个多少有些政治建树的官员。他上任没有多久，就将无能的公安局长换掉，将缺乏开拓精神的农业局长换掉，使全县的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颇有能力的县长，对权力的认识却带有非常浓重的“官场伦理”色彩。小说开始不久，就叙述了郑建勋对权力的认识：
他琢磨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权力？原因就是权力的本身就是用来享受的。如果权力不用来享受，那么权力还有什么用呢？还有谁会喜欢权力？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就能概括权力的特质吗？那为什么总有不少人有了权力后又不能为人民服务呢？反正，郑建勋把权力看成了一种享受，在权力范围内的一切都看成了享受，独断专行是一种享受，发扬民主也是一种享受。
官场中的权力是公权力，是全体社会公众赋予官员的一种管理社会事务、稳定社会秩序的权力，其基本的要义就是“为人民服务”。把权力的使用看成一种个人的享受，热衷于在对他人命运支配中的快感，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崇拜。在这样一种权力意识中，权力的掌握者注意的重心很大程度上在于权力所带来的利益。郑建勋就津津乐道于开会的位置和出行的高人一等：
郑建勋喜欢在工作中感受作为一个县长的威风与尊贵，这种威风与尊贵就是权力的滋味儿。比如，召开县长办公会和党委会的时候，他自然要坐在最显赫的位置。散场时，他是走在最前面的，后面紧跟着一串同僚。外出下乡和开会，他都要无一例外地带着秘书和司机。车停了，司机和秘书先下车，替他打开车门，最后下车的便是郑建勋。郑建勋在离开车身之后，秘书和司机才紧紧跟上去，秘书提着他的包，手里端着他随时要喝的茶杯。他觉得，当县长的，就是应当空着手，而秘书和司机就是应当为他提包，就是应当为他打开车门。
用政坛的流行语来说，郑建勋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行径。从行为后果来分析，注重于权力的享受，容易导致对官位的留恋，从而滋生“官本位”思想。关于这一点，作者后来在长篇小说《领导生活》中做了相当好的叙述。《领导生活》中写了一个圆滑的市委书记形象，与郑建勋一样，他也乐于享受前呼后拥的感觉，不同的是为了向省里发展，他追求平衡过渡，善于搞面子工作，工作停滞不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享受权力》其实揭示出了中国政坛一种非常典型的执政心态。持有这种心态，也许不会导致腐败，但显然不是一种健康的权力意识。从长远来看，“享受权力”容易滋生“官本位”意识，这同样是一种公权力的异化。
总而言之，无论是《我男人是县长》，还是《享受权力》，两部中篇小说描述的对象都是中国政坛的某种政治文化人格，甚而可以说是某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人格。这两部小说没有“官场伦理”与“人民伦理”“民间伦理”的激烈交锋，而是从权力意识这个角度，刻画出了几种典型的政治文化人格。其引人驻足沉思的艺术效果是相当强烈的。
四
作为两部优秀的中篇小说，《我男人是县长》和《享受权力》由于反讽技巧的运用，使其对政治文化人格的分析更显深刻。反讽是叙事文学经常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有话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模式反讽等诸种类别。本文主要介绍一下情境反讽。所谓情境反讽是指“提供一个情境来展示和暴露某人不自知和不自觉的状态”。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比如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自以为逃避了杀父娶母的命运，却反而一步步走进命运的圈套；他咒骂杀死拉伊俄斯王的凶手，但凶手事实上却是自己。在情境反讽中，读者知道事实的真相，被蒙在鼓里的是文本中的主人公。而被蒙在鼓里的主人公越盲目，反讽的效果就越好。从这个角度来衡量，《我男人是县长》和《享受权力》都是情境反讽的优秀之作。
我们先分析《我男人是县长》。在这部作品中，“我”和丈夫的行径，事实上已经构成了贪腐，可是“我”和丈夫却处于一种不自知状态。丈夫邱耀明被双规，罪名是受贿，数额达到百万元之巨，“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这些钱，怎么会从我们家里搜出来呢？真有那么多吗？真是我们家里的吗？我和邱耀明真的收过这些吗？我只能说，冤。我们从来不曾得罪谁，我们处处与人为善，我们处处为百姓利益想，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们？”事实上，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正是由于“我们”在人际交往中的缺乏自律，“我们”越是不得罪人，越是处处与人为善，越表明我们在合理的借口下大胆地受贿。在这里，“我”和丈夫邱耀明其实就处在一个受贿而不自知的处境。这是一种典型的情景反讽。所以，在小说的末尾，“我相信法律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坚信我男人邱耀明是党的好干部”时，这部小说的悲剧性是相当深的。一个人走到了贪腐的处境，竟然还不自知，由此可见其身上那种“责任伦理”淡泊的政治人格是何等普遍，而又何等的有害。作者也由此完成了从政治人格分析到政治人格批判的转换。用葛红兵的话说，就是“上升到国民性批判的高度”。
《享受权力》同样运用了情景反讽这一修辞手法。小说写有一天，郑建勋认为女秘书的头发太长，影响工作，于是强行将秘书的头发剪去。剪去后，对郑建勋有段心理描写：“郑建勋看到辛可欣齐肩的头发，很得意自己的杰作。他知道辛可欣是非常心爱这头长发的，也许除了他郑建勋，任何人都没有胆量给她剪掉。郑建勋心理美滋滋的，再一次体味到了权力的趣味。”当郑建勋心里畅快的时候，我想念读者已经注意到了他缺乏对下属的基本尊重。也许，中国的政治生态过于“往上看”而不是“往下看”，与郑建勋这种强势的领导密不可分吧。在这里，郑建勋心里的美滋滋，正说明他这个人不美。而他竟然缺乏基本的反省精神，这充分说明中国政坛此类政治文化人格的普遍性。与《我男人是县长》一样，《享受权力》也是通过这种情意反讽达到对“享受权力”的政治文化人格的批判的。
综上所述，《我男人是县长》和《享受权力》都是“政治人格分析”小说，这类小说的特点不在于描写官场规则，而在于描写某种官场文化。而两部中篇之所以写得深刻，与其所使用的情境反讽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情境反讽的运用，使得两部小说由政治文化人格分析走向了政治文化人格批判。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