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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君、师分离，士阶层出现，“得君行道”观念随之产生。孔、孟认定道尊于势，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道即为赋予礼以内在道德上的根据，彰显其仁心，其治道之重心在礼。战国中晚期，“势”观念勃兴，尊君思想张扬，苟子在“道”与“势”之间游移，因要尊君，遂将礼外在规范化，在治道上礼法并重。战国末期，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法家，将尊君推到空前高度，因得君之切而牺牲了行道之实；因尊君而尚法，其法治沦为君主“治”臣下和人民的工具。整个先秦时期，士阶层从强调“行道”逐渐转向“得君”，与治道从“重礼”向“尚法”之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