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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壶记》;编修;传播;价值
北宋释适之的《金壶记》一直未受到重视，清政府修《四库全书》时也未将其收入，而是将其降格列在“存目”书中。《金壶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专门辑录书法故事的类书。它开创了一种新的书法著述编修体例，也是现存最早的专题类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金壶记》的编修
（一）《金壶记》成书时间
李文在《宋代书学著述研究》中说：“适之生平不详，另有《金壶字考》一卷传世。按《金壶记》所载内容止于五代，又此书南宋初即有刻本，故可确信其为北宋前期人。”[1]根据李文对《金壶记》的考订，《金壶记》成书于北宋前期。丛思飞则认为，“双绝”“袖迹”“三昧”等条出自朱长文自撰之《续书断》，那么释适之著《金壶记》还在朱长文纂辑《墨池编》（北宋治平三年，即1066年成书）之后[2]。他认为《金壶记》的成书时间可能还要推迟至北宋末。
依照现有资料，我们无从得知《金壶记》成书的具体时间，以上两位学者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的思路。我们先从《金壶记》“二篆”条、“称绝”条等内容入手。其中“二篆”条记载：“宋徐铉字鼎臣，陈彭年撰《公集》序曰：六书之艺，少而留心二篆之踪，老而尽妙。”[3]672陈彭年撰《徐公文集》序的时间为“淳化四年七月”[4]，宋淳化四年即公元993年。所以李文认为《金壶记》所载内容止于五代的观点不太准确。
“双绝”“袖迹”“三昧”等条是否出自朱长文撰的《续书断》呢？“双绝”条，《金壶记》记载：“天后诏殷仲容题资圣寺额，王知敬清禅寺额，当时谓之双绝。”[3]666《续书断》记载：“天后尝诏二人者各题一榜，仲容资福寺，知敬清禅寺，俱为绝笔。”[5]340又《述书赋》记载：“当时双绝，与仲容齐肩。天后诏一人署一寺额，仲容题资圣，知敬题清禅，俱为独绝。”[6]究竟是《金壶记》引用《续书断》的内容，还是《续书断》引用《金壶记》的内容，我们暂时不去考证，但唐代的《述书赋》已有“当时双绝”的说法，要比二者早好多年。
再如“袖迹”条，《金壶记》记载：“唐裴休字公美，早肄业于河内，后登显位，建寺于彼，名曰北成寺，后授太原节镇，经由是寺，寺僧粉壁陈笔砚，俟公亲题之。公神色自若，以衣袖揾墨以书之，其迹遒健。及归，侍婢讶其沾渥，公曰：‘比以代笔来。’”[3]672《续书断》记载：“裴休，字公美，孟州济源人。父肃，浙东观察使。休能文章，楷遒劲有体法。为人蕴藉，进止雍闲。宣宗尝曰：‘休真儒者。’大中时在相位，五岁，革漕舟积弊，止方镇横贼。终于荆南节度，年七十四。尝于泰山建化诚寺。休镇太原，寺僧粉额陈笔砚以俟，休神情自若，以衣袖揾墨书之，极遒健。逮归，侍妾见其沾渥，休曰：‘吾适以代笔也。’”[5]346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唐相裴休，早肄业于河内之太行山。后登显位，建寺于彼，目为化城寺。旋授太原节镇，经由是寺，寺之僧粉额陈笔砚，俟裴公亲题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湿墨以书之，尤甚遒健。逮归，侍婢讶其沾渥，裴公曰：‘向以之代笔来。’”[7]宋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要早于朱长文撰的《续书断》。
“三昧”条也存在这种情况，《金壶记》记載：“唐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书三昧。”[3]669《续书断》记载：“释怀素字藏真，长沙人也。自云得草书三昧。”[5]331考唐李肇《唐国史补》：“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8]《唐国史补》中早已有“ 三昧” 的说法。
根据《金壶记》“ 双绝” “ 袖迹”“三昧”三条记载，推断该书可能成于北宋晚期似乎不太准确。考《金壶记》“二篆”条、“称绝”条的内容，其中“二篆”条前面已考，记载事件发生在“淳化四年七月”。又考“称绝”条，《金壶记》载：“李至、杨徽之、张洎《祭徐公文》曰：‘篆籀称绝，典谟得体。’”[3]672《徐公文集》卷末附有李至、杨徽之、张洎《祭徐公文》[4]。此祭文成于公元996年，释适之当于这年之后才能看到此祭文，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金壶记》成书于996年之后。
（二）《金壶记》卷数与条数
对于《金壶记》的卷数，历代学者颇有争议，存在“一卷说”“两卷说”“三卷说”的观点。《金壶记》的条数也有争议，有“三百余条”的说法，也有“三百五条”的说法，还有“四百零六条”的说法。
持有“一卷说”的学者有陈振孙、马端临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金壶记》，一卷，僧适之撰。”[9]陈振孙记载《金壶记》为一卷。马端临采用了陈振孙的观点：“陈氏曰：‘僧适之撰。集书家故事，以二字为题，而注所出于其下。凡三百余条。’”[10]持有“二卷说”的学者有郑樵、余绍宋等。郑樵的《通志》记载：“《金壶记》，二卷，僧适之。”[11]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记载：“卷上二百七十一条，卷下一百三十四条，都三百五条。”[12]持有“三卷说”的学者有倪涛、四库馆臣等。倪涛《六艺之一录》收录的《金壶记》为上、中、下三卷。[13]《四库全书总目》记载《金壶记》为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14]。《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也记载：“《金壶记》，宋僧适之撰，上中下三卷。”[15]
关于《金壶记》内容的条数，陈振孙、马端临都认为是“三百余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金壶记》，一卷……凡三百余条。”[9]陈振孙记载《金壶记》为三百余条，马端临采用了陈振孙的观点。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记载，《金壶记》“都三百五条”。余绍宋的“都三百五条”计算错误，实为四百零五条。
笔者根据日本静嘉堂现存宋临安书棚本《金壶记》、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绛云楼影宋钞本《金壶记》以及《中国书画全书丛书》收录的《金壶记》，认为《金壶记》当为上、中、下三卷本。同样，笔者根据日本静嘉堂现存宋临安书棚本《金壶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绛云楼影宋钞本《金壶记》以及《中国书画全书丛书》收录的《金壶记》，认为《金壶记》当为四百零六条。李文、丛思飞也有相同的看法。李文认为《金壶记》为四百零六则[1]，丛思飞在《唐代书法文献研究》中认为《金壶记》纂辑汉唐以来书家书论四百余条。[2]需要强调的是，结论的成立还需要排除以下可能：一、存在他本，即陈振孙见到的三百余条本与现存本不同;二、现存本经后人补写、续写，排除这些假设我们的结论才能成立。 （三）编修体例
《金壶记》是一部有关书法方面的专题类书，由宋代僧人适之个人编写。其主要汇编有关书法家故事，从中摘取二字为题，并引录所出文句置于题下，大体上历史事件按照人物时代早晚顺序排列。傅增湘《校〈金壶记〉跋》说：“标举二字于上，而注其原文于下，盖如《词林摘艳》之类。”[17]释适之《金壶记》开创了一种新的书法著作编修体例。
释适之《金壶记》的编修体例不同于之前的《法书要录》《书断》《书谱》编修体例，创造了“词头—解释”的形式，如“笔虎”条：“笔虎 李阳冰尤精书学，其毫骏墨劲，当时人谓之笔虎。”[3]670这种编排方式是宋代之前书法类著述所没有的。查看古代类书，我们发现虞世南所编《北堂书钞》为“叙事”型类书，它的体例是在每一类目下，将各书有关资料汇总起来，将每一事摘出字句，并且以大字标列，再用小字注出书名或者列出原文。与之相类似，《金壶记》也是在每一类目下，将相关资料汇集起来，但又不详细记录古籍原文，只摘錄关键的词，把古籍中的诗赋文章、典章制度浓缩成两个字，并以之作为词条，然后附上所摘录的句子。
二、《金壶记》流传
（一）宋元时期的流传情况
最早对《金壶记》进行著录的文献是南宋郑樵的《通志》，《通志·卷六十四·艺文略第二》记载：“《金壶记》二卷，僧适之。”其后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进行了著录。尤袤《遂初堂书目》的著录较为简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金壶记》，一卷，僧适之撰。集书家故事，以二字为题，而注所出于其下，凡三百余条。”[8]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也有著录。《文献通考》记载：“《金壶记》一卷，陈氏曰：‘僧适之撰。集书家故事，以二字为题，而注所出于其下。凡三百余条。’”[10]南宋临安书坊刻书家对《金壶记》进行了刊刻，现存日本静嘉堂的《金壶记》就是我们所称宋临安书棚本。宋刻本流传至今有两种版本，一为静嘉堂所藏，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影宋钞本，且影宋钞本不为历代藏家著录[16]。宋代的两个版本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为《金壶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二）明清时期的流传情况
明清时期《金壶记》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不仅目录书对它进行了著录，还有书画类著作、类书、文集等也对它进行了著录。目录书有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的《文渊阁书目》《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画类著作有清人顾蔼吉编撰的《隶辨》，清人王原祁、孙岳颁、宋骏业、吴暻、王铨等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倪涛所编《六艺之一录》。文集有明陆深撰《俨山外集》、清人俞正燮撰《俞正燮全集》、清人陶澍著《陶澍全集》。类书有明初学者陶宗仪编纂的《说郛》、清康熙间陈元龙编的《格致镜原》。史学类著作有《皇朝通志》《钦定续通志》等。日本静嘉堂所藏的《金壶记》在明清时期六易其主，如傅增湘所言：“据卷中印记考之，知为绛云楼余烬，旋归于季沧苇，历藏徐氏传是楼、马氏汉唐斋，最后为嘉兴钱梦庐（天树）所获，及陆存斋得之钱氏，盖已在光绪之初矣。”[17]《金壶记》在经历绛云楼火灾后，又经季沧苇、传是楼、汉唐斋、钱梦庐、皕宋楼收藏，再漂洋过海到日本静嘉堂。
（三）近代以来的流传情况
近代以来，不但著录《金壶记》的书籍、文章越来越多，而且有一些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将《金壶记》归在丛编类，20世纪90年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将《金壶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书画类著作如祝嘉的《中国书学史》、李霖灿的《中国名画研究》对《金壶记》也有著录，《中国书画全书》收录其全文。词典类图书如段成桂、陈明兆编的《简明书法词典》，梁披云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上、下册）》，赵传仁、鲍延毅、葛增福主编的《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李国钧主编的《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的《简明书法辞典》等都有收录。其他的如叶宗镐编的《傅抱石美术文集续编》、王红蕾编的《钱谦益藏书研究》、顾志兴著的《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等对《金壶记》都有记录。
傅增湘见到日本静嘉堂影印宋刻本后，他对此版本进行校勘，著有《校〈金壶记〉跋》[17]。赴日学者辛德勇在他的《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18]一文中论述了《金壶记》的流传情况。另外李文的《宋代书学著述研究》、丛思飞的《唐代书法文献研究》对《金壶记》也进行了考订。
宋刻本《金壶记》流传至今有两种版本，这为当今学者研究提供了方便，但是相对于其他书法类著述来讲，对《金壶记》的研究略显不足。学者可以依据这两种版本对《金壶记》的内容和价值做进一步研究。
三、《金壶记》的价值
释适之的《金壶记》是继《法书要录》之后、《墨池编》之前，现存重要的书学丛辑，它保存了很多书法故事，如傅增湘《校〈金壶记〉跋》所言：“古来奇文逸事不见于他者，赖此以传，是亦未可废也。”[17]《金壶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体例价值、书学价值。
（一）史料价值
《金壶记》保存了一些十分珍贵的史料，包括对帝王故事、书法家故事、历史事件、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记载。
书中记载了很多帝王故事，如“羽化”条：“秦始皇见王次仲八分书，其文简易，遂召之。诏不至，上大怒，制槛车送于道，乃羽化而去。”[3]653又有“素拙”条关于刘裕的故事：“宋高祖姓刘名裕，素拙于书，刘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被四远，愿公少复留意。’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3]660还有“姓名”条关于项羽的故事：“楚项籍字羽，少时学书不成，乃言曰：‘书足记姓名而已。’”[3]653关于书法家的故事，是《金壶记》记录最多的内容，如“卧观”条：“欧阳询因见道傍索靖碑，初唾之而去，后复来观玩无已，于是铺毡卧其下，观三日方去。”[3]667
《金壶记》记载了很多历史事件，如“发冢”条：“陈永定二年，群寇发丹阳郗昙冢，获王羲之并群贤墨迹，事发，悉入书府矣。”[3]663王莽使人刊定六体的记载，如“奇字”条：“汉王莽使甄丰刊定六体，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书，四曰隶书，五曰缪书，六曰虫书。”[3]653又如“真迹”条：“开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攻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3]657书中还包括对社会文化方面的记载，如“八体”条：“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3]653又记载了关于唐时公卿大夫家收藏碑版的风俗，如“不孝”条：“当时公卿大夫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以为不孝。”[3]671 《金壶记》记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化，为我们补史、证史提供了重要证据，也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如辛德勇所说，宋代出现这样的著述，反映出宋代社会讲求书法技艺的普遍性;另外，僧人适之编撰这样的书籍，反映出研习书法已经成为宋代一部分僧侣文化生活中的一项内容[17]。
（二）体例价值
关于《金壶记》的编修体例，我们在前面编修部分已经讲过，它汇集有关书法家故事的记录，从中摘取二字以为题，并且引录所出文句放于题下，大多数史实是按照人物时代早晚顺序排列的。释适之《金壶记》创造了“词头—注解”的形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书法著作编修体例。
这种编修体例并非个案，早在唐代虞世南编《北堂书钞》时候，他就将每一事摘出字句，以大字标列，用小字注出书名或列出原文。南宋时期叶廷珪编纂《海录碎事》也采用了类似的编修体例。王映予在《宋代类书〈海录碎事〉考略》一文中认为：“《海录碎事》为南宋叶廷珪编纂的颇具价值的中型类书。该书的编纂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条目清晰简约;继承了 《艺文类聚》分门别类的编排形式，将叙事和诗赋合二为一，并自创了 ‘词头—解释—书例’的体例，这是宋以前类书、字典、词典所没有的。”[19]可以看出，叶廷珪编纂的《海录碎事》继承了《北堂书钞》和《金壶记》的编修特点，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以类似体例编修的著作还有《词林摘艳》，傅增湘在《校〈金壶记〉跋》中说：“标举二字于上，而注其原文于下，盖如《词林摘艳》之类。”[17]他所提到的《词林摘艳》也采用了这种编修体例。作者只摘取他认为的关键词，然后将历史故事、典章制度等词条作为解释。《金壶记》作为书法类著述，首先使用了这种编修体例，先列举标题，再将各有关资料汇集起来。该编修体例要比单纯按照时间顺序编修更有新意，更为灵活。又不像《海录碎事》没有按照时间排序，《金壶记》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显得更有条理。
（三）书学价值
释适之的《金壶记》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体例价值，在书学方面也有重要价值。《金壶记》对书法教育、书法评论以及书体等方面都有记载。
书中有很多书法教育的内容，如“画被”条记载：“繇谓子会曰：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而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其表，如厕则终日忘归焉。”[3]657主要讲述了魏钟繇向子会讲述自己学习书法的过程。又如“编蒲”条记载：“晋王育字伯春，少孤贫，为人牧羊时，有暇即编蒲学书。”[3]658这个故事讲了晋时王育在牧羊时折蒲学书，勤而好学。《金壶记》还记载了古时候一些人通过书掌、画地学习书法。如“书掌”条：“齐高祖昔为方伯，其家甚贫，诸子学书常少纸笔，武陵王晔尝以指书掌画空而已。”[3]661“画地”条：“齐徐伯珍字文楚，少孤贫，书竹叶及以钉画地学书，又孙敬凡画地书真草皆如焉。”[3]662
《金壶记》也有书法评论的内容，如“刚柔”条：“唐张怀瓘论欧、虞书，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而以虞书为优。”[3]667评论虞世南书法内含刚柔，欧阳询则外露筋骨。又评论欧阳询书法笔力劲险，如“劲险”条：“欧阳询书笔力劲险，为一时之绝，人得尺牍为楷范焉。”[3]667《金壶记》还讲述了一些书体方面的内容，如“十书”条：“张怀瓘《论十体书》曰：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书、行书、飞白书、草书。”[3]666这些知识对书法史研究来讲就有重要意义。
《金壶记》作为辑录书法故事的专题类书，保存了大量书法史资料。它创造了“词头—注解”的编修形式，大致按照時间顺序编排，是一种新的书法著作编修体例。书中记载了很多书法家故事、书法评论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体例价值、书学价值。
北宋释适之的《金壶记》一直未受到重视，清政府修《四库全书》时也未将其收入，而是将其降格列在“存目”书中。《金壶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专门辑录书法故事的类书。它开创了一种新的书法著述编修体例，也是现存最早的专题类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金壶记》的编修
（一）《金壶记》成书时间
李文在《宋代书学著述研究》中说：“适之生平不详，另有《金壶字考》一卷传世。按《金壶记》所载内容止于五代，又此书南宋初即有刻本，故可确信其为北宋前期人。”[1]根据李文对《金壶记》的考订，《金壶记》成书于北宋前期。丛思飞则认为，“双绝”“袖迹”“三昧”等条出自朱长文自撰之《续书断》，那么释适之著《金壶记》还在朱长文纂辑《墨池编》（北宋治平三年，即1066年成书）之后[2]。他认为《金壶记》的成书时间可能还要推迟至北宋末。
依照现有资料，我们无从得知《金壶记》成书的具体时间，以上两位学者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的思路。我们先从《金壶记》“二篆”条、“称绝”条等内容入手。其中“二篆”条记载：“宋徐铉字鼎臣，陈彭年撰《公集》序曰：六书之艺，少而留心二篆之踪，老而尽妙。”[3]672陈彭年撰《徐公文集》序的时间为“淳化四年七月”[4]，宋淳化四年即公元993年。所以李文认为《金壶记》所载内容止于五代的观点不太准确。
“双绝”“袖迹”“三昧”等条是否出自朱长文撰的《续书断》呢？“双绝”条，《金壶记》记载：“天后诏殷仲容题资圣寺额，王知敬清禅寺额，当时谓之双绝。”[3]666《续书断》记载：“天后尝诏二人者各题一榜，仲容资福寺，知敬清禅寺，俱为绝笔。”[5]340又《述书赋》记载：“当时双绝，与仲容齐肩。天后诏一人署一寺额，仲容题资圣，知敬题清禅，俱为独绝。”[6]究竟是《金壶记》引用《续书断》的内容，还是《续书断》引用《金壶记》的内容，我们暂时不去考证，但唐代的《述书赋》已有“当时双绝”的说法，要比二者早好多年。
再如“袖迹”条，《金壶记》记载：“唐裴休字公美，早肄业于河内，后登显位，建寺于彼，名曰北成寺，后授太原节镇，经由是寺，寺僧粉壁陈笔砚，俟公亲题之。公神色自若，以衣袖揾墨以书之，其迹遒健。及归，侍婢讶其沾渥，公曰：‘比以代笔来。’”[3]672《续书断》记载：“裴休，字公美，孟州济源人。父肃，浙东观察使。休能文章，楷遒劲有体法。为人蕴藉，进止雍闲。宣宗尝曰：‘休真儒者。’大中时在相位，五岁，革漕舟积弊，止方镇横贼。终于荆南节度，年七十四。尝于泰山建化诚寺。休镇太原，寺僧粉额陈笔砚以俟，休神情自若，以衣袖揾墨书之，极遒健。逮归，侍妾见其沾渥，休曰：‘吾适以代笔也。’”[5]346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唐相裴休，早肄业于河内之太行山。后登显位，建寺于彼，目为化城寺。旋授太原节镇，经由是寺，寺之僧粉额陈笔砚，俟裴公亲题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湿墨以书之，尤甚遒健。逮归，侍婢讶其沾渥，裴公曰：‘向以之代笔来。’”[7]宋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要早于朱长文撰的《续书断》。
“三昧”条也存在这种情况，《金壶记》记載：“唐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书三昧。”[3]669《续书断》记载：“释怀素字藏真，长沙人也。自云得草书三昧。”[5]331考唐李肇《唐国史补》：“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8]《唐国史补》中早已有“ 三昧” 的说法。
根据《金壶记》“ 双绝” “ 袖迹”“三昧”三条记载，推断该书可能成于北宋晚期似乎不太准确。考《金壶记》“二篆”条、“称绝”条的内容，其中“二篆”条前面已考，记载事件发生在“淳化四年七月”。又考“称绝”条，《金壶记》载：“李至、杨徽之、张洎《祭徐公文》曰：‘篆籀称绝，典谟得体。’”[3]672《徐公文集》卷末附有李至、杨徽之、张洎《祭徐公文》[4]。此祭文成于公元996年，释适之当于这年之后才能看到此祭文，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金壶记》成书于996年之后。
（二）《金壶记》卷数与条数
对于《金壶记》的卷数，历代学者颇有争议，存在“一卷说”“两卷说”“三卷说”的观点。《金壶记》的条数也有争议，有“三百余条”的说法，也有“三百五条”的说法，还有“四百零六条”的说法。
持有“一卷说”的学者有陈振孙、马端临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金壶记》，一卷，僧适之撰。”[9]陈振孙记载《金壶记》为一卷。马端临采用了陈振孙的观点：“陈氏曰：‘僧适之撰。集书家故事，以二字为题，而注所出于其下。凡三百余条。’”[10]持有“二卷说”的学者有郑樵、余绍宋等。郑樵的《通志》记载：“《金壶记》，二卷，僧适之。”[11]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记载：“卷上二百七十一条，卷下一百三十四条，都三百五条。”[12]持有“三卷说”的学者有倪涛、四库馆臣等。倪涛《六艺之一录》收录的《金壶记》为上、中、下三卷。[13]《四库全书总目》记载《金壶记》为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14]。《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也记载：“《金壶记》，宋僧适之撰，上中下三卷。”[15]
关于《金壶记》内容的条数，陈振孙、马端临都认为是“三百余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金壶记》，一卷……凡三百余条。”[9]陈振孙记载《金壶记》为三百余条，马端临采用了陈振孙的观点。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记载，《金壶记》“都三百五条”。余绍宋的“都三百五条”计算错误，实为四百零五条。
笔者根据日本静嘉堂现存宋临安书棚本《金壶记》、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绛云楼影宋钞本《金壶记》以及《中国书画全书丛书》收录的《金壶记》，认为《金壶记》当为上、中、下三卷本。同样，笔者根据日本静嘉堂现存宋临安书棚本《金壶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绛云楼影宋钞本《金壶记》以及《中国书画全书丛书》收录的《金壶记》，认为《金壶记》当为四百零六条。李文、丛思飞也有相同的看法。李文认为《金壶记》为四百零六则[1]，丛思飞在《唐代书法文献研究》中认为《金壶记》纂辑汉唐以来书家书论四百余条。[2]需要强调的是，结论的成立还需要排除以下可能：一、存在他本，即陈振孙见到的三百余条本与现存本不同;二、现存本经后人补写、续写，排除这些假设我们的结论才能成立。 （三）编修体例
《金壶记》是一部有关书法方面的专题类书，由宋代僧人适之个人编写。其主要汇编有关书法家故事，从中摘取二字为题，并引录所出文句置于题下，大体上历史事件按照人物时代早晚顺序排列。傅增湘《校〈金壶记〉跋》说：“标举二字于上，而注其原文于下，盖如《词林摘艳》之类。”[17]释适之《金壶记》开创了一种新的书法著作编修体例。
释适之《金壶记》的编修体例不同于之前的《法书要录》《书断》《书谱》编修体例，创造了“词头—解释”的形式，如“笔虎”条：“笔虎 李阳冰尤精书学，其毫骏墨劲，当时人谓之笔虎。”[3]670这种编排方式是宋代之前书法类著述所没有的。查看古代类书，我们发现虞世南所编《北堂书钞》为“叙事”型类书，它的体例是在每一类目下，将各书有关资料汇总起来，将每一事摘出字句，并且以大字标列，再用小字注出书名或者列出原文。与之相类似，《金壶记》也是在每一类目下，将相关资料汇集起来，但又不详细记录古籍原文，只摘錄关键的词，把古籍中的诗赋文章、典章制度浓缩成两个字，并以之作为词条，然后附上所摘录的句子。
二、《金壶记》流传
（一）宋元时期的流传情况
最早对《金壶记》进行著录的文献是南宋郑樵的《通志》，《通志·卷六十四·艺文略第二》记载：“《金壶记》二卷，僧适之。”其后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进行了著录。尤袤《遂初堂书目》的著录较为简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金壶记》，一卷，僧适之撰。集书家故事，以二字为题，而注所出于其下，凡三百余条。”[8]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也有著录。《文献通考》记载：“《金壶记》一卷，陈氏曰：‘僧适之撰。集书家故事，以二字为题，而注所出于其下。凡三百余条。’”[10]南宋临安书坊刻书家对《金壶记》进行了刊刻，现存日本静嘉堂的《金壶记》就是我们所称宋临安书棚本。宋刻本流传至今有两种版本，一为静嘉堂所藏，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影宋钞本，且影宋钞本不为历代藏家著录[16]。宋代的两个版本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为《金壶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二）明清时期的流传情况
明清时期《金壶记》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不仅目录书对它进行了著录，还有书画类著作、类书、文集等也对它进行了著录。目录书有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的《文渊阁书目》《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画类著作有清人顾蔼吉编撰的《隶辨》，清人王原祁、孙岳颁、宋骏业、吴暻、王铨等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倪涛所编《六艺之一录》。文集有明陆深撰《俨山外集》、清人俞正燮撰《俞正燮全集》、清人陶澍著《陶澍全集》。类书有明初学者陶宗仪编纂的《说郛》、清康熙间陈元龙编的《格致镜原》。史学类著作有《皇朝通志》《钦定续通志》等。日本静嘉堂所藏的《金壶记》在明清时期六易其主，如傅增湘所言：“据卷中印记考之，知为绛云楼余烬，旋归于季沧苇，历藏徐氏传是楼、马氏汉唐斋，最后为嘉兴钱梦庐（天树）所获，及陆存斋得之钱氏，盖已在光绪之初矣。”[17]《金壶记》在经历绛云楼火灾后，又经季沧苇、传是楼、汉唐斋、钱梦庐、皕宋楼收藏，再漂洋过海到日本静嘉堂。
（三）近代以来的流传情况
近代以来，不但著录《金壶记》的书籍、文章越来越多，而且有一些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将《金壶记》归在丛编类，20世纪90年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将《金壶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书画类著作如祝嘉的《中国书学史》、李霖灿的《中国名画研究》对《金壶记》也有著录，《中国书画全书》收录其全文。词典类图书如段成桂、陈明兆编的《简明书法词典》，梁披云编的《中国书法大辞典（上、下册）》，赵传仁、鲍延毅、葛增福主编的《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李国钧主编的《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的《简明书法辞典》等都有收录。其他的如叶宗镐编的《傅抱石美术文集续编》、王红蕾编的《钱谦益藏书研究》、顾志兴著的《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等对《金壶记》都有记录。
傅增湘见到日本静嘉堂影印宋刻本后，他对此版本进行校勘，著有《校〈金壶记〉跋》[17]。赴日学者辛德勇在他的《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18]一文中论述了《金壶记》的流传情况。另外李文的《宋代书学著述研究》、丛思飞的《唐代书法文献研究》对《金壶记》也进行了考订。
宋刻本《金壶记》流传至今有两种版本，这为当今学者研究提供了方便，但是相对于其他书法类著述来讲，对《金壶记》的研究略显不足。学者可以依据这两种版本对《金壶记》的内容和价值做进一步研究。
三、《金壶记》的价值
释适之的《金壶记》是继《法书要录》之后、《墨池编》之前，现存重要的书学丛辑，它保存了很多书法故事，如傅增湘《校〈金壶记〉跋》所言：“古来奇文逸事不见于他者，赖此以传，是亦未可废也。”[17]《金壶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体例价值、书学价值。
（一）史料价值
《金壶记》保存了一些十分珍贵的史料，包括对帝王故事、书法家故事、历史事件、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记载。
书中记载了很多帝王故事，如“羽化”条：“秦始皇见王次仲八分书，其文简易，遂召之。诏不至，上大怒，制槛车送于道，乃羽化而去。”[3]653又有“素拙”条关于刘裕的故事：“宋高祖姓刘名裕，素拙于书，刘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被四远，愿公少复留意。’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3]660还有“姓名”条关于项羽的故事：“楚项籍字羽，少时学书不成，乃言曰：‘书足记姓名而已。’”[3]653关于书法家的故事，是《金壶记》记录最多的内容，如“卧观”条：“欧阳询因见道傍索靖碑，初唾之而去，后复来观玩无已，于是铺毡卧其下，观三日方去。”[3]667
《金壶记》记载了很多历史事件，如“发冢”条：“陈永定二年，群寇发丹阳郗昙冢，获王羲之并群贤墨迹，事发，悉入书府矣。”[3]663王莽使人刊定六体的记载，如“奇字”条：“汉王莽使甄丰刊定六体，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书，四曰隶书，五曰缪书，六曰虫书。”[3]653又如“真迹”条：“开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攻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3]657书中还包括对社会文化方面的记载，如“八体”条：“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3]653又记载了关于唐时公卿大夫家收藏碑版的风俗，如“不孝”条：“当时公卿大夫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以为不孝。”[3]671 《金壶记》记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化，为我们补史、证史提供了重要证据，也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如辛德勇所说，宋代出现这样的著述，反映出宋代社会讲求书法技艺的普遍性;另外，僧人适之编撰这样的书籍，反映出研习书法已经成为宋代一部分僧侣文化生活中的一项内容[17]。
（二）体例价值
关于《金壶记》的编修体例，我们在前面编修部分已经讲过，它汇集有关书法家故事的记录，从中摘取二字以为题，并且引录所出文句放于题下，大多数史实是按照人物时代早晚顺序排列的。释适之《金壶记》创造了“词头—注解”的形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书法著作编修体例。
这种编修体例并非个案，早在唐代虞世南编《北堂书钞》时候，他就将每一事摘出字句，以大字标列，用小字注出书名或列出原文。南宋时期叶廷珪编纂《海录碎事》也采用了类似的编修体例。王映予在《宋代类书〈海录碎事〉考略》一文中认为：“《海录碎事》为南宋叶廷珪编纂的颇具价值的中型类书。该书的编纂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条目清晰简约;继承了 《艺文类聚》分门别类的编排形式，将叙事和诗赋合二为一，并自创了 ‘词头—解释—书例’的体例，这是宋以前类书、字典、词典所没有的。”[19]可以看出，叶廷珪编纂的《海录碎事》继承了《北堂书钞》和《金壶记》的编修特点，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以类似体例编修的著作还有《词林摘艳》，傅增湘在《校〈金壶记〉跋》中说：“标举二字于上，而注其原文于下，盖如《词林摘艳》之类。”[17]他所提到的《词林摘艳》也采用了这种编修体例。作者只摘取他认为的关键词，然后将历史故事、典章制度等词条作为解释。《金壶记》作为书法类著述，首先使用了这种编修体例，先列举标题，再将各有关资料汇集起来。该编修体例要比单纯按照时间顺序编修更有新意，更为灵活。又不像《海录碎事》没有按照时间排序，《金壶记》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显得更有条理。
（三）书学价值
释适之的《金壶记》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体例价值，在书学方面也有重要价值。《金壶记》对书法教育、书法评论以及书体等方面都有记载。
书中有很多书法教育的内容，如“画被”条记载：“繇谓子会曰：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而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其表，如厕则终日忘归焉。”[3]657主要讲述了魏钟繇向子会讲述自己学习书法的过程。又如“编蒲”条记载：“晋王育字伯春，少孤贫，为人牧羊时，有暇即编蒲学书。”[3]658这个故事讲了晋时王育在牧羊时折蒲学书，勤而好学。《金壶记》还记载了古时候一些人通过书掌、画地学习书法。如“书掌”条：“齐高祖昔为方伯，其家甚贫，诸子学书常少纸笔，武陵王晔尝以指书掌画空而已。”[3]661“画地”条：“齐徐伯珍字文楚，少孤贫，书竹叶及以钉画地学书，又孙敬凡画地书真草皆如焉。”[3]662
《金壶记》也有书法评论的内容，如“刚柔”条：“唐张怀瓘论欧、虞书，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而以虞书为优。”[3]667评论虞世南书法内含刚柔，欧阳询则外露筋骨。又评论欧阳询书法笔力劲险，如“劲险”条：“欧阳询书笔力劲险，为一时之绝，人得尺牍为楷范焉。”[3]667《金壶记》还讲述了一些书体方面的内容，如“十书”条：“张怀瓘《论十体书》曰：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书、行书、飞白书、草书。”[3]666这些知识对书法史研究来讲就有重要意义。
《金壶记》作为辑录书法故事的专题类书，保存了大量书法史资料。它创造了“词头—注解”的编修形式，大致按照時间顺序编排，是一种新的书法著作编修体例。书中记载了很多书法家故事、书法评论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体例价值、书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