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记载，戴胄为人坚贞正直。
　　唐贞观元年（627年），大理寺少卿（最高审判机关副职）出缺，唐太宗首先想到他：“这是关系到人命的官职，戴胄是最佳人选。”
　　戴胄刚上任，就遇到一件麻烦事。一天，皇亲国戚、朝廷重臣长孙无忌应召参见皇帝，没解佩刀就进入皇宮的东侧门，出阁后，走到东门口，守门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宰相）封德彝认为，校尉未及时发觉，应处死刑；长孙无忌失误带刀，应判徒刑二年，罚铜二十斤。唐太宗同意这个意见。戴胄反驳说：“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校尉未发觉，同为失误。按照法律规定：供奉皇帝的汤药、饮食、舟船，发生任何差错都要处死罪。陛下如因长孙无忌有功而从宽，这就不是司法机关可以议定的；如果依法处理，罚铜是不合适的。”唐太宗说：“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能因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徇私枉法？”于是，下令重审。封德彝坚持己见，太宗默认。戴胄再次辩驳说：“两者情节严重程度相同，而判决却有生死之别，显失公平，我斗胆请求宽恕校尉。”太宗觉得有理，免除了校尉死刑。
　　戴胄就是这样，凡事秉公而断。当时朝廷选举人才，有人为了上进伪造资历。唐太宗下诏，允许作伪者自首，凡不自首，一经查出，死罪。不久，有作伪者败露，戴胄受理此案，依法判处此人流放。唐太宗斥责道：“你现在按法律判，这不是向天下表明我说话不算数吗？”戴胄回答：“既然走司法程序，为臣不敢违背法律。”太宗质问：“你只顾遵守法律，却让我失信于天下？”戴胄解释：“法律是国家为布信天下人而定的，言语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如果曲从个人情绪而违背法律，臣为陛下感到惋惜。”太宗顿时醒悟，采纳了他的意见。
　　的确，戴胄参与办理任何案件，都以法令条文为依据，分析周密细致，逐条厘清罪证，言辞如泉涌，极富说服力。为维护公正，戴胄多次冒犯皇上直言。好在唐太宗为从善如流的明君，不仅没迁怒于他，反而予以提拔重用。继大理寺少卿后，戴胄升任尚书左丞，贞观二年，又与魏征一同担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他升任民部尚书，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贞观四年，戴胄开始以民部尚书之职参与朝政，成为宰相级大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官位不断上升，但戴胄依然严守法度，除法定俸禄及皇帝赏赐，没有任何灰色收入。所以，他虽贵为宰相级大人物，却住着简陋的房子。贞观七年，当戴胄去世时，他家因房屋简陋狭小，竟连祭奠的地方也没有。为了哀悼这位清廉正直的大臣，唐太宗罢朝三日，下令官府特地为他建造一座家庙，并命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
　　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戴胄如此清廉？
　　或许有人认为，戴胄受儒家文化熏陶，有君子操守，不想贪。其实，他并不精通经史，况且，很多受儒家文化熏陶而入仕的官僚都沦为贪官，可见儒学教化并非为官清廉的先决条件。或许有人认为，是因他循规蹈矩胆小怕事，不敢贪。在帝制时代，帝王拥有生杀大权，惹恼帝王随时有生命危险，戴胄多次犯颜直言，表明他绝非胆小怕事之人。或许有人认为，是政治生态使然，因为当时政治清明，不能贪。这个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
　　不过，就戴胄而言，其清廉在于内因。《旧唐书》也好，《新唐书》也好，在戴胄本传中，只是用大部分篇幅记述他的两则秉公执法故事。透过故事，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极为正直、极度守法的人。古往今来，所有贪腐行为无不是违法乱纪行为。由此可以推断，大凡讲规矩守法度的人，为官必定清廉。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