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如果不懂得中医的话，我想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把握不住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是体会不到的。现在有些人要否定中医，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一个否定。所以，这不仅仅是中医界的责任问题，同样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研究中国文化的责任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一百多年前当我们刚接触到西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还了解不深的时候，当时一些人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就是时代的差别，而没有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是一个类型的差别。而这种类型的差别，恰恰是使不同文化之间得以交流和互补有了可能。那个时候，基于中西文化差别是时代差别的认识，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等疑问，那是情有可原，而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如果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面，我想我们是落后了。
　　这个遭遇不仅仅中国，整个东亚地区，也就是东方文化都经历了这么一个遭遇。一百年来，中医在日本叫汉医，在韩国实际上也是汉医，后来叫作韩医，他们也同样遭遇这样一个历史。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们开始反省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从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来讲是“扶植”中医。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间是在真正发扬中医，扶持中医；还是在辩证、结合的名义下，在那里消解中医、解构中医？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医被完全改造了，反而失去了中医原来那种根本的面貌。
　　现在有些人总拿“科学”来说事。科学和科学精神是最尊重事实的，可是现在确实有科学家不尊重事实，在那里信口开河，说科学发达了，中医就可以消亡了。我们科学越来越发达，我们中医药也随着在那里发展。为什么？要认识到我们中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它还有人文，我们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加以认真研究，应该纳入到我们人文的思考领域里面去。中医不仅仅是跟西医相对的概念，中医有更深层的含义。中医这个词的本源，最早提出“中医”这个概念，大概是《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里面提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怎么讲？这就是任继愈先生讲的，中医的根本原则是治未病的，而不是治已病的。而有了病以后也主要是要调整自身整体的生理机制，从而打通闭塞，平衡阴阳。中医不是专门让你吃药，吃药吃得不好反而增加病，所以后面才提出来“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样一个“中医”概念。
　　所以，如果不懂中医的这个含义，是根本无法理解中医的。它让你不得病难道不科学吗？只有得了病以后你去治他才叫科学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涉及中医的思维方式问题。中医思维方式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一种分析还原的方法。分析还原，还原到后来就各个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整体关联的还原，它也是还原，还原到每一个个体，但这个个体是相互关联的个体，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所以说是生命。我觉得我们医学根本的问题是研究生命的问题，是研究人这个有精神的高级生命体。也就因为这样，所以中医的理论里才有整体生命力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完整地反映整体的面貌的观念，而不是只反映他那个部分。肝脏不只反映肝脏这部分，心不只反映心这部分，而是与其他脏器生理功能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我们要把中国哲学这样一个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充分地阐发出来，加强研究，来支撑中医基本理论。中国哲学里，特别是当中国哲学在吸收佛教的思想以后，吸收佛教里的理事关系，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样的思想以后，就促成了宋明理学中“理一分殊”理论的产生。而“理一分殊”理论里面的核心，就是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整体，所谓“事事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人人一太极”。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每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反映一个天人关系的整体。所以我想，这样充分的道理，这样丰富、深刻的道理，这样把生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来对待的医学理论，有人竟然说它是伪科学，简直不可思议。
　　这个整体观点在中国哲学领域里最后总结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这就是“自然合理”的理念。大概在20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讲到，玄学在中国哲学中间的地位，其中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玄学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即“自然合理”，也就是说凡是合理的必然是自然的，凡是自然的必然是合理的。所以，中国的思维方式整个就是“自然合理”的方式。而我们现在受到西方的影响以后，在有一些人的头脑里只有科学才能合理。
　　中国哲学里的自然概念是本然的意思，任何违背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做，都得有问题，是不合理的。中国人寻找自然合理，证明这一切事物是符合自然的，意思是它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个事物的本来面貌“因势利导”，要适合、符合这个事物的本来发展的途径、趋势。对中国哲学的“自然合理”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我们是要这样去认识，这样去实践。
　　而所谓“科学合理”的理念，在它寻找到事物的本来面貌以后怎么去做呢？它是要去掌控自然，去改造这个自然，去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这个我想是不行的。这样两个思路，我们讲自然合理，要顺从、要符合事物的本来的面貌去发展它，要积极地随着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发展它、去推进它，而不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它，这就是中国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核心精神，不以私志入公道。如果某种“科学”要以私志去改造公道，它就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对科学认识的误区。
　　我们现在很多现代科学家也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认识科学的目标并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个自然界的本来关系（生态关系），而是使这个自然界和人类能够和谐地相处，所以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离开这个理念去讲天人合一，那么实际上就是去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关系来适应我们人类欲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里实际上还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科学讲究清晰，而中国整体联系的思想常常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常常受到指责。问题是现代科学发展已经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清晰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还是模糊更接近事物的整体本来面貌？我觉得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模糊化其实更接近事物整体本来面貌，而有时候越清晰实际上是对事物的越来越片面的认识。这也正是现在科学模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道理，模糊数学、模糊逻辑发展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清晰与模糊怎么来看的问题，应当认真思考。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在模糊中间有极其精确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色。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在中国哲学的这个层面给中医更多的理论上的支持，不要人家一说你这个模糊就担心，不需要担心。现在要担心的是将来中医药很可能要“出口转内销”。这不是危言耸听，很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西方学中医的人，他们读中医原典比我们读得细，比我们读得深。
　　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非常有意义，而且任重道远。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中医，看起来似乎也很热闹，但是在我看来是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