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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冀南大部分地区虽然已解放,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及潜伏下来的特务活动猖獗,他们接二连三地搞破坏活动,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冀南地区就制造了峰峰煤矿高车爆炸案,邯郸县七里桥爆炸案等大案。
就在这时,一位名叫剑豪(化名)的人奉华北社会部的命令,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邯郸地区公安处。此人原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中级军官,由于思想进步,被我党发展为地下人员。他这次来邯郸的目的就是告诉我方,国民党保密局将派遣特务携带电台潜入我邯郸地区。我邯郸公安人员接报,准备将计就计,依靠剑豪的关系,打入敌人内部,然后将派来的特务一网打尽。
随后,我公安部门立即成立专案组,以地区公安处李文彪处长为总指挥,市公安局吴福祥和武冬负责侦察工作,杜济生为专案办公室负责人。侦察人员除地、市公安局(处)侦察科全力以赴外,冀南社会部还派员参加并带来侦察电台,随时配合专案组侦察。
对即将潜来的电台,剑豪与专案组通过商议,准备在太记商行接纳。因为这里人来人往,不易引人注目,使敌人感到安全。并让市公安局业务侦察员钟志(化名)任太记商行经理,另外抽派魏县公安局长张俊杰(化名)以钟志内弟的名义到太记商行当伙计,准备接近敌台;市公安局侦察科刘以商行伙计的身份为掩护,担任情报交通;在太记商行对面又开办了一个小商店,由市公安局一科侦察员李任经理,作监视敌人的岗哨,又可作为侦察员跟踪守候的落脚点。
敌冀南情报站站长为苗现吾,成员有崔爱国等。下设五个情报组:邯郸组,组长崔爱国(邯郸县人);邢台组,组长张直辰(永年人);黎城组,组长剑豪(化名、邯郸县人);南宫组,组长米佑民。苗现吾等为了向上邀功请赏,还虚报成立了一个曲周情报组,组长杨敬心,其实并无此人。
此时,特务分子张直辰、张元喜、贺述增、来荣庆等已潜入我解放区,以经商为名,经常在解放区和安阳(未解放)间来往。这些潜伏特务人员多用化名和代号,来往信件多用化学方法密写,内容均用暗语,所以他们的行动很难被发现。
1948年10月13日,剑豪由安阳返邯郸汇报情况,说他已打入敌人内部,被任命为黎城情报组长。李文彪要求剑豪必须掌握一部电台,这样才能掌握敌情。10月20日,剑豪返回安阳。不久,他又被张直辰拉进邢台组任内勤。
为尽快将敌台引诱进来,李文彪决定再派由剑豪、钟志等三人一起前去安阳诱敌。国防部保密局冀南情报站长苗现吾接见了剑豪。剑豪将随身携带的一份所谓绝密文件及公安局的出境证交出,取得了苗现吾的信任。尔后,苗又第二次接见了剑豪等三人,经过详细询问后,苗表示可派电台潜伏邯郸,还商谈了如何把电台和特务情报人员潜伏到邯郸的细节。
保密局为了保证电台和潜伏人员安全到邯,特务头子苗现吾改派他的得力助手张直辰任邯郸情报组组长。让剑豪和敌台台长张元喜先到邯郸,准备安设电台地点,然后,由张直辰做好运送电台的准备。数日后,张直辰由我们内线王陪同一起来邯。张直辰到邯郸后,剑豪将钟志以自己盟弟的身份介绍给张直辰,并骗取了张直辰的信任,打入了特务组织内部,经张直辰请示安阳的苗现吾,批准钟志为他们的基本成员。钟志把张直辰安置在太记商行居住,张认为此地很保险,感到满意。
张直辰为了电台的安全,来邯时知我军布防严密不易通过,于是便从安阳唯一的一个外围据点——槐桥绕道东行,将电台放在中途临漳县杜村集,来邯后复于11月23日返回临漳县杜村集取电台。敌人为把电台安全地运到邯郸,在安阳就把电台和密码焊在五个棉油桶底下(两层假底),上面装满油,敌人以油贩的身份,担着油担,绕道而行。为不使敌人因过分顺利而起疑心,我们预先布置了公安人员和武装民兵对他们进行盘查,但适可而止,既不让敌人产生错觉,又确保了电台顺利运到邯郸。
12月7日晚,有一部电台运到邯郸,还带有电报密码十余本。待此台与南京通报后,敌人尚拟再运来电台四部,通过邯郸为桥梁分设临清、石家庄、邢台等地。电台运来后,都安放在太记商行里,均交钟志保存。随着敌台的到来,敌特人员亦相继而来,对这批潜伏的特务,专案组根据他们的职务、身份及社会关系,进行适当的安置,把主要分子安在太记商行居住,对一般的特务人员则分别安置其他地方居住。故这些特务完全处于被我掌握控制之中。
敌台来邯后,张元喜用一天的时间就安装上了。为怕人怀疑,放一台收音机装上天线,以此伪装,白天看来是收音机天线,到深夜就成了敌台天线。最理想的是,电台的密电码保存在钟志的手中。这个台经过呼号,先和安阳的敌台联系上了,后又陆续和南京、上海、重庆、西安等地的敌台也取得了联系,因此每至深夜敌台活动频繁。
对于敌特务情报人员外出活动,都有我侦察人员跟踪和监视。特务分子所到之处,时间、地点、和谁接头、到谁家去都被记录下来。特务情报员不论在市内或去外地,均在我视线控制之内。敌人所得到的真实情报全部被我扣押,而后我们编造假情报,交敌译员,再交台长发出。敌后的秘密被我们窃取抄录,敌人发走的情报被我侦察员一字不漏的收到。经我们编造的假情报每发往南京政府后,都受到了奖赏。敌特联系频繁,尽管发出的是编造的假情报,但有时我们也漏控,但对我们有影响、有危害的情报绝不让他们发出。
为获取更多的情况,我专案组又派张俊杰(化名)等四个同志打入敌特内部,并逐渐接近和掌握了敌特电台、资料、交通等机密。张俊杰在打入前,先由钟志在敌台台长张元喜面前多次表示为其找可靠人员帮忙,然后由张俊杰持钟志写给其岳母的一封假信(内容是:岳母大人,我在邯郸做生意很忙,如弟俊杰在家没事,可来邯帮我经商)来到太记商行,以钟经理内弟的关系当了内守柜,逐渐接近张元喜,取得信任,当了张元喜的勤务员。平时帮助张元喜架电台,每日三顿端饭,铺床叠被,点烟送水,抹桌子扫地,还要侍候好张元喜的小老婆,照顾得他们无微不至,使之对张俊杰更加信任,故让张俊杰随台训练,掌握电台机密。
钟志利用机会将密码窃出,然后全部抄录下来,后经研究,译电员很快学会了翻译。这样,我公安人员就掌握了敌人发报的全部秘密。
敌台与安阳敌人联系上后,进而又与南京、上海、西安、福建联系上了。我公安机关很快获取了敌人几件战备性的重要机密电报。如自1949年1月23日至3月11日的一个月零18天中,共译出来往电报108份。其中,获敌重要情报56份,我台侦听52份。如1949年1月26日,正当我军发起平津战役时,安阳敌台转国民党保密局电令说:
1、中央保密局迁移上海、台湾等地分散办公,并电示邯郸情报组。
2、今后所有军事、策反、行动、侦防、心理作战、特种大事等情报,从1月15日起向广州电发,邮文件寄广州绥靖公署处郑转局。
3、今后所有秘密单位,布置人事,电讯业务等向福州发电,邮件寄台北市号信箱。
1949年4月21日,我公安干警在李文彪的亲自指挥下,统一行动,分路出击,经过一夜的紧张战斗,敌台及其特务组织全部被我抓获,无一漏网。逮捕了特务台长、情报组长,译报员及各县一大批特务人员。并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电台。
抓捕完成后,为继续迷惑敌人,收集敌人情报,邯郸市公安局又把俘获的敌台安装起来,利用原敌特电台人员继续发报。在此之前,公安人员已对抓获的敌特进行了教育,并向他们讲明了我党的政策,介绍全国的军事形势,说明国民党败局已定,使其认清形势,戴罪立功。经教育后敌台长发誓说:我一定为政府服务,立功赎罪,争取从宽处理。第二天敌台长就与南京、重庆的敌台联系上了,继续与敌台通电约一个多月,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
就在这时,一位名叫剑豪(化名)的人奉华北社会部的命令,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邯郸地区公安处。此人原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中级军官,由于思想进步,被我党发展为地下人员。他这次来邯郸的目的就是告诉我方,国民党保密局将派遣特务携带电台潜入我邯郸地区。我邯郸公安人员接报,准备将计就计,依靠剑豪的关系,打入敌人内部,然后将派来的特务一网打尽。
随后,我公安部门立即成立专案组,以地区公安处李文彪处长为总指挥,市公安局吴福祥和武冬负责侦察工作,杜济生为专案办公室负责人。侦察人员除地、市公安局(处)侦察科全力以赴外,冀南社会部还派员参加并带来侦察电台,随时配合专案组侦察。
对即将潜来的电台,剑豪与专案组通过商议,准备在太记商行接纳。因为这里人来人往,不易引人注目,使敌人感到安全。并让市公安局业务侦察员钟志(化名)任太记商行经理,另外抽派魏县公安局长张俊杰(化名)以钟志内弟的名义到太记商行当伙计,准备接近敌台;市公安局侦察科刘以商行伙计的身份为掩护,担任情报交通;在太记商行对面又开办了一个小商店,由市公安局一科侦察员李任经理,作监视敌人的岗哨,又可作为侦察员跟踪守候的落脚点。
敌冀南情报站站长为苗现吾,成员有崔爱国等。下设五个情报组:邯郸组,组长崔爱国(邯郸县人);邢台组,组长张直辰(永年人);黎城组,组长剑豪(化名、邯郸县人);南宫组,组长米佑民。苗现吾等为了向上邀功请赏,还虚报成立了一个曲周情报组,组长杨敬心,其实并无此人。
此时,特务分子张直辰、张元喜、贺述增、来荣庆等已潜入我解放区,以经商为名,经常在解放区和安阳(未解放)间来往。这些潜伏特务人员多用化名和代号,来往信件多用化学方法密写,内容均用暗语,所以他们的行动很难被发现。
1948年10月13日,剑豪由安阳返邯郸汇报情况,说他已打入敌人内部,被任命为黎城情报组长。李文彪要求剑豪必须掌握一部电台,这样才能掌握敌情。10月20日,剑豪返回安阳。不久,他又被张直辰拉进邢台组任内勤。
为尽快将敌台引诱进来,李文彪决定再派由剑豪、钟志等三人一起前去安阳诱敌。国防部保密局冀南情报站长苗现吾接见了剑豪。剑豪将随身携带的一份所谓绝密文件及公安局的出境证交出,取得了苗现吾的信任。尔后,苗又第二次接见了剑豪等三人,经过详细询问后,苗表示可派电台潜伏邯郸,还商谈了如何把电台和特务情报人员潜伏到邯郸的细节。
保密局为了保证电台和潜伏人员安全到邯,特务头子苗现吾改派他的得力助手张直辰任邯郸情报组组长。让剑豪和敌台台长张元喜先到邯郸,准备安设电台地点,然后,由张直辰做好运送电台的准备。数日后,张直辰由我们内线王陪同一起来邯。张直辰到邯郸后,剑豪将钟志以自己盟弟的身份介绍给张直辰,并骗取了张直辰的信任,打入了特务组织内部,经张直辰请示安阳的苗现吾,批准钟志为他们的基本成员。钟志把张直辰安置在太记商行居住,张认为此地很保险,感到满意。
张直辰为了电台的安全,来邯时知我军布防严密不易通过,于是便从安阳唯一的一个外围据点——槐桥绕道东行,将电台放在中途临漳县杜村集,来邯后复于11月23日返回临漳县杜村集取电台。敌人为把电台安全地运到邯郸,在安阳就把电台和密码焊在五个棉油桶底下(两层假底),上面装满油,敌人以油贩的身份,担着油担,绕道而行。为不使敌人因过分顺利而起疑心,我们预先布置了公安人员和武装民兵对他们进行盘查,但适可而止,既不让敌人产生错觉,又确保了电台顺利运到邯郸。
12月7日晚,有一部电台运到邯郸,还带有电报密码十余本。待此台与南京通报后,敌人尚拟再运来电台四部,通过邯郸为桥梁分设临清、石家庄、邢台等地。电台运来后,都安放在太记商行里,均交钟志保存。随着敌台的到来,敌特人员亦相继而来,对这批潜伏的特务,专案组根据他们的职务、身份及社会关系,进行适当的安置,把主要分子安在太记商行居住,对一般的特务人员则分别安置其他地方居住。故这些特务完全处于被我掌握控制之中。
敌台来邯后,张元喜用一天的时间就安装上了。为怕人怀疑,放一台收音机装上天线,以此伪装,白天看来是收音机天线,到深夜就成了敌台天线。最理想的是,电台的密电码保存在钟志的手中。这个台经过呼号,先和安阳的敌台联系上了,后又陆续和南京、上海、重庆、西安等地的敌台也取得了联系,因此每至深夜敌台活动频繁。
对于敌特务情报人员外出活动,都有我侦察人员跟踪和监视。特务分子所到之处,时间、地点、和谁接头、到谁家去都被记录下来。特务情报员不论在市内或去外地,均在我视线控制之内。敌人所得到的真实情报全部被我扣押,而后我们编造假情报,交敌译员,再交台长发出。敌后的秘密被我们窃取抄录,敌人发走的情报被我侦察员一字不漏的收到。经我们编造的假情报每发往南京政府后,都受到了奖赏。敌特联系频繁,尽管发出的是编造的假情报,但有时我们也漏控,但对我们有影响、有危害的情报绝不让他们发出。
为获取更多的情况,我专案组又派张俊杰(化名)等四个同志打入敌特内部,并逐渐接近和掌握了敌特电台、资料、交通等机密。张俊杰在打入前,先由钟志在敌台台长张元喜面前多次表示为其找可靠人员帮忙,然后由张俊杰持钟志写给其岳母的一封假信(内容是:岳母大人,我在邯郸做生意很忙,如弟俊杰在家没事,可来邯帮我经商)来到太记商行,以钟经理内弟的关系当了内守柜,逐渐接近张元喜,取得信任,当了张元喜的勤务员。平时帮助张元喜架电台,每日三顿端饭,铺床叠被,点烟送水,抹桌子扫地,还要侍候好张元喜的小老婆,照顾得他们无微不至,使之对张俊杰更加信任,故让张俊杰随台训练,掌握电台机密。
钟志利用机会将密码窃出,然后全部抄录下来,后经研究,译电员很快学会了翻译。这样,我公安人员就掌握了敌人发报的全部秘密。
敌台与安阳敌人联系上后,进而又与南京、上海、西安、福建联系上了。我公安机关很快获取了敌人几件战备性的重要机密电报。如自1949年1月23日至3月11日的一个月零18天中,共译出来往电报108份。其中,获敌重要情报56份,我台侦听52份。如1949年1月26日,正当我军发起平津战役时,安阳敌台转国民党保密局电令说:
1、中央保密局迁移上海、台湾等地分散办公,并电示邯郸情报组。
2、今后所有军事、策反、行动、侦防、心理作战、特种大事等情报,从1月15日起向广州电发,邮文件寄广州绥靖公署处郑转局。
3、今后所有秘密单位,布置人事,电讯业务等向福州发电,邮件寄台北市号信箱。
1949年4月21日,我公安干警在李文彪的亲自指挥下,统一行动,分路出击,经过一夜的紧张战斗,敌台及其特务组织全部被我抓获,无一漏网。逮捕了特务台长、情报组长,译报员及各县一大批特务人员。并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电台。
抓捕完成后,为继续迷惑敌人,收集敌人情报,邯郸市公安局又把俘获的敌台安装起来,利用原敌特电台人员继续发报。在此之前,公安人员已对抓获的敌特进行了教育,并向他们讲明了我党的政策,介绍全国的军事形势,说明国民党败局已定,使其认清形势,戴罪立功。经教育后敌台长发誓说:我一定为政府服务,立功赎罪,争取从宽处理。第二天敌台长就与南京、重庆的敌台联系上了,继续与敌台通电约一个多月,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