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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嘉是个软弱的人，从小父母就这么说她。
她自己有时也这么认为。比如她最怕有人让她在两个事物间作选择，就连 “今晚吃面条还是米粥”这种问题她都茫然，“无所谓啊，随便吧。”
所有用来描述性格的词语用在梅嘉身上都是这种效果：似乎是，又似乎不是。“人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矛盾体。”梅嘉想这话说得太对了。她对于一件事，常常会同时抱有两种看法。这是她怕作选择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从小到大，大小事情常常是父母安排好了的，她自己几乎不曾作过主。
就算这样，妈妈还是常叹气：“唉，现在你没有小时候听话了。”梅嘉一声不吭。
但梅嘉觉得身体里还有另一个自我，那个自我与她本人的表现迥然不同。那是一个狂躁叛逆、刚愎甚至恶毒的家伙，暂且称作“它”吧，梅嘉压制着它，但它在体内疯狂地扑腾着，回敬着妈妈：“小时候我什么都听你的，是因为我傻。现在我没那么傻了。”
今年是特殊的一年，梅嘉要参加高考。那个“它”的势力在这一年膨胀得尤其迅速。梅嘉发现，如果现在叫她说“我爱我家”，她说不出来———这四个字的发音当然没什么困难，但她无法真诚地发自内心地说这句话。
她满脑子装的都是“脱离”、“叛逃”，梅嘉想这就是“白眼狼”的想法。
英语课上，老师讲了个句子叫“You made me what I am ”，说它的意思是“是你把我教成这样的”。梅嘉重重地震了一下，此后一直有点恍惚。
等到上数学课时，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没有真正听懂任何一句话。老师写板书时，梅嘉趴下了，把下巴抵在胳膊上，眼盯着面前一行一行密密麻麻的字，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胸腔里一条线火烧火燎地难受。她知道那是食管———胃酸涌上来了。
“这下有麻烦了。”梅嘉想。她知道自己的胃病是神经性的，与精神状态关系密切。
挨完听不懂的课后，梅嘉拼命地喝水，用力地向下咽，想把那些胃酸冲下去。但最终没有用，还是难受。
她回家找药吃，妈妈问：“你又找什么？”梅嘉不回答。她不敢回答，因为现在她不能保证自己不说出惹祸的话来。现在那个疯狂的“它”正醒着，蠢蠢欲动。
但妈妈不喜欢她的态度，“倒是快说呀！”她仍不回答。没找到，还是没找到，梅嘉急了，简直像毒瘾发作的人忙着找毒品。如果她找到了，妈妈只会说一句“胃又不好？”事情就这么完了。但如果找不到，妈妈一定会问到底。不幸的是，那药的确是没有了。梅嘉只好关上橱门。完了！她关橱门的动作太大了，简直是摔的！
果然，妈妈火了，“怎么了？！哪儿不舒服说呀！这是干什么？”梅嘉只是赶紧往自己屋里逃，妈妈的责难接踵而来，“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让你管，只安安心心上你的学就行了，哪来那么大火气？”梅嘉坐在书桌前背对着妈妈，仍然不说话，但手里装模作样拿着的那本书已经被攥得不成样子了———这是“它”干的。梅嘉拼命地控制着“它”，可有些力不从心了。
妈妈口气缓和了一些，“以后哪儿不舒服早点说。”但梅嘉仍然没有说话。妈妈说：“不说算了！”然后走了。梅嘉也松了一口气。刚才有一句话跳到了她嘴边，那是“它”想说的：“当然不舒服，在你手下怎么可能舒服？不用为我费这个心了！”
这种话说出来可真是找死，幸好还是控制住了。
梅嘉胃里还是烧得慌，怎么办呢？再向妈妈要钱去买？她做不到。她想起以前一次争执中妈妈说的一句：“你还不是得让我养着！”她不明白妈妈怎么会突然说出这样一句离题万里的话，也许是要用这颠扑不破、不可战胜的事实来压服她吧。
梅嘉叹了口气。有朝一日她一定要有钱，有很多钱，那样谁都管不了她了。
梅嘉一下子倒在床上，她想这些念头也一定是“它”想出来的。
由着“它”发展可不行。但这是个难对付的家伙。梅嘉仔细想了想，自由自在时它似乎并不存在，一旦有人限制她，“它”就现身了，而且限制得越厉害，它越狂放，越十恶不赦。
Obsession，强迫症。她偷偷在医疗网页上做了个自测，十六项指标有十一项符合。梅嘉一看结果就着了慌，据说有一条以上符合的就需要作心理疏导。
于是她查了许多资料，以致于走进学校心理咨询室之前已经知道了人家会说什么，而且也知道去了没用，但还是去了。心理健康老师平素接待惯了考试焦虑和人际交往紧张的咨询者，突然来了个旗帜鲜明的强迫症，不禁一愣。梅嘉提到了她和父母的关系的问题，她要老师给她想个法子。老师说：“对，你这样就对了。不顶嘴是对的。”“但我妈会说，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你瞧不起我吗？”然后老师就再也支吾不出什么来了。
梅嘉出了心理咨询室后无奈地吐着气，她不知道是这个世界真的那么无奈还是老师水平低。这个选择题她还是不会做。
过了一段时间，梅嘉便顾不上去管什么强迫症了，连“它”也似乎不存在了。梅嘉跌入了高三的沉闷的紧张氛围里，家里安静了一段时间，是没有生气的安静。梅嘉不介意这样“疲软”地生活下去，可她没想到“它”还会再次活过来。
那是一个周末，吃完了午饭，梅嘉坐在沙发上吃胃药。爸爸在一边站着。妈妈走过来，“嘉嘉，有件事要跟你谈谈。”梅嘉吞下药片，未作反应。她已经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了。
妈妈说的是高考的事，大体内容是高考形势紧张，而梅嘉的成绩面临危机，梅嘉边听边慢条斯理地嗑着瓜子，眼睛盯着瓜子盘。妈妈终于说出了最重要的一点———有哪些熟人的孩子把户口迁到了外省；那个省有多么优越，从气候到分数线；找到的介绍人又是多么经验丰富、周密可靠。这时梅嘉把脸背过去了，她在咬牙根。妈妈继续絮絮叨叨地说着，梅嘉胳膊突然僵直地伸出来，把手里握的瓜子壳狠狠地拍在桌面上。
“它”回来了，带着暴怒回来了。
梅嘉继续按着那些瓜子，好像是要把它们按进桌子里。瓜子壳扎着她的手心，很痛但是痛快，有眼泪从梅嘉眼角艰难地蜿蜒而下。梅嘉又把脸转过去，不看妈妈，也不让妈妈看见她。爸爸不知道朝妈妈使了什么眼色，妈妈很快结束了谈话，让她去睡午觉。她站起来，刚跨出第一步，不知为什么发出了一声很大的哽咽，她没再出声，但呼吸的声音响得惊人。
第二天早晨，爸爸不在家。妈妈试探地问：“你昨天哭了？”梅嘉不回答。妈妈说：“你的态度是什么？”梅嘉说：“我的态度有用吗？”妈妈说：“当然有用了。”梅嘉皮笑肉不笑地哼了一声，“什么时候有用过？”但她想，还是要说出来，“我不愿意！”“为什么？”“我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你就让我光明正大地考吧！”“这有什么不光明正大吗？”“当然不光明正大，我觉得这见不得人！”“你怎么这么想呢？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这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办成的！”梅嘉不作声，心想：“是的，你能，你能，你什么不能？”妈妈继续说，声音有点不高兴，“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啊，没想到你大哭一场。”
梅嘉几乎是喊出来的，“我哭又怎么了？我没别的辙呀，我还得乖乖地到那个省去考呀，我心里难受哭一会儿还不行吗！”妈妈更加不解了，“你有什么好难受的？这件事不是对你有好处吗？”“你根本不了解我心里怎么想的！”梅嘉说着，猛地站起来走了出去。
“它”发作了，“它”想掀桌子，“它”想把东西摔到妈妈脸上去。她不能给“它”机会，胡闹的是“它”，承担后果的是她。
可是“它”现在正活动着，见了玻璃就想砸，见了东西就想摔，见了家具想踹上一脚。梅嘉站在阳台上，“它”就想撞破玻璃跳下去。
第三天早晨妈妈不在家爸爸在家。爸爸似乎要来个促膝长谈，可“它”偏要借这个机会胡闹。她想，把事情弄得严重些也好，吓吓他们，让他们好好想想。于是她依着“它”一边哭着说着，一边摔打着文具。但闹到一半她就明白没有闹下去的必要了，因为她想起过去的经验———父母理解到的意思决不是她要表达的。比如她告诉爸爸自己的郁闷，想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是多么失败，但爸爸却说：“是呀，是呀！在家里还有我们可以听你哭诉，在外面谁能迁就你？只能靠你自己呀。”
后来，家里来了一群外地客人。有一个阿姨恰恰是从那个梅嘉深恶痛绝的省份来的。妈妈因此和阿姨谈起了分数线的事。所有的客人都在附和着那位阿姨说那里的分数线多低，那里试题多简单。梅嘉是多么衷心希望他们说点反对意见呀！可客人们只是在抒发对中国高考分数线地区差异的感慨，他们并不知道这家的闺女要到哪里去考———当然不知道，这事是“不可说，不可说”的。
客人走后，妈妈说：“听见了吗？”梅嘉说：“看来我不可能不去了？”她的意思是经过这么一阵鼓吹，妈妈是势在必得，非把她弄过去不可了。按照惯例，妈妈又理解错了———第二天，爸爸对梅嘉说：“听你妈说你是想通了。”
梅嘉想起爸爸的一句话：“这还跟你商量。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跟你商量，到时候立即命令你上火车又怎么样？”她想倒不如那样。不健全的自主还不如不要。要么完全让她自己说了算，要么替她包办到底好了。
梅嘉想起从前她成绩好时，妈妈对别人说：“我们也没给她加什么压力，让她轻松地学。”她隔着墙听见这句话，用没有笔油的圆珠笔在草稿纸上划了满纸的“胡说”。
她想起妈妈有一阵子要培养她的自主性，让她自己作决定。但让她抉择的事都是无关紧要的，比如是吃米粥还是吃面条，比如是先吃饭还是先洗澡。她认为这与允许她用左手挠头还是用右手挠头性质一样：对她没什么意义，在妈妈看来却是给了她大面子了。她不屑于作这些选择，还是把权力还给了妈妈。到了重大的事上，自然更不由她选择。
她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小说《蒙扎修女的故事》。吉特罗黛一次次错过了拒绝的机会，然而并非她自愿错过的。最后一切按父母的计划发生了，于是她从此恨所有人，最终心理严重扭曲了，她伤害每一个人，也没人喜欢她。
梅嘉可不想落得这个结果。
事情还是依照父母的安排发生着，梅嘉木然，“它”却活过来了———梅嘉想象：到了那里，接头人笑脸相迎，然后自己在他脸上啐上一口。父母带她去见那个中介人，中介人笑脸相迎，父母让她问好，她却上前去“啪”地甩他一个耳光，说：“你挣的是哪门子肮脏钱！”
梅嘉微笑着想。但她明白她不可能真的那么做。她从没尝过撒娇、使小性子是什么滋味，她一直很听话，很软弱。梅嘉为自己感到丧气。
六月初，一切就绪。在火车上，梅嘉一言不发。她想让父母别和她坐在一起，但她没有说。她也最终没攒起偷偷回去的路费。
到了那个省的那所学校，她温顺知礼得连自己都奇怪。进了考场也没晕场，尽管她盼着晕一下。
最后一场考完后，她出来看见外面有人把东西往天上抛，她也觉得自己手里的东西轻得吓人。结束了，辛苦了几年，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她就在这所学校的台阶上坐下，双臂抱膝。
她心里空落落的，“它”也不知所措。一切旧“规则”在这几天内都被打破，循规蹈矩惯了的她自然无所适从。
她和“它”在那里坐了很久。
梅嘉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还有许多事情等着自己去抉择，比如迫在眉睫的填报志愿。而究竟该听谁的呢？父母？她？还是“它”？
又是梅嘉最怕的选择题。
她自己有时也这么认为。比如她最怕有人让她在两个事物间作选择，就连 “今晚吃面条还是米粥”这种问题她都茫然，“无所谓啊，随便吧。”
所有用来描述性格的词语用在梅嘉身上都是这种效果：似乎是，又似乎不是。“人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矛盾体。”梅嘉想这话说得太对了。她对于一件事，常常会同时抱有两种看法。这是她怕作选择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从小到大，大小事情常常是父母安排好了的，她自己几乎不曾作过主。
就算这样，妈妈还是常叹气：“唉，现在你没有小时候听话了。”梅嘉一声不吭。
但梅嘉觉得身体里还有另一个自我，那个自我与她本人的表现迥然不同。那是一个狂躁叛逆、刚愎甚至恶毒的家伙，暂且称作“它”吧，梅嘉压制着它，但它在体内疯狂地扑腾着，回敬着妈妈：“小时候我什么都听你的，是因为我傻。现在我没那么傻了。”
今年是特殊的一年，梅嘉要参加高考。那个“它”的势力在这一年膨胀得尤其迅速。梅嘉发现，如果现在叫她说“我爱我家”，她说不出来———这四个字的发音当然没什么困难，但她无法真诚地发自内心地说这句话。
她满脑子装的都是“脱离”、“叛逃”，梅嘉想这就是“白眼狼”的想法。
英语课上，老师讲了个句子叫“You made me what I am ”，说它的意思是“是你把我教成这样的”。梅嘉重重地震了一下，此后一直有点恍惚。
等到上数学课时，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没有真正听懂任何一句话。老师写板书时，梅嘉趴下了，把下巴抵在胳膊上，眼盯着面前一行一行密密麻麻的字，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胸腔里一条线火烧火燎地难受。她知道那是食管———胃酸涌上来了。
“这下有麻烦了。”梅嘉想。她知道自己的胃病是神经性的，与精神状态关系密切。
挨完听不懂的课后，梅嘉拼命地喝水，用力地向下咽，想把那些胃酸冲下去。但最终没有用，还是难受。
她回家找药吃，妈妈问：“你又找什么？”梅嘉不回答。她不敢回答，因为现在她不能保证自己不说出惹祸的话来。现在那个疯狂的“它”正醒着，蠢蠢欲动。
但妈妈不喜欢她的态度，“倒是快说呀！”她仍不回答。没找到，还是没找到，梅嘉急了，简直像毒瘾发作的人忙着找毒品。如果她找到了，妈妈只会说一句“胃又不好？”事情就这么完了。但如果找不到，妈妈一定会问到底。不幸的是，那药的确是没有了。梅嘉只好关上橱门。完了！她关橱门的动作太大了，简直是摔的！
果然，妈妈火了，“怎么了？！哪儿不舒服说呀！这是干什么？”梅嘉只是赶紧往自己屋里逃，妈妈的责难接踵而来，“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让你管，只安安心心上你的学就行了，哪来那么大火气？”梅嘉坐在书桌前背对着妈妈，仍然不说话，但手里装模作样拿着的那本书已经被攥得不成样子了———这是“它”干的。梅嘉拼命地控制着“它”，可有些力不从心了。
妈妈口气缓和了一些，“以后哪儿不舒服早点说。”但梅嘉仍然没有说话。妈妈说：“不说算了！”然后走了。梅嘉也松了一口气。刚才有一句话跳到了她嘴边，那是“它”想说的：“当然不舒服，在你手下怎么可能舒服？不用为我费这个心了！”
这种话说出来可真是找死，幸好还是控制住了。
梅嘉胃里还是烧得慌，怎么办呢？再向妈妈要钱去买？她做不到。她想起以前一次争执中妈妈说的一句：“你还不是得让我养着！”她不明白妈妈怎么会突然说出这样一句离题万里的话，也许是要用这颠扑不破、不可战胜的事实来压服她吧。
梅嘉叹了口气。有朝一日她一定要有钱，有很多钱，那样谁都管不了她了。
梅嘉一下子倒在床上，她想这些念头也一定是“它”想出来的。
由着“它”发展可不行。但这是个难对付的家伙。梅嘉仔细想了想，自由自在时它似乎并不存在，一旦有人限制她，“它”就现身了，而且限制得越厉害，它越狂放，越十恶不赦。
Obsession，强迫症。她偷偷在医疗网页上做了个自测，十六项指标有十一项符合。梅嘉一看结果就着了慌，据说有一条以上符合的就需要作心理疏导。
于是她查了许多资料，以致于走进学校心理咨询室之前已经知道了人家会说什么，而且也知道去了没用，但还是去了。心理健康老师平素接待惯了考试焦虑和人际交往紧张的咨询者，突然来了个旗帜鲜明的强迫症，不禁一愣。梅嘉提到了她和父母的关系的问题，她要老师给她想个法子。老师说：“对，你这样就对了。不顶嘴是对的。”“但我妈会说，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你瞧不起我吗？”然后老师就再也支吾不出什么来了。
梅嘉出了心理咨询室后无奈地吐着气，她不知道是这个世界真的那么无奈还是老师水平低。这个选择题她还是不会做。
过了一段时间，梅嘉便顾不上去管什么强迫症了，连“它”也似乎不存在了。梅嘉跌入了高三的沉闷的紧张氛围里，家里安静了一段时间，是没有生气的安静。梅嘉不介意这样“疲软”地生活下去，可她没想到“它”还会再次活过来。
那是一个周末，吃完了午饭，梅嘉坐在沙发上吃胃药。爸爸在一边站着。妈妈走过来，“嘉嘉，有件事要跟你谈谈。”梅嘉吞下药片，未作反应。她已经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了。
妈妈说的是高考的事，大体内容是高考形势紧张，而梅嘉的成绩面临危机，梅嘉边听边慢条斯理地嗑着瓜子，眼睛盯着瓜子盘。妈妈终于说出了最重要的一点———有哪些熟人的孩子把户口迁到了外省；那个省有多么优越，从气候到分数线；找到的介绍人又是多么经验丰富、周密可靠。这时梅嘉把脸背过去了，她在咬牙根。妈妈继续絮絮叨叨地说着，梅嘉胳膊突然僵直地伸出来，把手里握的瓜子壳狠狠地拍在桌面上。
“它”回来了，带着暴怒回来了。
梅嘉继续按着那些瓜子，好像是要把它们按进桌子里。瓜子壳扎着她的手心，很痛但是痛快，有眼泪从梅嘉眼角艰难地蜿蜒而下。梅嘉又把脸转过去，不看妈妈，也不让妈妈看见她。爸爸不知道朝妈妈使了什么眼色，妈妈很快结束了谈话，让她去睡午觉。她站起来，刚跨出第一步，不知为什么发出了一声很大的哽咽，她没再出声，但呼吸的声音响得惊人。
第二天早晨，爸爸不在家。妈妈试探地问：“你昨天哭了？”梅嘉不回答。妈妈说：“你的态度是什么？”梅嘉说：“我的态度有用吗？”妈妈说：“当然有用了。”梅嘉皮笑肉不笑地哼了一声，“什么时候有用过？”但她想，还是要说出来，“我不愿意！”“为什么？”“我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你就让我光明正大地考吧！”“这有什么不光明正大吗？”“当然不光明正大，我觉得这见不得人！”“你怎么这么想呢？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这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办成的！”梅嘉不作声，心想：“是的，你能，你能，你什么不能？”妈妈继续说，声音有点不高兴，“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啊，没想到你大哭一场。”
梅嘉几乎是喊出来的，“我哭又怎么了？我没别的辙呀，我还得乖乖地到那个省去考呀，我心里难受哭一会儿还不行吗！”妈妈更加不解了，“你有什么好难受的？这件事不是对你有好处吗？”“你根本不了解我心里怎么想的！”梅嘉说着，猛地站起来走了出去。
“它”发作了，“它”想掀桌子，“它”想把东西摔到妈妈脸上去。她不能给“它”机会，胡闹的是“它”，承担后果的是她。
可是“它”现在正活动着，见了玻璃就想砸，见了东西就想摔，见了家具想踹上一脚。梅嘉站在阳台上，“它”就想撞破玻璃跳下去。
第三天早晨妈妈不在家爸爸在家。爸爸似乎要来个促膝长谈，可“它”偏要借这个机会胡闹。她想，把事情弄得严重些也好，吓吓他们，让他们好好想想。于是她依着“它”一边哭着说着，一边摔打着文具。但闹到一半她就明白没有闹下去的必要了，因为她想起过去的经验———父母理解到的意思决不是她要表达的。比如她告诉爸爸自己的郁闷，想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是多么失败，但爸爸却说：“是呀，是呀！在家里还有我们可以听你哭诉，在外面谁能迁就你？只能靠你自己呀。”
后来，家里来了一群外地客人。有一个阿姨恰恰是从那个梅嘉深恶痛绝的省份来的。妈妈因此和阿姨谈起了分数线的事。所有的客人都在附和着那位阿姨说那里的分数线多低，那里试题多简单。梅嘉是多么衷心希望他们说点反对意见呀！可客人们只是在抒发对中国高考分数线地区差异的感慨，他们并不知道这家的闺女要到哪里去考———当然不知道，这事是“不可说，不可说”的。
客人走后，妈妈说：“听见了吗？”梅嘉说：“看来我不可能不去了？”她的意思是经过这么一阵鼓吹，妈妈是势在必得，非把她弄过去不可了。按照惯例，妈妈又理解错了———第二天，爸爸对梅嘉说：“听你妈说你是想通了。”
梅嘉想起爸爸的一句话：“这还跟你商量。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跟你商量，到时候立即命令你上火车又怎么样？”她想倒不如那样。不健全的自主还不如不要。要么完全让她自己说了算，要么替她包办到底好了。
梅嘉想起从前她成绩好时，妈妈对别人说：“我们也没给她加什么压力，让她轻松地学。”她隔着墙听见这句话，用没有笔油的圆珠笔在草稿纸上划了满纸的“胡说”。
她想起妈妈有一阵子要培养她的自主性，让她自己作决定。但让她抉择的事都是无关紧要的，比如是吃米粥还是吃面条，比如是先吃饭还是先洗澡。她认为这与允许她用左手挠头还是用右手挠头性质一样：对她没什么意义，在妈妈看来却是给了她大面子了。她不屑于作这些选择，还是把权力还给了妈妈。到了重大的事上，自然更不由她选择。
她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小说《蒙扎修女的故事》。吉特罗黛一次次错过了拒绝的机会，然而并非她自愿错过的。最后一切按父母的计划发生了，于是她从此恨所有人，最终心理严重扭曲了，她伤害每一个人，也没人喜欢她。
梅嘉可不想落得这个结果。
事情还是依照父母的安排发生着，梅嘉木然，“它”却活过来了———梅嘉想象：到了那里，接头人笑脸相迎，然后自己在他脸上啐上一口。父母带她去见那个中介人，中介人笑脸相迎，父母让她问好，她却上前去“啪”地甩他一个耳光，说：“你挣的是哪门子肮脏钱！”
梅嘉微笑着想。但她明白她不可能真的那么做。她从没尝过撒娇、使小性子是什么滋味，她一直很听话，很软弱。梅嘉为自己感到丧气。
六月初，一切就绪。在火车上，梅嘉一言不发。她想让父母别和她坐在一起，但她没有说。她也最终没攒起偷偷回去的路费。
到了那个省的那所学校，她温顺知礼得连自己都奇怪。进了考场也没晕场，尽管她盼着晕一下。
最后一场考完后，她出来看见外面有人把东西往天上抛，她也觉得自己手里的东西轻得吓人。结束了，辛苦了几年，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她就在这所学校的台阶上坐下，双臂抱膝。
她心里空落落的，“它”也不知所措。一切旧“规则”在这几天内都被打破，循规蹈矩惯了的她自然无所适从。
她和“它”在那里坐了很久。
梅嘉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还有许多事情等着自己去抉择，比如迫在眉睫的填报志愿。而究竟该听谁的呢？父母？她？还是“它”？
又是梅嘉最怕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