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听众后面，我寻找
　　那唯一的听众
　　……
　　（《说话》）
　　这是寒烟的诗句，也是寒烟对于自我精神命运的清醒把握：孤独、无助之后的执着追寻。在当代中国的诗歌语境中，寒烟的写作是一个异数，她所发出的声音，像携带着钻头的钟声——带着审问和自我反省向人的灵魂深处钻探。她认为写诗是一场从自我开始的灵魂清算，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因此，她诗歌中极致的部分，不是靠修辞的推动，而是靠生命原有的气息，靠命运独特的际遇，靠那唯一的、不可取代也无人能取代的“命定性”来艰难养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寒烟是一位这个时代少有的“元诗人”。她整个的诗歌写作，是以行动的意志，而非以优雅的文化意义上的“作品”来与当下时代构成背离与批判的紧张关系。
　　一个时刻感受到灵魂困厄和疼痛的人，一个肉体与精神相互砥砺的人——寒烟在一个普遍缺血的时代保持对血性的颂扬，因为她要“以血的名义/在世间辨认高贵……”（《阿赫玛托娃》）。在以解构与修辞支撑的中国当代诗歌写作里，寒烟奇迹般地保持了与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精神的“骨头的相认”（《帕斯捷尔纳克》），这也注定了寒烟要以生命来喂养诗歌，要以苦难作为诗歌的肥料，要以生命的纯洁来触摸、探寻和保持灵魂的高贵——于是，我们看见寒烟生存的身影：“从拒绝开始，生活这样难以下咽……”（《茨维塔耶娃》）。在城市的边缘，在人群的底层，在物质的贫困里，在人生情感的困頓中，她不向世俗低头，不为物质出卖灵魂，不以修辞缓和内心的痛苦——她始终以批判的姿态指向时代、以自我的追问与反省去修补人性，她和着血泪咽下难以下咽的命运。
　　寒烟所葆有的诗歌观念，再一次显示出她不为环境所左右的执拗。她认为，不管诗歌的潮流如何变化，诗歌的基本价值尺度是不会变动的。诗歌必须忠于灵魂、审视灵魂，真正的诗写要对时代和自我人性做无情的追究，诗人是“为世界喊疼的人”。而寒烟依靠自己对痛苦的承担，在诗中缓和着时代的疼痛。她这种对自己的坚守，使她的写作与整个诗坛处在一种紧张的对峙之中。
　　寒烟绝对的诗歌观念和立场，我曾切身领教过。记得当年在一次颁奖后诗友聚会的交谈中，我那个时期的部分作品的写作方式，遭到了她毫不留情的批评——她认为我的那一部分作品跟风、与灵魂无关、把心交给了修辞，她不能容忍这样的写作发生在自己的朋友身上。她爽快耿直、无遮无拦、直来直去的发言态度，让我看见这个时代少有的真诚、透明，和因真诚、透明而生的可爱。
　　自那次颁奖会以后，我与寒烟再未谋面。2010年春天，她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给我发来她的多篇诗文近作——我看到的寒烟仍在坚守着她的精神高地，仍以受苦的方式试图为中国当代诗歌获取一个可靠的标准。只不过她怀疑、追问、批判的方向，更加自觉、深入地指向了自身的人性、内心和灵魂，更加强调独立承担的悲剧精神。在读完她的近作后，我写下了如下的笔记，至今还存在电脑里：“……在当下的诗歌环境和精神环境里读寒烟的作品，我感到了其特殊的分量和意义。她是当代不多见的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写作的诗人，而且，她已经拥有了自己自足的精神背景，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也是一个诗人开始成熟的标志……”
　　以香茶、红酒的状态和方式进入寒烟的诗歌，在我来说是不适合的。在人性残破、灵魂无着、智力与修辞充斥的时代精神氛围中，当你变得优美、雅致、幸福闪耀，或者身心轻飘飘、油腔滑调的时候，读寒烟的诗不啻为一种矫正，一种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