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式政变与埃及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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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军方罢免民选总统穆尔西引发的埃及动荡局势持续发酵,穆尔西支持者、反对者及警方之间的冲突接连造成伤亡事件。埃及军方不断加大打击穆兄会和穆尔西的力度,穆兄会则号召追随者继续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国际社会普遍担心这个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将爆发更大规模冲突。实际上,自2011年初以来,埃及就没有消停过。
  西方媒体“定调子”
  自2010年底西亚北非动荡之后,美国在埃及问题上的表现一直较为克制,以至于学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美国应对中东变局具有两面性、矛盾性等特点;另一种认为美国的表现有条不紊,有的放矢,显示出特有的危机反应和战略调整能力。但有一点共识是,无论是在中国的政策研究部门还是学术界,有很多人不赞同中东乱局是美国人策划的这一阴谋论观点,直接原因就是美国在中东乱局伊始手忙脚乱。中东局势的迅速发酵迫使美国的决策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反应。美国情报部门在判断埃及局势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失误,迫使美国政府提前站队。当时,埃及政府及美国的阿拉伯盟友谴责美国抛弃盟友,埃及抗议者及阿拉伯公众舆论抱怨美国冷漠,美国国内批评者敦促美国提供更有力的领导。
  在西亚北非动荡中,西方媒体充分表现出了“定调子”的功力。“定调子”的本质就是西方所说的“架构效应”,即通过塑造大众舆论、引导人们的认知,给相应的政治行动或政策赋予合法性。因为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架构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美国主流媒体在描述埃及变局时,将其建构为一场与苏东事件相提并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给公众一种“革命”带来民主和繁荣的错误暗示。
  西方主流媒体主要展现了埃及抗议者的文明和成熟,以及对民主、人权、自由与尊严的热爱,为埃及的“革命”行为塑造了较为正面的形象。这与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塑造的阿拉伯民众粗野、宗教狂热、无知、暴力的形象大相径庭。西方主流媒体的“革命”框架在西方社会获得广泛认同,进而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埃及变局的态度。但是,相比于沙特阿拉伯派兵至巴林以及帮助也门萨利赫镇压示威民众的举动,美国对穆巴拉克的抛弃实际上极大损害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望。
  至少美国人是默许的
  这回不一样了。穆尔西被军方罢免后,美国的表现远远比穆巴拉克下台时稳定得多。7月4日穆兄会两名高层领导被捕,埃及警方逮捕300名穆兄会领导人及成员。美国在表面上继续保持中立,但实际上继续对埃及进行军事援助,并准备交付12架F16战斗机,客观上反应了美国对埃及政变的真实态度。
  无论美国人是否策划支持了这次政变,但至少美国人是默许的,而且事先也知情——因为之前美埃军方高层保持了沟通。目前美国每年援助埃及约15.5亿美元,其中约13亿美元给埃及军方。在中国这样一个独立自主、行政执行能力很强的现代国家,很多人是无法理解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渗透程度的。多数美国盟国的军官有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留学、接受培训的背景,和美国保持着直接联系,美国对消息的掌握和对局势的知晓能力极为惊人。
  穆尔西被迫下台之后,多个城市爆发了穆尔西支持者的游行。埃及穆兄会表示这是一次不合法的、颠覆合法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但又能如何?美国颠覆合法政府的记录早已劣迹斑斑。1953年,美国在伊朗支持巴列维颠覆了穆萨迪格合法政府。上世纪50年代起,美国情报部门在非洲和拉美无数次买通军官颠覆合法政府。在中等规模国家和重要的小国中,刚果、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拿马、玻利维亚等国的一系列军事政变无一不是美国所策划的。美国颠覆哪一个政府,和民主无关,只和利益有关。
  不过,美国式政变也多次损害美国的利益。比如当时美国支持“民主”的霍梅尼推翻了“威权”的巴列维,实际上彻底破坏了美国当时的中东战略布局。2005年时任美国务卿赖斯被迫承认,美国在中东地区通过民主寻求稳定的尝试是失败的。也许除了以色列,真正民主的中东国家一定是反美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削弱政治合法性
  从短期来看,这场美国式政变毫无疑问有利于美国利益,埃及军方掌控局势也有利于以色列的安全。而埃及式民主则毫无疑问损害了埃及的国家利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虽然有极为坚实的民意基础,但穆尔西执政之后,没能解决埃及民众最关心的生计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穆尔西及其政党所掌握的资源有限。在埃及当前的权力架构下,军方以及军方掌握的企业控制着主要的经济、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无论谁上台,都要照顾各方利益,都难以大刀阔斧地解决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说白了,穆尔西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切蛋糕的人,只靠口号式的政治许愿解决不了问题。底层人民的贫困和无望自然也为极端势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目前看来,埃及必将面临长期的混乱,埃及军方将和极端势力长期拉锯。7月9日埃及第二军军长遭遇武装分子刺杀未遂,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和冷战后多数西亚北非国家类似,埃及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一度缓解了债务危机,然而西方援助和IMF指导下的“改革”让埃及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与政治代价。埃及两极分化严重,2010年失业率为9.7%,30岁以下失业人口占总失业人口的90%以上,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20%。1995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埃及经济不断恶化,埃镑不断贬值,2008年通胀率达到了18%。许多人开始怀念纳赛尔时代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作为西方维持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第三世界生产和输出贫困,在埃及重构了国民经济体系,国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前者供应公共产品、后者输送国民忠诚的契约关系彻底瓦解,国家从社会福利领域退出(这给穆兄会扎根基层提供了机会),为了确保稳定,警察与安全部门日益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彻底削弱了埃及等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曾有人指出:“特别要留意,2007至2008学年埃及大学生中64%学人文专业,而现代经济所需要的理工科专业学生仅占17.6%。后者供不应求,而前者供大于求,只能上街。”生计无着、前途无望的年轻人势必把埃及推向混乱的街头政治。这不能全归咎于穆巴拉克的无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农业到服务业,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炮制和媒体宣传的各种理论和概念之下,发达国家向一些不具备独立自主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兜售概念,收买决策者,输出资本,进而获取更大利益,却没有而且也没有能力为发展中国家解决最根本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一个中等规模国家,是不能仿效小国通过搞无烟工业、旅游业、金融业走现代化道路的(即便是走这种道路而曾风光一时的爱尔兰、塞浦路斯等小国近几年都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出了大问题)。对于埃及这样一个中等规模国家、地缘政治强国而言,搞不好工业化,就是放弃自己的位置,就是慢性自杀。一个人力资源净流出、民众找不到自豪感、依靠外国游客和侨汇以及外援的国家,怎么会有明亮的前景?
  如果埃及的统治阶级稍微收敛一些,对下层分利,埃及的形势也不会发展至今天;如果埃及民众真的如西方媒体说的那样,文明而有素质,理性表达政治诉求,埃及的形势也不会发展至今天。其他几个中东大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都非常乐见埃及继续保持这种内部割裂的混乱状态,从而丧失向外投射影响力和发挥作用的能力。这些国家无疑是埃及乱局最大的受益者。
  对于我们而言,与其对埃及之变进行道德批判,不如踏踏实实做好调研,进行利益判断。据报道,中国有望成为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中国如何做才能趋利避害?中国如何真正起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维护区域稳定,保护本国公民和投资,将国家利益最大化?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上,中国已经逐渐从观察者变为参与者甚至深度参与者。我们的话语权逐渐增加,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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