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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执教授予权”是一种认定审核执教申请者是否具备从事教学资质的权力。“托钵修会”和“教师行会”围绕执教资格授予权展开激烈斗争。教师行会以“二元权力理论”（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为武器，通过各种方式，将托钵修会的执教授予权，成功限制在神学领域，保证其对世俗学子的学位垄断。
关键词：执教授予权；执教资格；托钵修会；教师行会；中世纪大学
一、概念界定
“执教资格”的拉丁文通常表述是“docendiubiquelicentia”，其中的“docendi”本义为“讲课、教学”，也有“能力”之意[1]；“licentia”的基本词义为“权利”，内含“能力”之意与名词“facultas”词义相通[2]；“ubique”是个副词，有“各处”、“到处”的意思[3]。综上，执教资格（docendiubiquelicentia）指的是教会颁发给学人从事教学的行政许可（证），该证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有效力。
起初并没有官方的执教资格证，学人的执教资格主要由其老师决定，就像徒弟能否出山，由其师傅判断一样。中世纪开始出现了官方的执教资格证。[4]起初这种权力由大学所在城市的大教堂主教所垄断，彰显教会是正统教义的维护者。[5]
教师行会出现之后，学者即使从教会获得执教资格，也不是事实上的教师，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教师，必须得到教师行会的认可。自主招募成员和开除不合格成员，是一个行会最基本的权力，这一权力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得到法律的认可。[6]中世纪执教资格实行双元管理机制，一個人要想成为大学教师，既要获得教会的批准，又要得到教师行会的认可。
执教资格授予权（简称执教授予权）是执教资格中的关键。“执教授予权”是一种认定审核执教申请者是否具备从事教学资质的权力。地方主教、托钵修会，罗马教廷、教师行会等利益相关者围绕“执教授予权”展开搏斗。本文主要研究托钵修会和教师行会围绕执教授予权的斗争。
二、托钵修会及其教育理念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期，法国南部以图卢兹为中心流行着阿尔比教派（Albigenser）（又称卡塔尔派和“纯洁派”）。卡塔尔派的基本教义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神，一个是上帝创造的光明之神，一个是撒旦创造的黑暗之神。基督教会的使命就是将人的灵魂从黑暗之神中解放出来。要做到这点，教会必须放弃世俗的权利和财富，洁身自好。[7]随着城市化的兴起，教会的腐败更加严重。我们从罗马教廷屡次谴责地方教会在授予执教资格时的贪腐，可见一斑。托钵修会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起初的隐修士以宾尼迪克特（Benedictine）为代表，都选择远离尘嚣之地建立隐修院。托钵修会与此不同，他们把城市作为他们的活动中心，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灵魂，而且要用教学和布道拯救整个世界，因此也被视为思想骑士。[8]多明我会以教学和布道闻名于世，并且在这一点成为耶稣会（Jesuits）的先导。[9]
城市不仅是商品的集散地，也是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同时也是新思想（包括异端）的发祥地。这是托钵修会为什么把城市作为活动中心的原因。第一个托钵修会是方济各会（the Franciscans），其创始者是法兰西斯。他本是富家子弟，在一场大病之后，幡然醒悟，决心补赎以前的罪孽。他严格遵守上帝的嘱托不带钱袋、赤脚四处传经布道传道，将那些误入歧途的羔羊重新拉回上帝的怀抱。因为这类修士远离金钱，过着极端禁欲的生活，将乞讨作为一种修行方式，因此被称为托钵僧，这类团体就被称为托钵修会。这个团体的人并非正式教士，他们的传道并不正规，为了使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必须得到教会的批准。1209年英诺森三世批准了他们布道的请求。另一个托钵修会是多明我会（The Dominicans），其创始人是圣多明我，该修会于1216年得到诺留斯三世的批准。多名我会主要在上层社会传教，而方济各会主要在普通人群传教。这些修会有严密的组织，以及定期的全体会议。他们直接听命于教皇，是教皇忠诚的战士。
托钵修会之所以能得到罗马教廷的垂青，这和当时局势有关。此时罗马教廷正在军事上打击“纯洁派”这个异端。纯洁派之所以能在图卢兹广为流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提倡过一种禁欲生活，以此表达对当时教会腐败的不满。要从根本上打击以“纯洁派”为代表的异端，罗马教廷就必须占据道德高地，因此特别需要一批对教皇忠诚不二，在道德、行为和思想学识都超过异端的新一代基督徒和传教士。托钵修会应运而生，正好满足罗马教廷的政治需要。因此，托钵修会被罗马教廷视为其嫡系部队。这是为什么，在下面的斗争中，教皇支持修会教师的主要原因。
在大学刚刚出现不久，托钵修士就尾随而来。在教皇诺留斯（Honorius Ⅲ）的支持下，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早在1217年和1220年就在巴黎建立分会。[10][11]。这些分会不久后就成为欧洲最著名的神学教育机构。[12][13]中世纪多数知名学者都来自这两派，比如亚伯特·马格努（Albertus Magnus）、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艾克哈特（Eckhart）等都是多明我会会员；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邓斯·斯科特斯（Duns Scotus）、罗杰·培根（Roger Bacon），奥克姆（William of Occam）兼是方济各会的会员。
多明我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同异端学说作斗争，宣扬正统教义。从其成立之日起，它就热衷于学术研究。它最早的章程规定：每一所修道院都应该有自己的教师，并要求这些教师必须拥有四年神学学习的经历。[14][15]此条法令把每一个修道院都变成一所神学院。在修道院学校之外，他们还设立教区学校。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拥有自己“大学馆”（ studium generale），辖区内最聪明最有资质的修士将被选派到托钵修会自己的“大学馆”学习神学。这样，就建立一个包括教区学校、修道院学校和大学馆在内的教育系统。方济各会起初对教育并不热衷，认为学问和名利地位一样，都是浮华虚荣。但这种反智主义，并没有持续多久，方济各会也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的学校体系。修会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七艺”和“神学”，“七艺”是作为“神学”仆人存在。[16]修士只能在修会学校学习文学和哲学，而学习神学他们有选择的权力，可以在修士的“大学馆”学习，也可以到巴黎、牛津等大学学习。修会学校起初只对自己的修会成员开放，他的老师和学生都是修士，后来也对世俗人士人士开放。[17][18]这是大学和修会产生矛盾的关键之处。修士教师破坏了一个传统，即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中世纪在《沃尔姆斯条约》之后就开始出现两类教育：世俗教育和神学教育。以巴黎大学为代表世俗教师从事世俗教育，以修士为代表的从事神学教育。 起初，修士和巴黎大学的关系还不错，因为修士给巴黎学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宗教服务。比如做弥撒，洗礼、祷告和临终安抚等。修士使徒式的贫困，广泛传播福音，赢得了巴黎师生的好感。
基于和神学教师相同的宗教性格和使命，托钵修会一来到巴黎，就很自然要和巴黎神学部的教师取得联系。在英诺森三世的引荐下，多明我会得到了巴黎神学教师巴拉斯特（John of Barastre）的支持。在他的帮助下，多明我会在圣雅克（rue St-Jacque）弄到一个安身之所。它成为多明我会在巴黎的第一所学校，巴拉斯特在此学校给托钵修会开设讲座[19][20]，此举得到了教皇诺留斯三世（Honorius Ⅲ）的赞赏。[21][22]方济各会介入大学生活没有多明我会快，但不久，他也参与到大学神学教育中来，而且，得到了菲利普（Philip）和奥弗尼（William of Auvergne）两任执事长的支持[23]。
刚刚提到，托钵修会有自己的学校和教育体系，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到巴黎研究和学习？首先要清楚的是，修士来巴黎大学是研习神学的。巴黎的神学教育水平高而且时间长，我们知道阿巴拉尔那个时代，巴黎的神学就相当有名。相比较，托钵修会学校的建立要晚得多。修士学校系统的建立需要大量的神学教师，需要巴黎大学为他们培养师资。更为重要是，就算修士对巴黎大学在学术上别无所求，他们依然也会不请自来，因为巴黎大学是他们招募会员的重要目标。在修士眼里，巴黎大学的世俗教师就是异端，学费问题或者说劳动问题是世俗教师和修士教师矛盾的症结。世俗教师认为，一个人应该以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学费就是教师劳动的报酬。而托钵修会则认为，知识是上帝的礼物，不可买卖。
早在古希腊罗马，就有一种观念，凡是用来牟利的行为都不能称之为教育。[24]知识是美德，这是苏格拉底很有名的观点。所以，在当时，那些收取学费的教师被称为“智者”，他们被誉为智慧的娼妓。到中世纪，知识被神化为上帝的礼物，不可用来牟利。“所有知识归根到底来自上帝，为了上帝。”[25]在修士教师看来，大学教师就是古代智者的化身。因为托钵修会的教师在教学中并不收费，还可以向贫穷的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托钵修会的教师普遍学识高深，观点新颖，教学热情高涨，因而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学者进入修会学校。[26]
巴黎教师社团开始意识到，托钵修会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特洛伊木马“Greek gift”，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冷却下来。托钵修士极端禁欲的宗教文化和巴黎教师的世俗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三、托钵修会和教师行会的斗争
事实上，大学和修士的矛盾始于1229-1231年的大撤退（Great dispersion）。[27][28]1229年，巴黎大学几个学生在酒吧喝酒时和酒店老板争吵起来。在中世纪，学者和市民之间这样的纠纷，几乎每天都有，不过这次纠纷发展到后来成为一系列悲剧的开始，很多无辜的学生被暴民和士兵杀死。巴黎大学罢课抗议。[29]当罢课没有效果，巴黎大学宣布将大学解散6年。[30]事实上，这次罢课只持续了两年。
（一）1229-1253年，巴黎教师与修会教师交锋
在大学解散期间，托钵修士不仅没有和大学共进退，而是乘机扩张势力范围，许多学生被修士招募旗下。修士的第一份执教资格证也是在这段混乱期间获得。巴黎主教威廉·奥弗涅（ William of Auvergne）越过执事长直接授予多明我会修士罗兰·格雷蒙那（Roland of Cremona）执教资格证，格雷蒙那（在教皇的支持下）也因此获得巴黎大学第一个神学教席。[31][32]罗兰·格雷蒙那的就职礼（inceptio）是在世俗教师圣吉尔斯（John of St.Giles）主持下进行的。罗兰·格雷蒙那的教师身份能得到巴黎教师行会的承认，是因为此时巴黎大学的多数教师四处散开。[33][34]可能圣吉尔斯本人也觉得在巴黎大学最危难的时候，为修士举行执教礼很不妥当，于是在1230年的一场布道活动中加入多明我会。[35]第二年，亚历山大·黑尔斯（Alexander of Hales）也皈依托钵修会。方济各会通过策反的方式，获得巴黎大学第一个神学教席。[36][37]到1231年，巴黎大学的12个神学教席中，3个由托钵修会把持。也就是这3个神学教席成为托钵修会和大学此后发生一连串斗争的根源。托钵修会这种类似的不当行为，在巴黎大学大消散之后的20年一直都存在。可以想象，修士教师和世俗教师在行政官员选举、大学集会、教学及学位授予等方面产生了大量摩擦。不过没有证据显示，在1253年之前，巴黎世俗教师采取了任何正式的行动反对修会教师。
随着更多的修士在巴黎讲学，主教也开始履行其管理教学的职责。巴黎主教艾默里克·维雷（Aimeric of Veire）要求所有的人包括修士，在教学之前必须获得其颁发的执教资格，否则就是非法教学。巴黎主教希望藉此限制或者排挤修士。这里我们要注意，巴黎主教和托钵修会尽管都属于教会人士，但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系统。托钵修会到巴黎布道，就政治而言，侵蚀了主教布道的管辖权，就经济而言，减少了主教的收入。不过托钵修会的布道得到了教皇的特许，巴黎主教只好将怨恨隐含在心。直到1250年，这两个托钵修会都没有意愿到主教申请神学执教资格，其原因很有可能是他们有自己的执教资格标准。当然执事长也不会主动颁发执教资格给他们。[38]
巴黎主教拥有颁发执教资格的特权，他以修士没有执教资格，非法教学为由攻击修士。在这种情形之下，修士才开始申请执教资格。起初修士对学位不感兴趣，修士是为传道而不是为学位来到大学的。在传统的修士看来，世俗名利不过是过眼云烟。這里提醒一下，主教从来没有不准修士申请执教资格，是修士自己不愿意申请执教资格。在修士看来，到巴黎主教那里申请执教资格，意味着接受主教的管辖，也就意味着主教是他们的领导。托钵修士直属罗马教廷，只有罗马教皇才是它唯一的领导，因此修士并不愿意到主教那里申请执教资格。这给主教攻击修士提供了口舌。为了维护执教资格的合法性，也为了巴黎市区的稳定，1250年5月30日，教皇英诺森四世要求执事长不管修士是否向其申请，都应该授予修士执教资格，只要这个修士符合从教的资质[39][40][41]。英诺森三世在他的《对话录》中就这样表述：每一个有才智的人都应该教学，因为通过教学，可以把那些背离真理或道德的人引回正道。也就是说教师是上帝的引路人。[42][43] 我们知道，到1250年为止，巴黎教师行会已经通过控制学生，从而控制了所有学院的执教授予权。一个人要当神学教师，必须得到教师行会的推荐。不过当修士出现，特别是教皇英诺森四世要求执事长给予修士执教权，这就预示巴黎世俗教师即将失去对神学院执教资格的垄断权。这就预示着世俗教师和修士教师的斗争不可避免。
巴黎大学随即对英诺森三世的决定作出回应。1252年教师行会通过一项决议，其矛头直指修士教师。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44][45]
执教资格申请人必须是巴黎大学某个学院的学生，也就是说，某个修士想到大学学习，其所在的修会必须在巴黎拥有一个学院；学生要在大学认可的学院举行讲座；每一个学院只能拥有一个神学教席；学生在申请执教资格（证）之前，必须得到导师的准许并通过该学院举行的考试；不遵守上述法令者，驱逐出教师行会。
这样所有申请神学执教资格的学者，都必须通过巴黎大学这一关。章程通过控制神学教席的数量，以阻止托钵修士教师的大量涌入，从而保证世俗教师对神学院的掌控。显然这个法令是针对多明我会的，因为此时的多明我会拥有两个神学教席。尽管遭到多明我会的反对，这个决议还是在巴黎大学全体大会通过了。托钵修会教师和世俗教师之间的矛盾再次加深。
巴黎大学控制神学教席的数量，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1207年，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公元1160-1216年）应教师要求将巴黎大学的神学教席的数量限制在8个。[46][47][48][49]其目的是维护大学教师特别是神学教师的尊严，防止大学（神学）教师沦陷为下层阶级。
（二）1253-1259年，巴黎教师与修会教师矛盾升级
修士教师和世俗教师最激烈的冲突是在1253-1259年。1253年9月2日，巴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街头斗殴中被杀死，几个受了重伤的学者也被巴黎市政当局逮捕收监，这成为大学和巴黎市政又一次斗争的导火索。依照法律和传统，巴黎市政无权逮捕学生。[50]对此巴黎大学集体罢课以示抗议。多明我会报复世俗教师的机会来了。两名多明我会教师联合另一名方济各会教师，向大学提出，如果大学不恢复多明我会的另一个神学教席，三位修士教师将拒绝罢课。[51][52]1253年的骚乱事情，再次昭示了修士教师既想享受大学的特权又不愿意承担大学成员义务的企图。在和市政达成和解之后，巴黎教师行会不得不下决心解决它和修士之间的矛盾。到1253年为止，巴黎大学的神学博士，四分之三来自修会教士。[53][54]更为重要的是，托钵修会向大量的艺学部学生传教，诱惑他们加入修会。托钵修会最大的爱好就是向罗马教廷炫耀，又捕获了多少多少世俗学子。艺学部的学生一般也就14-21岁之间，很容易受到托钵修会的诱骗。事实上，当时大量的学生、学士和执教资格申请人都是修会成员，大量的世俗教师也皈依托钵修会。这样发展下去，巴黎大学可能很快就会沦为修会的神学院。巴黎大学在失去大量学生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大量的学费。这是一场事关世俗教师生存的危机。[55]
1253年4月，巴黎大学通过一项法令：任何加入教师行会或成为行会成员的学者，都必须在全体大会或者至少在本学院特别指派的3位教师面前，宣誓遵守大学章程；行使教皇授予的特权；保守大学秘密；遵守大学特定时间的罢课命令等。[56][57][58]因为世俗教师都是从艺学部获得学位的，在入学时就已在自己的导师和校长面前宣誓过；而修士是在修道院接受教育，没有艺学部的学历，因此也就没有对大学宣誓过。可以说这次大学通过的章程再次专门针对修士。在随后的几个月，方济各会同意服从大学章程。[59]而多明我会的两名教师布里托Bonushomo Brito 和 Elis Brnueti拒绝宣誓，因此被逐出教师行会并开出教籍。[60]
首先必须澄清，巴黎大学的世俗教师没有人否认修士从主教手中获得的执教资格及其教授神学的权利。大学所坚持的只是他们一直所拥有的，不可辨驳的权利——为管理成员制定大学章程的权利。大学有权将那些不遵守章程、行规和传统的成员驱逐出去。这其实就是大学自治的问题。由于已经接受国王和教皇赐予的大量特权，大学已经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的私人俱乐部。
修会即刻向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公元1243-1254年在位）上诉，与此同时，巴黎大学也派出代表前往罗马说明事情原委。很自然，托钵修会得到罗马教廷大力支持。在英诺森四世的干预之下，上述两名多明我会修士教师的教籍得以恢复。教皇1253年5月、7月和8月再三催促巴黎教师行会重新接纳上述三位修士教师[61]，这个要求被拒绝。为什么大学拒绝接纳修士教师？1254年，巴黎教师行会在一封致基督教世界高级教士的公开信中，讲述了双方的矛盾所在。[62][63]
在信中，大学世俗教师抱怨长期以来遭到托钵修会教师的欺压；这是修士逐步侵蚀世俗教师的权力才导致今天的后果。信中强调1252年大学章程限制修士教师和学校数量的必要性。据信中所记载，当时巴黎大学共有15名神学博士，其中3名是根据古老的主教座堂特权，无需大学认定的巴黎圣母院教士，余下的12位神学博士，有9位来自修会教士。
这样发展下去，巴黎教师很有可能失去对大学的控制。巴黎教师的这封公开信，得到英诺森四世的同情和理解。在1254年的7月、8月的信中，英诺森四世强调，大学章程应当得到遵守。同年11月21日，英诺森四世對托钵修会的布道，弥撒和临终安抚等特权作了限制。[64]看来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不过在英诺森四世去世后，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er IV，公元1254-1261年在位）上台，剧情逆转。
巴黎大学和罗马教廷长达半个世纪的同盟关系，到了亚历山大四世，开始破裂。1254年12月，亚历山大四世重新恢复托钵修士被限制的特权，并要求教师行会重新接纳2位修会教师，并终止所有针对修会的不友好举动。[65][66]而且，亚历山大四世对教师行会一直拥有的“执教礼”，这种事实上的执教授予权提出质疑。教皇使节甚至在某个周日早上的弥撒期间，宣布暂停学者的特权。[67][68]所有这些举措都不能迫使大学臣服。 1255年4月，亚历山大四世在著名的《新的光明之源》（Quasi lignum vitae）中提出一个方案：大学集体停课的决议必须由其所在系科2/3的教师投票通过才有效。[69][70][71]这个方案遭到巴黎教师的强烈反对。巴黎教师宣称教皇的教令为“死亡之源[cross of death（Quasi lignum mortis）]”而不是“新光明之源”[cross of life（Quasi lignum vitae）]。因为神学部（教会法学部）如果不包括托钵修士和教会修士，投票不可能超过2/3。[72][73]也意味着，大学的罢课权力——他们唯一的抵抗武器——将失去威力。罗马教皇发布诏书，要求大学在15天之内恢复两位多明会教师完整的大学成员身份，如敢违抗，所有教师行会成员都将被逐出教会。[74][75]这项教令由奥尔良（Orlean）和奥塞尔（Auxerre）主教负责实施。巴黎师生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遵从亚历山大四世的命令。奥尔良和奥塞尔主教在诏书颁发的20天后，对所有巴黎师生处以绝罚。此时正值暑假，直到开学，巴黎大学才对此作出回应。1255年10月2日，教师行会在写给教皇的一封信中抱怨：他们不是在强力压迫下组建的社团，而是一个基于友好而组成的社团，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强迫他们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76][77][78][79]
罗马教廷对大学的态度，可以从教宗特使（Cardinal Benedict Gaetani）后来任教宗的博尼法佐八世（Boniface Ⅷ）发表的一段训话可见一斑。[80][81][82]
“我希望：在这里的所有巴黎教师都能看清楚，你们在这个城市里所干的蠢事。你们愚蠢放肆，胆大妄为、滥用特权。难道你们不知道，罗马教廷并非像泥足巨人那样虚弱，而是像铅足巨人一样坚强？所有这些教师都自以为，你们作为学者在我们这里享有巨大荣耀；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你们愚蠢至极。你们用你们学说的毒素毒化了你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绝不允许教师们通过咬文嚼字来破坏罗马教廷的权威。
“巴黎的教师们，你们已经把全部科学与学识弄得荒谬可笑，你们还在继续这样做……由于我们担负着基督教世界的责任，我们没有必要讨你们的欢心，相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整个宇宙的利益。你们或许认为，你们在我们这里享有崇高的声望，但我们把你们的虚名视为愚昧无知和过眼烟云……为此我们禁止所有的教师今后公开或者私下对神职人员（这里指托钵修会修士）的特权，说三道四或作出限制。违抗者其职位和薪俸将被取消。罗马教廷与其宣布巴黎大学的特权无效，不如将其砸烂。上帝委任我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掌握科学或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而是为了拯救灵魂。由于托钵修会兄弟们的工作拯救了无数灵魂，他们将一直拥有应得的特权。”
教皇特使禁止巴黎教师讨论修会特权，并没有解决问题。在一次会议上，巴黎教师亨利（henry）提出：为什么我们可以讨论上帝，却不可以讨论特权？[83]
教皇特使的反应是暂时取消了亨利的神学教学资格。[84]特使建议巴黎教师不要讨论那些虚假的没有意愿的问题，而是讨论一些有用（useful）的问题。教皇特使：“你们这些教师，坐而论道，认为你们的理性可以统治基督教，不是这样的。”这样的宣称，好像他马上就是教皇。
尽管巴黎大学的成立得到罗马教廷的批准，拥有王室和罗马教廷授予的章程和特權，但巴黎大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志愿社团（voluntary society）。正是因为这种社团性质（当时这个社团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财产的羁绊），为了避免巴黎大学被逐出教会，1255年10月，巴黎教师宣布自我解散。[85]大学采取宁愿解散也不愿接纳修士这种策略，其目的是什么？很难说大学就是仅仅拒绝重新接纳修士。就算这套策略成功，修士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大学也失去了特权。从根本上说，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大学宣布解散，归还教皇授予的特权。在大学看来，按照教皇的要求，重新接纳修士，就意味着大学的终结。
大学拒绝接纳修士的原因还需要从经济这个角度考虑。大学教师是一个真正以教学为职业的群体，这意味着一个新兴的职业产生，“一个以写作或者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出现了”[86]。而修士教师从事教学是传播上帝的福音，是拯救人类的堕落的灵魂，不仅不收学费，反而愿意给予学生、教徒尽可能的帮助。他们从教会获得牧师俸（benefice & prebend）。可以想象，大量的学生被修士招募过去，很多世俗教师也皈依托钵修会。这就将大学置于破产的境地。
1256年，亚历山大四世甚至直接干涉巴黎教师的内部事务。他命令两个大主教为一个西多会（Cistercian）修士举行考试，并授予其神学执教资格，拥有和巴黎大学一样的特权，并命令巴黎的教师接纳这位修士教师。巴黎教师抵制了教皇的命令。[87]对于那些反对甚至攻击托钵修会教师（会员）的大学学者，教皇要求地方教会予以打击，暂时取消其执教资格和教俸（benefices）。教皇指示巴黎圣母院和圣热内维耶夫的执事长，任何不遵循《新光明之源》的教师，他们的执教资格将被收回。[88]
在打击那些顽固不化的世俗教师的同时，罗马教廷鼓励修会教师申请执教资格。1256年，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方济各修会的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经过四年学习之后，在举行执教礼时，遭到巴黎师生的强烈抵制，以至于亚历山大四世派武装人员维护秩序。[89]这使人不由想起美国的“民权运动”。巴黎教师行会抵制托马斯·阿奎那的执教礼，令人同情。不过这件事情，也着实反映了教师行会的封闭、狭隘。
在罗马教廷的强力打击下，巴黎教师开始寻找新的同盟军，它就是法国国王和主教。圣阿莫尔·威廉（Wliiiam of Saint Amour），也就是当时巴黎大学派遣到罗马的代理人指出，我们教师行会不希望和主教或者教皇有任何纠纷。不过，不管是依据教会法还是民法，教会中的各级职权都有清晰的界限。一个教区只能有一个主教，每个教区的主教负责其辖区的布道和其它宗教活动。如果教皇授权其它人（这里暗指托钵修士）可以到某个教区布道，只能理解，他们是受邀请而来。同时，主教也不能干涉其它教区的事情，除非他也是被邀请的。在经过这一铺垫之后，圣阿莫尔·威廉继续说，强迫大学接受其不愿意接受的人，干涉大学内部事务，这是教皇越权的表现。如果默认教皇可以对大学横加干涉，那就等于承认教皇可以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法国任何一个教区。[90] 圣阿莫尔·威廉以地方自治或者社团自治的理念为武器，反对教皇自称的普世权力，从法理上论证教皇干预教师行会的非法性；而且将他们的利益和各教区利益捆绑在一起，从而为教师行会赢得更多的同盟者。从此之后，在法国逐渐形成一股抵制教皇的运动，即高卢主义（Gallicanism）。
四、结论
在罗马教宗的支持下，修士教师在与巴黎世俗教师的战争中取得了最终的但也仅仅是名义上的胜利。修会教师已经被大学接纳，但艺学部不承认修会教师及其学生的成员资格。艺学部对所有修士的抵制，成为该学部鲜明的特征。任何宗教社团只能由一个博士承担学部的管理工作（多明我会可以拥有两个）或者参加巴黎大学的全体大会（全体大会是巴黎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据教会法和大学章程规定，世俗学生有权参加修士教师的学术讲座。不过事实上，参加修士教师讲座的学生，很有可能基本上是各自修会自己的成员。大学将修士的影响限制在神学和教会法这一狭小范围，不允许教士涉足医学和艺学等学科的教学。[91][92]教师行会在绝大多数领域内确保了传统的延续性。在现实中，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不免互相混杂和渗透，但在最实质的考试环节仍然是截然二分的。巴黎大学要求教师们发誓：不让任何宗教性成分介入任何考试（Nullum religiosum cujuscumque fuerit professionis recipietis in aliqua examinatione）。[93]学生只能在世俗学者门下获得学位，从而保证了教师行会对执教授予权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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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钟嘉仪）
关键词：执教授予权；执教资格；托钵修会；教师行会；中世纪大学
一、概念界定
“执教资格”的拉丁文通常表述是“docendiubiquelicentia”，其中的“docendi”本义为“讲课、教学”，也有“能力”之意[1]；“licentia”的基本词义为“权利”，内含“能力”之意与名词“facultas”词义相通[2]；“ubique”是个副词，有“各处”、“到处”的意思[3]。综上，执教资格（docendiubiquelicentia）指的是教会颁发给学人从事教学的行政许可（证），该证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有效力。
起初并没有官方的执教资格证，学人的执教资格主要由其老师决定，就像徒弟能否出山，由其师傅判断一样。中世纪开始出现了官方的执教资格证。[4]起初这种权力由大学所在城市的大教堂主教所垄断，彰显教会是正统教义的维护者。[5]
教师行会出现之后，学者即使从教会获得执教资格，也不是事实上的教师，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教师，必须得到教师行会的认可。自主招募成员和开除不合格成员，是一个行会最基本的权力，这一权力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得到法律的认可。[6]中世纪执教资格实行双元管理机制，一個人要想成为大学教师，既要获得教会的批准，又要得到教师行会的认可。
执教资格授予权（简称执教授予权）是执教资格中的关键。“执教授予权”是一种认定审核执教申请者是否具备从事教学资质的权力。地方主教、托钵修会，罗马教廷、教师行会等利益相关者围绕“执教授予权”展开搏斗。本文主要研究托钵修会和教师行会围绕执教授予权的斗争。
二、托钵修会及其教育理念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期，法国南部以图卢兹为中心流行着阿尔比教派（Albigenser）（又称卡塔尔派和“纯洁派”）。卡塔尔派的基本教义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神，一个是上帝创造的光明之神，一个是撒旦创造的黑暗之神。基督教会的使命就是将人的灵魂从黑暗之神中解放出来。要做到这点，教会必须放弃世俗的权利和财富，洁身自好。[7]随着城市化的兴起，教会的腐败更加严重。我们从罗马教廷屡次谴责地方教会在授予执教资格时的贪腐，可见一斑。托钵修会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起初的隐修士以宾尼迪克特（Benedictine）为代表，都选择远离尘嚣之地建立隐修院。托钵修会与此不同，他们把城市作为他们的活动中心，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灵魂，而且要用教学和布道拯救整个世界，因此也被视为思想骑士。[8]多明我会以教学和布道闻名于世，并且在这一点成为耶稣会（Jesuits）的先导。[9]
城市不仅是商品的集散地，也是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同时也是新思想（包括异端）的发祥地。这是托钵修会为什么把城市作为活动中心的原因。第一个托钵修会是方济各会（the Franciscans），其创始者是法兰西斯。他本是富家子弟，在一场大病之后，幡然醒悟，决心补赎以前的罪孽。他严格遵守上帝的嘱托不带钱袋、赤脚四处传经布道传道，将那些误入歧途的羔羊重新拉回上帝的怀抱。因为这类修士远离金钱，过着极端禁欲的生活，将乞讨作为一种修行方式，因此被称为托钵僧，这类团体就被称为托钵修会。这个团体的人并非正式教士，他们的传道并不正规，为了使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必须得到教会的批准。1209年英诺森三世批准了他们布道的请求。另一个托钵修会是多明我会（The Dominicans），其创始人是圣多明我，该修会于1216年得到诺留斯三世的批准。多名我会主要在上层社会传教，而方济各会主要在普通人群传教。这些修会有严密的组织，以及定期的全体会议。他们直接听命于教皇，是教皇忠诚的战士。
托钵修会之所以能得到罗马教廷的垂青，这和当时局势有关。此时罗马教廷正在军事上打击“纯洁派”这个异端。纯洁派之所以能在图卢兹广为流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提倡过一种禁欲生活，以此表达对当时教会腐败的不满。要从根本上打击以“纯洁派”为代表的异端，罗马教廷就必须占据道德高地，因此特别需要一批对教皇忠诚不二，在道德、行为和思想学识都超过异端的新一代基督徒和传教士。托钵修会应运而生，正好满足罗马教廷的政治需要。因此，托钵修会被罗马教廷视为其嫡系部队。这是为什么，在下面的斗争中，教皇支持修会教师的主要原因。
在大学刚刚出现不久，托钵修士就尾随而来。在教皇诺留斯（Honorius Ⅲ）的支持下，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早在1217年和1220年就在巴黎建立分会。[10][11]。这些分会不久后就成为欧洲最著名的神学教育机构。[12][13]中世纪多数知名学者都来自这两派，比如亚伯特·马格努（Albertus Magnus）、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艾克哈特（Eckhart）等都是多明我会会员；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邓斯·斯科特斯（Duns Scotus）、罗杰·培根（Roger Bacon），奥克姆（William of Occam）兼是方济各会的会员。
多明我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同异端学说作斗争，宣扬正统教义。从其成立之日起，它就热衷于学术研究。它最早的章程规定：每一所修道院都应该有自己的教师，并要求这些教师必须拥有四年神学学习的经历。[14][15]此条法令把每一个修道院都变成一所神学院。在修道院学校之外，他们还设立教区学校。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拥有自己“大学馆”（ studium generale），辖区内最聪明最有资质的修士将被选派到托钵修会自己的“大学馆”学习神学。这样，就建立一个包括教区学校、修道院学校和大学馆在内的教育系统。方济各会起初对教育并不热衷，认为学问和名利地位一样，都是浮华虚荣。但这种反智主义，并没有持续多久，方济各会也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的学校体系。修会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七艺”和“神学”，“七艺”是作为“神学”仆人存在。[16]修士只能在修会学校学习文学和哲学，而学习神学他们有选择的权力，可以在修士的“大学馆”学习，也可以到巴黎、牛津等大学学习。修会学校起初只对自己的修会成员开放，他的老师和学生都是修士，后来也对世俗人士人士开放。[17][18]这是大学和修会产生矛盾的关键之处。修士教师破坏了一个传统，即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中世纪在《沃尔姆斯条约》之后就开始出现两类教育：世俗教育和神学教育。以巴黎大学为代表世俗教师从事世俗教育，以修士为代表的从事神学教育。 起初，修士和巴黎大学的关系还不错，因为修士给巴黎学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宗教服务。比如做弥撒，洗礼、祷告和临终安抚等。修士使徒式的贫困，广泛传播福音，赢得了巴黎师生的好感。
基于和神学教师相同的宗教性格和使命，托钵修会一来到巴黎，就很自然要和巴黎神学部的教师取得联系。在英诺森三世的引荐下，多明我会得到了巴黎神学教师巴拉斯特（John of Barastre）的支持。在他的帮助下，多明我会在圣雅克（rue St-Jacque）弄到一个安身之所。它成为多明我会在巴黎的第一所学校，巴拉斯特在此学校给托钵修会开设讲座[19][20]，此举得到了教皇诺留斯三世（Honorius Ⅲ）的赞赏。[21][22]方济各会介入大学生活没有多明我会快，但不久，他也参与到大学神学教育中来，而且，得到了菲利普（Philip）和奥弗尼（William of Auvergne）两任执事长的支持[23]。
刚刚提到，托钵修会有自己的学校和教育体系，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到巴黎研究和学习？首先要清楚的是，修士来巴黎大学是研习神学的。巴黎的神学教育水平高而且时间长，我们知道阿巴拉尔那个时代，巴黎的神学就相当有名。相比较，托钵修会学校的建立要晚得多。修士学校系统的建立需要大量的神学教师，需要巴黎大学为他们培养师资。更为重要是，就算修士对巴黎大学在学术上别无所求，他们依然也会不请自来，因为巴黎大学是他们招募会员的重要目标。在修士眼里，巴黎大学的世俗教师就是异端，学费问题或者说劳动问题是世俗教师和修士教师矛盾的症结。世俗教师认为，一个人应该以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学费就是教师劳动的报酬。而托钵修会则认为，知识是上帝的礼物，不可买卖。
早在古希腊罗马，就有一种观念，凡是用来牟利的行为都不能称之为教育。[24]知识是美德，这是苏格拉底很有名的观点。所以，在当时，那些收取学费的教师被称为“智者”，他们被誉为智慧的娼妓。到中世纪，知识被神化为上帝的礼物，不可用来牟利。“所有知识归根到底来自上帝，为了上帝。”[25]在修士教师看来，大学教师就是古代智者的化身。因为托钵修会的教师在教学中并不收费，还可以向贫穷的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托钵修会的教师普遍学识高深，观点新颖，教学热情高涨，因而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学者进入修会学校。[26]
巴黎教师社团开始意识到，托钵修会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特洛伊木马“Greek gift”，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冷却下来。托钵修士极端禁欲的宗教文化和巴黎教师的世俗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三、托钵修会和教师行会的斗争
事实上，大学和修士的矛盾始于1229-1231年的大撤退（Great dispersion）。[27][28]1229年，巴黎大学几个学生在酒吧喝酒时和酒店老板争吵起来。在中世纪，学者和市民之间这样的纠纷，几乎每天都有，不过这次纠纷发展到后来成为一系列悲剧的开始，很多无辜的学生被暴民和士兵杀死。巴黎大学罢课抗议。[29]当罢课没有效果，巴黎大学宣布将大学解散6年。[30]事实上，这次罢课只持续了两年。
（一）1229-1253年，巴黎教师与修会教师交锋
在大学解散期间，托钵修士不仅没有和大学共进退，而是乘机扩张势力范围，许多学生被修士招募旗下。修士的第一份执教资格证也是在这段混乱期间获得。巴黎主教威廉·奥弗涅（ William of Auvergne）越过执事长直接授予多明我会修士罗兰·格雷蒙那（Roland of Cremona）执教资格证，格雷蒙那（在教皇的支持下）也因此获得巴黎大学第一个神学教席。[31][32]罗兰·格雷蒙那的就职礼（inceptio）是在世俗教师圣吉尔斯（John of St.Giles）主持下进行的。罗兰·格雷蒙那的教师身份能得到巴黎教师行会的承认，是因为此时巴黎大学的多数教师四处散开。[33][34]可能圣吉尔斯本人也觉得在巴黎大学最危难的时候，为修士举行执教礼很不妥当，于是在1230年的一场布道活动中加入多明我会。[35]第二年，亚历山大·黑尔斯（Alexander of Hales）也皈依托钵修会。方济各会通过策反的方式，获得巴黎大学第一个神学教席。[36][37]到1231年，巴黎大学的12个神学教席中，3个由托钵修会把持。也就是这3个神学教席成为托钵修会和大学此后发生一连串斗争的根源。托钵修会这种类似的不当行为，在巴黎大学大消散之后的20年一直都存在。可以想象，修士教师和世俗教师在行政官员选举、大学集会、教学及学位授予等方面产生了大量摩擦。不过没有证据显示，在1253年之前，巴黎世俗教师采取了任何正式的行动反对修会教师。
随着更多的修士在巴黎讲学，主教也开始履行其管理教学的职责。巴黎主教艾默里克·维雷（Aimeric of Veire）要求所有的人包括修士，在教学之前必须获得其颁发的执教资格，否则就是非法教学。巴黎主教希望藉此限制或者排挤修士。这里我们要注意，巴黎主教和托钵修会尽管都属于教会人士，但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系统。托钵修会到巴黎布道，就政治而言，侵蚀了主教布道的管辖权，就经济而言，减少了主教的收入。不过托钵修会的布道得到了教皇的特许，巴黎主教只好将怨恨隐含在心。直到1250年，这两个托钵修会都没有意愿到主教申请神学执教资格，其原因很有可能是他们有自己的执教资格标准。当然执事长也不会主动颁发执教资格给他们。[38]
巴黎主教拥有颁发执教资格的特权，他以修士没有执教资格，非法教学为由攻击修士。在这种情形之下，修士才开始申请执教资格。起初修士对学位不感兴趣，修士是为传道而不是为学位来到大学的。在传统的修士看来，世俗名利不过是过眼云烟。這里提醒一下，主教从来没有不准修士申请执教资格，是修士自己不愿意申请执教资格。在修士看来，到巴黎主教那里申请执教资格，意味着接受主教的管辖，也就意味着主教是他们的领导。托钵修士直属罗马教廷，只有罗马教皇才是它唯一的领导，因此修士并不愿意到主教那里申请执教资格。这给主教攻击修士提供了口舌。为了维护执教资格的合法性，也为了巴黎市区的稳定，1250年5月30日，教皇英诺森四世要求执事长不管修士是否向其申请，都应该授予修士执教资格，只要这个修士符合从教的资质[39][40][41]。英诺森三世在他的《对话录》中就这样表述：每一个有才智的人都应该教学，因为通过教学，可以把那些背离真理或道德的人引回正道。也就是说教师是上帝的引路人。[42][43] 我们知道，到1250年为止，巴黎教师行会已经通过控制学生，从而控制了所有学院的执教授予权。一个人要当神学教师，必须得到教师行会的推荐。不过当修士出现，特别是教皇英诺森四世要求执事长给予修士执教权，这就预示巴黎世俗教师即将失去对神学院执教资格的垄断权。这就预示着世俗教师和修士教师的斗争不可避免。
巴黎大学随即对英诺森三世的决定作出回应。1252年教师行会通过一项决议，其矛头直指修士教师。决议的主要内容如下。[44][45]
执教资格申请人必须是巴黎大学某个学院的学生，也就是说，某个修士想到大学学习，其所在的修会必须在巴黎拥有一个学院；学生要在大学认可的学院举行讲座；每一个学院只能拥有一个神学教席；学生在申请执教资格（证）之前，必须得到导师的准许并通过该学院举行的考试；不遵守上述法令者，驱逐出教师行会。
这样所有申请神学执教资格的学者，都必须通过巴黎大学这一关。章程通过控制神学教席的数量，以阻止托钵修士教师的大量涌入，从而保证世俗教师对神学院的掌控。显然这个法令是针对多明我会的，因为此时的多明我会拥有两个神学教席。尽管遭到多明我会的反对，这个决议还是在巴黎大学全体大会通过了。托钵修会教师和世俗教师之间的矛盾再次加深。
巴黎大学控制神学教席的数量，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1207年，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公元1160-1216年）应教师要求将巴黎大学的神学教席的数量限制在8个。[46][47][48][49]其目的是维护大学教师特别是神学教师的尊严，防止大学（神学）教师沦陷为下层阶级。
（二）1253-1259年，巴黎教师与修会教师矛盾升级
修士教师和世俗教师最激烈的冲突是在1253-1259年。1253年9月2日，巴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街头斗殴中被杀死，几个受了重伤的学者也被巴黎市政当局逮捕收监，这成为大学和巴黎市政又一次斗争的导火索。依照法律和传统，巴黎市政无权逮捕学生。[50]对此巴黎大学集体罢课以示抗议。多明我会报复世俗教师的机会来了。两名多明我会教师联合另一名方济各会教师，向大学提出，如果大学不恢复多明我会的另一个神学教席，三位修士教师将拒绝罢课。[51][52]1253年的骚乱事情，再次昭示了修士教师既想享受大学的特权又不愿意承担大学成员义务的企图。在和市政达成和解之后，巴黎教师行会不得不下决心解决它和修士之间的矛盾。到1253年为止，巴黎大学的神学博士，四分之三来自修会教士。[53][54]更为重要的是，托钵修会向大量的艺学部学生传教，诱惑他们加入修会。托钵修会最大的爱好就是向罗马教廷炫耀，又捕获了多少多少世俗学子。艺学部的学生一般也就14-21岁之间，很容易受到托钵修会的诱骗。事实上，当时大量的学生、学士和执教资格申请人都是修会成员，大量的世俗教师也皈依托钵修会。这样发展下去，巴黎大学可能很快就会沦为修会的神学院。巴黎大学在失去大量学生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大量的学费。这是一场事关世俗教师生存的危机。[55]
1253年4月，巴黎大学通过一项法令：任何加入教师行会或成为行会成员的学者，都必须在全体大会或者至少在本学院特别指派的3位教师面前，宣誓遵守大学章程；行使教皇授予的特权；保守大学秘密；遵守大学特定时间的罢课命令等。[56][57][58]因为世俗教师都是从艺学部获得学位的，在入学时就已在自己的导师和校长面前宣誓过；而修士是在修道院接受教育，没有艺学部的学历，因此也就没有对大学宣誓过。可以说这次大学通过的章程再次专门针对修士。在随后的几个月，方济各会同意服从大学章程。[59]而多明我会的两名教师布里托Bonushomo Brito 和 Elis Brnueti拒绝宣誓，因此被逐出教师行会并开出教籍。[60]
首先必须澄清，巴黎大学的世俗教师没有人否认修士从主教手中获得的执教资格及其教授神学的权利。大学所坚持的只是他们一直所拥有的，不可辨驳的权利——为管理成员制定大学章程的权利。大学有权将那些不遵守章程、行规和传统的成员驱逐出去。这其实就是大学自治的问题。由于已经接受国王和教皇赐予的大量特权，大学已经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的私人俱乐部。
修会即刻向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公元1243-1254年在位）上诉，与此同时，巴黎大学也派出代表前往罗马说明事情原委。很自然，托钵修会得到罗马教廷大力支持。在英诺森四世的干预之下，上述两名多明我会修士教师的教籍得以恢复。教皇1253年5月、7月和8月再三催促巴黎教师行会重新接纳上述三位修士教师[61]，这个要求被拒绝。为什么大学拒绝接纳修士教师？1254年，巴黎教师行会在一封致基督教世界高级教士的公开信中，讲述了双方的矛盾所在。[62][63]
在信中，大学世俗教师抱怨长期以来遭到托钵修会教师的欺压；这是修士逐步侵蚀世俗教师的权力才导致今天的后果。信中强调1252年大学章程限制修士教师和学校数量的必要性。据信中所记载，当时巴黎大学共有15名神学博士，其中3名是根据古老的主教座堂特权，无需大学认定的巴黎圣母院教士，余下的12位神学博士，有9位来自修会教士。
这样发展下去，巴黎教师很有可能失去对大学的控制。巴黎教师的这封公开信，得到英诺森四世的同情和理解。在1254年的7月、8月的信中，英诺森四世强调，大学章程应当得到遵守。同年11月21日，英诺森四世對托钵修会的布道，弥撒和临终安抚等特权作了限制。[64]看来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不过在英诺森四世去世后，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er IV，公元1254-1261年在位）上台，剧情逆转。
巴黎大学和罗马教廷长达半个世纪的同盟关系，到了亚历山大四世，开始破裂。1254年12月，亚历山大四世重新恢复托钵修士被限制的特权，并要求教师行会重新接纳2位修会教师，并终止所有针对修会的不友好举动。[65][66]而且，亚历山大四世对教师行会一直拥有的“执教礼”，这种事实上的执教授予权提出质疑。教皇使节甚至在某个周日早上的弥撒期间，宣布暂停学者的特权。[67][68]所有这些举措都不能迫使大学臣服。 1255年4月，亚历山大四世在著名的《新的光明之源》（Quasi lignum vitae）中提出一个方案：大学集体停课的决议必须由其所在系科2/3的教师投票通过才有效。[69][70][71]这个方案遭到巴黎教师的强烈反对。巴黎教师宣称教皇的教令为“死亡之源[cross of death（Quasi lignum mortis）]”而不是“新光明之源”[cross of life（Quasi lignum vitae）]。因为神学部（教会法学部）如果不包括托钵修士和教会修士，投票不可能超过2/3。[72][73]也意味着，大学的罢课权力——他们唯一的抵抗武器——将失去威力。罗马教皇发布诏书，要求大学在15天之内恢复两位多明会教师完整的大学成员身份，如敢违抗，所有教师行会成员都将被逐出教会。[74][75]这项教令由奥尔良（Orlean）和奥塞尔（Auxerre）主教负责实施。巴黎师生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遵从亚历山大四世的命令。奥尔良和奥塞尔主教在诏书颁发的20天后，对所有巴黎师生处以绝罚。此时正值暑假，直到开学，巴黎大学才对此作出回应。1255年10月2日，教师行会在写给教皇的一封信中抱怨：他们不是在强力压迫下组建的社团，而是一个基于友好而组成的社团，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强迫他们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76][77][78][79]
罗马教廷对大学的态度，可以从教宗特使（Cardinal Benedict Gaetani）后来任教宗的博尼法佐八世（Boniface Ⅷ）发表的一段训话可见一斑。[80][81][82]
“我希望：在这里的所有巴黎教师都能看清楚，你们在这个城市里所干的蠢事。你们愚蠢放肆，胆大妄为、滥用特权。难道你们不知道，罗马教廷并非像泥足巨人那样虚弱，而是像铅足巨人一样坚强？所有这些教师都自以为，你们作为学者在我们这里享有巨大荣耀；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你们愚蠢至极。你们用你们学说的毒素毒化了你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绝不允许教师们通过咬文嚼字来破坏罗马教廷的权威。
“巴黎的教师们，你们已经把全部科学与学识弄得荒谬可笑，你们还在继续这样做……由于我们担负着基督教世界的责任，我们没有必要讨你们的欢心，相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整个宇宙的利益。你们或许认为，你们在我们这里享有崇高的声望，但我们把你们的虚名视为愚昧无知和过眼烟云……为此我们禁止所有的教师今后公开或者私下对神职人员（这里指托钵修会修士）的特权，说三道四或作出限制。违抗者其职位和薪俸将被取消。罗马教廷与其宣布巴黎大学的特权无效，不如将其砸烂。上帝委任我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掌握科学或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而是为了拯救灵魂。由于托钵修会兄弟们的工作拯救了无数灵魂，他们将一直拥有应得的特权。”
教皇特使禁止巴黎教师讨论修会特权，并没有解决问题。在一次会议上，巴黎教师亨利（henry）提出：为什么我们可以讨论上帝，却不可以讨论特权？[83]
教皇特使的反应是暂时取消了亨利的神学教学资格。[84]特使建议巴黎教师不要讨论那些虚假的没有意愿的问题，而是讨论一些有用（useful）的问题。教皇特使：“你们这些教师，坐而论道，认为你们的理性可以统治基督教，不是这样的。”这样的宣称，好像他马上就是教皇。
尽管巴黎大学的成立得到罗马教廷的批准，拥有王室和罗马教廷授予的章程和特權，但巴黎大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志愿社团（voluntary society）。正是因为这种社团性质（当时这个社团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财产的羁绊），为了避免巴黎大学被逐出教会，1255年10月，巴黎教师宣布自我解散。[85]大学采取宁愿解散也不愿接纳修士这种策略，其目的是什么？很难说大学就是仅仅拒绝重新接纳修士。就算这套策略成功，修士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大学也失去了特权。从根本上说，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大学宣布解散，归还教皇授予的特权。在大学看来，按照教皇的要求，重新接纳修士，就意味着大学的终结。
大学拒绝接纳修士的原因还需要从经济这个角度考虑。大学教师是一个真正以教学为职业的群体，这意味着一个新兴的职业产生，“一个以写作或者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出现了”[86]。而修士教师从事教学是传播上帝的福音，是拯救人类的堕落的灵魂，不仅不收学费，反而愿意给予学生、教徒尽可能的帮助。他们从教会获得牧师俸（benefice & prebend）。可以想象，大量的学生被修士招募过去，很多世俗教师也皈依托钵修会。这就将大学置于破产的境地。
1256年，亚历山大四世甚至直接干涉巴黎教师的内部事务。他命令两个大主教为一个西多会（Cistercian）修士举行考试，并授予其神学执教资格，拥有和巴黎大学一样的特权，并命令巴黎的教师接纳这位修士教师。巴黎教师抵制了教皇的命令。[87]对于那些反对甚至攻击托钵修会教师（会员）的大学学者，教皇要求地方教会予以打击，暂时取消其执教资格和教俸（benefices）。教皇指示巴黎圣母院和圣热内维耶夫的执事长，任何不遵循《新光明之源》的教师，他们的执教资格将被收回。[88]
在打击那些顽固不化的世俗教师的同时，罗马教廷鼓励修会教师申请执教资格。1256年，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方济各修会的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经过四年学习之后，在举行执教礼时，遭到巴黎师生的强烈抵制，以至于亚历山大四世派武装人员维护秩序。[89]这使人不由想起美国的“民权运动”。巴黎教师行会抵制托马斯·阿奎那的执教礼，令人同情。不过这件事情，也着实反映了教师行会的封闭、狭隘。
在罗马教廷的强力打击下，巴黎教师开始寻找新的同盟军，它就是法国国王和主教。圣阿莫尔·威廉（Wliiiam of Saint Amour），也就是当时巴黎大学派遣到罗马的代理人指出，我们教师行会不希望和主教或者教皇有任何纠纷。不过，不管是依据教会法还是民法，教会中的各级职权都有清晰的界限。一个教区只能有一个主教，每个教区的主教负责其辖区的布道和其它宗教活动。如果教皇授权其它人（这里暗指托钵修士）可以到某个教区布道，只能理解，他们是受邀请而来。同时，主教也不能干涉其它教区的事情，除非他也是被邀请的。在经过这一铺垫之后，圣阿莫尔·威廉继续说，强迫大学接受其不愿意接受的人，干涉大学内部事务，这是教皇越权的表现。如果默认教皇可以对大学横加干涉，那就等于承认教皇可以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法国任何一个教区。[90] 圣阿莫尔·威廉以地方自治或者社团自治的理念为武器，反对教皇自称的普世权力，从法理上论证教皇干预教师行会的非法性；而且将他们的利益和各教区利益捆绑在一起，从而为教师行会赢得更多的同盟者。从此之后，在法国逐渐形成一股抵制教皇的运动，即高卢主义（Gallicanism）。
四、结论
在罗马教宗的支持下，修士教师在与巴黎世俗教师的战争中取得了最终的但也仅仅是名义上的胜利。修会教师已经被大学接纳，但艺学部不承认修会教师及其学生的成员资格。艺学部对所有修士的抵制，成为该学部鲜明的特征。任何宗教社团只能由一个博士承担学部的管理工作（多明我会可以拥有两个）或者参加巴黎大学的全体大会（全体大会是巴黎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据教会法和大学章程规定，世俗学生有权参加修士教师的学术讲座。不过事实上，参加修士教师讲座的学生，很有可能基本上是各自修会自己的成员。大学将修士的影响限制在神学和教会法这一狭小范围，不允许教士涉足医学和艺学等学科的教学。[91][92]教师行会在绝大多数领域内确保了传统的延续性。在现实中，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不免互相混杂和渗透，但在最实质的考试环节仍然是截然二分的。巴黎大学要求教师们发誓：不让任何宗教性成分介入任何考试（Nullum religiosum cujuscumque fuerit professionis recipietis in aliqua examinatione）。[93]学生只能在世俗学者门下获得学位，从而保证了教师行会对执教授予权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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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