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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的朦胧诗至少包含了两种反叛意识。首先,人们开始追问那些漂亮的政治词句意味了什么。这些词句还能代表为之献身的理想吗?事实上,这种怀疑气氛一直延续到现在,许多人对于众多豪言壮语总是将信将疑。其次,人们的追问指向了自己—为什么如此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什么如此习惯于思想的依附?一个现代人的标志是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这就是80年代对于“启蒙”这个概念深感兴趣的原因。
王朔的登场是为这一切添加了反讽的喜剧色彩。他的一批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中,反讽与嘲弄形成了解构的力量。嬉笑怒骂,皆入文章。当然,与启蒙对于主体的自信不同,王朔的反讽之中包含了大量的自嘲。至于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没有发现什么新意。阅读一下80年代的文献即可知道,这种主题当年早已经反复地讨论过了。王小波小说的特点另当别论,把他塑造成思想偶像似乎有些误会。
根据80年代以来的文学线索,的确可以看到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迹象:个人在文学之中的分量及其意义增加了许多,尽管大多数文学仍然是将个人放置于他人、时代与社会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
《南风窗》:今天,似乎我们真的慢慢从一个“大时代”抵达一个“小时代”,至少在流行文本里,从“大写的人”变成了微不足道的“蚂蚁”、“炮灰”和“粉末”;在流行文学和流行文化中,嗟叹“个人的微茫感”。您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此外,“小时代”是一种相对客观的描述吗,还是它只是事情的一个面向?
南帆: 在我看来, 时代本身无所谓“大”或者“小”。何谓“大时代”,何谓“小时代”,主要来自社会成员的感受。是不是可以这样的表述?—“大时代”意味了整个社会拥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人们仿佛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宏伟的社会工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意识到自己在这种社会工程之中的位置。“小时代”是一个分散化的、甚至碎片化的社会,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目光不出三尺之外。这种时候,个人很难产生登高望远、栏杆拍遍的英雄情怀。对于一些年轻人说来,“蚂蚁”、“炮灰”、“粉末”的感觉显然由于和整个时代的脱节。或许有一个抽象的时代正在什么地方运行,但是,他们所能看到、所能接触的仅仅是一个狭窄的生活片断,琐碎,平庸,无趣,没有任何激情。他们被按部就班地填空在某一个生活的缝隙,他们的青春必须奉献给那些浅陋而又实际的目标。例如偿还房贷,或者给幼小的孩子挣回一些买奶粉的钱。这些琐事耗尽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所谓的雄心壮志就是一点一滴地洒落在一地鸡毛之间。这时,谁还会踌躇满志地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呢?
或许,流行文学的确表达了这一代人的“微茫感”。那么,原因找到了吗?不知道流行文化是否愿意提供一种历史的眼光。也许,与上一代人的生活做一个比较,多少有助于认识问题。相对地说,上一代人的生活条件更差一些。他们不得不竭力争取自己的生活位置,清晰地评估自己在这个时代置身何处,应当在哪些方面多做一些努力。他们的生活质量与时代状况密切相关,关注时代的演变与关注个人生活基本是一致的。时代不可能为他们单独提供一个不受干扰的角落,至少他们的意识之中不存在这样的角落。这形成了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的人格。
年轻一代的独生子女已经逐渐远离这种生活。高考这个关隘制造的巨大压力几乎笼罩了他们的上半个青春期。除了对付那些海量的练习题,他们没有多少剩余精力接触另一些严肃的问题—教师和家长也不允许。他们的生活条件参差不齐,但重要的是,提供这些生活条件的时代始终不进入他们的视野。社会一如既往地存在,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若干年之后,无论是否真正接受大学教育,多数人已经丧失了考虑时代重大问题的习惯。当然,即便这些年轻人满腔抱负,机会与途径又在哪里?不断的挫折与失望之后,他们只能无所事事地呆在局外,“躺在自己小小的背窝里”,这大约就是“粉末”的感觉了。
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学中的“个人”
《南风窗》 :具体而言,您认为这些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重要的政治经济转型是怎样具体作用于文学或大众文化表达中的“个人”观念的呢?这样的变化是怎样被催化出来的,或者说,作用于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是什么?
南帆:至少可以考虑到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思想观念的变化。尽管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总体而言,现在对于个人的尊重远远超过了30多年前。“以人为本”这样的口号反映了这种尊重。人们可以在这种口号背后追溯到各种思想资源:从古典的人道主义、启蒙主义到独立的人格、公民的权利,如此等等。第二,市场经济的影响。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同时还必然形成相应的社会组织形态。相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充分释放了个人的能量。我们从思想观念的解放走到了经济形态的解放。未来的日子里,后者对于前者的冲击和影响还将持续显现。
《南风窗》:当我们谈到社会政治经济转型对文学的影响时,有一个问题是,文学中的这些变化,对社会进程是否也有影响,哪怕是隐而未见的影响?
南帆: 当然,文学对于上述的社会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所说的各种思想资源之中,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相对于众多社会科学—例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显然更为重视个人的存在。这可追溯到学科的特征。我在《无名的能量》一书之中曾经论证,许多社会科学的最小分析单位是社会,考察阶级、阶层也是为了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文学的最小分析单位是个人。从肖像、个人癖好、说话的口音到饮食口味,许多个人特征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构成没有多少联系。文学对于这些特点津津有味的描述,目的是再现活生生的每一个人。民族、国家、社会是一些有价值的分析单位,个人同样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单位。这些分析单位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覆盖,而是根据特定的历史语境形成各种互动。相对于社会科学,文学更多的是从个人这个分析单位出发。
每一个历史时期,民族、国家、社会与个人无不形成各种复杂的对话和博弈。众多学科无一不从自己的角度加入对话与博弈。以常规为主导的日子里,经济学、法学通常是主角。物质生产带来的社会富裕以及稳定的社会生活成为普遍的追求。这时,文学仅仅处于社会边缘,扮演次要的文化角色。人们甚至觉得,文学无非提供一些小娱乐,例如小说或者电视肥皂剧;或者制造一些审美小情调,例如写几首小诗。然而,当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到来的时候,文学可能率先发出叛逆的呐喊,振臂一呼,惊世骇俗,狂飙突进,叱咤风云—例如20世纪之初的“五四”时期。这是文学爆发的时刻,也是文学领跑的时刻。
娱乐与扁平的时代
《南风窗》:在谈论时代之“小”时,无法绕开的话题是今日的媒介技术特点,互联网、社交网络让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越来越扁平化、零散化。这一点是否对时代气质的塑造有巨大影响?
南帆:必须承认,传媒技术是这些年进展最快的领域之一,新型的传媒工具正在改变这个社会的文化生态。过去,书籍为代表的印刷文化踞守于社会文化的核心;现在,这种传统正在迅速让位于互联网。这一点甚至远远超过了许多西方国家。我们常常可以在西方国家的地铁车厢里看到乘客阅读书籍,而中国的地铁车厢里,所有的人都在阅读手机的那一块小小的屏幕。
阅读什么?信息—海量的信息正在淹没我们。互联网或者手机的每一个技术突破都不仅体现为技术事实,同时还伴随着销售策划制造的文化观念。现在的人居然不知道哪一个明星刚刚离婚或者另外两个明星出现了绯闻,那么,你out了;就算你知道了,你居然不是从iPhone5或者微博上读到的,你又out了。总之,我们必须在最为先进的电子产品之中及时地攫取最新消息,否则就会沦为一个傻瓜。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必须如此。事实上,过量的消息对于我们又有什么用处?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些时间阅读文学、历史或者哲学著作?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是很有趣的:我读过的消息远远超过了文学作品,但是,我记住的文学作品远远超过了消息。
可以察觉,许多年轻人的思想资源仅仅是互联网上那些信息。我时常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20世纪80年代仿佛消失了。知识的渴望,不懈的阅读,启蒙的气氛,人文情怀,这些似乎都已经打包封存。90年代初期,一批人文知识分子中间曾经出现一场“人文精神”的大辩论。如今看来,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犹如80年代的最后一次回声。以后的文化生活似乎绕开了这个历史阶段,转身接上了武侠小说或者“鸳鸯蝴蝶派”。玄幻、戏说毋宁说是这个传统的延伸。当然,这些节目赢得了巨大的市场。“启蒙”不是把市场预设为理想的目标吗?求仁得仁,亦复何怨?然而,至少有些知识分子觉得,这种局面伴随的消费主义与犬儒主义异于当初的设想,只不过这种“启蒙辩证法”没有得到足够的正视与讨论罢了。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这种长久的厮守似乎已经是过时的古典情趣。现在,互联网等各种传媒上的文化碎片蜂拥而至,肢解我们的内心。没有持久的注视,更没有持久的兴趣与思考。碎片化、零散化与平面化的倾向长驱直入,制造出某种中国版的后现代主义。这种内心不可能承接大问题、大时代、大思考。也许,我们不得不在某一个时刻扪心自问:我们不再理睬那些大问题,它们就会知趣地销声匿迹吗?
不能沉溺于“小”而逃避公共领域
《南风窗》:从您的角度来看,今天大众意识形态中弥漫的“小”在试图告诉我们什么?除了“微茫感”,时代之“小”是否有积极的因素孕育其中;在现有的基础上去重新期待另一种“大时代”的到来,是否有意义,或者说,它在怎样的语境下是有“意义”的呢?
南帆:现在的确是“小时代”吗?我对于这个概括存疑。我觉得,声称是一批人的“小时代”更合适。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主题了。还有什么值得不懈地追求吗?然而,我宁可认为,所谓的“小”仅仅是他们的感觉,甚至是他们为自己虚构的假象。我们不能由于这种假象的迷惑从而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掌控大问题了。一种思想观念的倡导,数百亿资金的流向,支持某些行业同时抑制另一些行业,规划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面貌,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从来不缺乏它们的真正主人。
的确,许多人被甩出了自己的时代,仅仅有能力在边缘地带经营一个小小的巢穴。除却柴米油盐茶,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不仅“小”,而且“浅”。沉溺乃至陶醉于“小”的感觉而回避、逃离公共领域,自认为那些重大事项与己无关,甚至连思考亦属多余,这更像是放弃自己的权利。事实上,公共领域的决策包含了每一个人的参与,所谓的共识不是从天而降,亦非来自某一个高高在上的圣旨。公共领域的机制必须容纳所有个人观点的博弈,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综合。
另一方面,如果“小”意味着焦点集中,关注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甚至关注每一件具体事务,那将包含着重大的积极意义。高瞻远瞩不能取代细致入微。相当长的时间里,抽象的“人民”或者“群众”概念背后, 活生生的个人消失了。这时,“小”的观念有助于遏制各种形式大而无当的浮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