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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曾对知识分子参与电视节目生产进行了思考，认为电视扰乱了科学场和艺术场的固有规则，并对科学和艺术的生存造成不良影响。但由于中法两国的媒介体制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知识分子需要电视媒体做为其表达思想和担负责任的平台，同时，中国的电视媒体在与新媒体的激烈竞争中，也需要知识分子的专业表达。
关键词 布尔迪厄 电视 媒体 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媒体竞争加剧，借助知识分子的专业特长制作的电视节目日益增多，文化类、科教类、财经评论类的电视节目常常可见知识分子的身影，一些重要的时政类新闻中，也开始穿插专家学者对于新闻事件的看法和评论。不可否认，知识分子介入电视，必须遵循电视制作的客观规律，比如接受采访的长度、讲话的要点，要事先接受电视媒体的把关。知识分子在融入电视媒体的过程中，必须接受电视媒介受到资本宰制的事实，而知识分子在遵从传媒收视率规律的过程中，往往又会将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让渡。
为此，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认为商业逻辑所制约的收视率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纯粹的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进而造成了传媒与学人或艺术家“合作”来危及科学和艺术的自律性。在电视无所不及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知识和艺术创作也受到了商业逻辑的严重侵扰和蚕食。布尔迪厄总结说，科学理论和艺术价值不能以公决的形式来裁判，因为科学理论和艺术价值场域内的生产者和受众，本是同一群人，即知识分子，但是，电视媒介的受众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群体，即“大众”，原本为知识分子创造的内容却要由“大众”来检验，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着一些错位，并最终影响到科学和艺术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以这样的视角观照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极容易得出结论，即在中国，那些在电视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知识分子成为明星学者，电视由此严重干扰了科学场和艺术场的固有内在规则，也最终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倒向媒体，热衷于在电视媒体上寻找认可和象征资本。
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布尔迪厄的这些观点？在中国社会的当下语境中，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应保持何种关系？
1 媒体是知识分子的必备工具
从历史的维度看，知识分子和媒体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媒介的发展历程中，从语言、文字、再到印刷术、电子媒体，知识分子往往是这些媒体的驾驭者和普及者。他们通过使用媒体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促成科学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到了近代，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左拉率先发表在《曙光报》上的公开信。而知识分子也多指具有社会良知，站在普遍价值的立场上，关注公共问题的人士。公共知识分子产生后，媒体与知识分子的联系更加紧密。美国学者萨义德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体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①查德·A·波斯纳给出的界定是：公共知识分子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②我国学者朱苏力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由于在特定的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③因此，知识分子需要借助大众媒体等工具向公众来表达思想、提出建设性意见，没有大众媒体等工具，知识分子的思考、表达活动便无法产生社会影响力。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影响下，开始出现近代报纸和刊物，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自办报刊指陈时事，启迪民智，表达自己的观点。直至新记《大公报》创刊，张季鸾更是用手中一枝笔，坚持文人论政，评判时政，将舆论导向有益于民生的方面。没有这些知识分子，便没有影响深远的《时务报》、《新民丛报》、《大公报》，而没有这些媒体，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产生如此重大的社会影响力。梁启超正是通过自己的办报来践行维新变革的思想，在他的一生中，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并不是疏离的，而是将思想表达与媒体的公众影响力密切结合在一起，从而将自己所思所想，改良抱负，通过媒体来传达到民众，希望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可见，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用媒体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是切实在与媒体的互动过程中，传达自己在专业领域内思考的心得体会，同时也激发民众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最终达到有益于民生的目的。离开了媒体的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传播思想的工具，导致自己的思想成果，最终尘封于历史，无法促进社会的发展。
2 电视等电子媒体是当下知识分子普及科学文化、担负社会责任的重要渠道
《关于电视》一书写作的环境背景是上世纪的法国，媒体的发展逻辑主要是以收视率来决定广告收益并最终决定知识分子所参与节目的内容，知识分子在其间只是充当电视台的一个工具性符号，并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和科学氛围却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应吸取教训，远离电视等媒体场域，固守在象牙塔中做学术，以此来保证科学和艺术的价值与发展。
21世纪人类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阶段，即电子媒介文化阶段。 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特别是电视和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普通人在学校教育外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渠道，它们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并正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传统知识分子赖以记录和表达自己思想的载体——书藉、报刊也正在经历蜕变转型。将来的知识分子要在与电子媒介的互动交流中成长。如果排斥电子媒介，他将无法再与这个世界交流，也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先进性，从而无法承担普及科学文化的社会责任。
中国与法国电视媒体及学术评价体系的这些差异决定了我们研究布尔迪厄及其电视思想时，不能把布尔迪厄对法国电视的批判全盘引入中国的电视媒体环境中。因为我们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表达不可能是容易的、随意的、多元的，而是严重不足的。在中国语境下，知识分子要想获得电视媒体的表达渠道，必须是本领域有突出成果的专家，一般的知识分子难以在电视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能够有机会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是知识分子检验自己研究成果的宝贵机遇。 3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要依靠知识分子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动力
互联网的成长带来博客、微博等新兴媒体快速成长为知识分子发言的平台，电视在与新媒体进行受众争夺的过程中，需要依靠知识分子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动力。
目前互联网的发展已在中国聚积起5亿多的网民。大型门户网站的博客，如新浪、搜狐、腾迅、网易等博客成为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话题、传达专业知识、发表专业意见的重要渠道。比如新浪财经博客、搜狐财经博客等都囊括了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学者。他们并非如布尔迪厄认为的那样，“若科学场、政治场、文学场受到传媒控制力的威胁，是因为在这些场的内部，有一些不能自主的人，以场内的专业价值标准衡量，他们很少得到认可，或拿句常用的话来说，是一些‘失败者’或正在走向失败的人，由于他们在场内得不到认可，所以热衷于到场外去寻求认可……”④目前，中国网络媒体邀请的学者大部分都是本领域的顶尖学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研究的，正是对民众有所启发的，急需的知识。与此同时，一些财力雄厚的广播媒体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在评论上下功夫，邀请知识分子在节目中加盟。媒体对他们的邀请，可以弥补在某些领域中专业知识的不足，如他们邀请了日本大学商学院EMBA终身正教授李克，他同时是日中管理学院院长、《亚太经济评论》主编，亚洲开发银行研究员，常年深入研究亚太经济、企业管理，对中国和日本经济有独到见解。从各个方面来衡量，李克都不是一个需要靠媒体为自己沽名钓誉的学者，而他参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正是应媒体之邀，为那些对中日经济问题了解不深的中国听众释疑解惑的。
如果我们拿布尔迪厄的观点来衡量评判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合作关系，可能会得到一些不恰当的结论。从目前各种媒体间的竞争态势看来，中国电视媒体与新媒体或是广播等媒体相比，在知识分子参与度方面，在邀请专家进行新闻评论方面并不占优势，反而是处于劣势。如果不加强知识分子对时事新闻的评论与关注，电视媒体的优势将最终被网络媒体取代。
电视能够使得知识分子无须另行构筑话语平台便能降低他们与他人的沟通成本，而且能因已经拥有的受众群，使他们能够较好地克服传播中的障碍，增强传播效果。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不少公众在接受这些政治经济国际问题的信息时，难以理解和解读，而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普通公众可以得到一个可理解的、较可信的答案。因此，中国当下不是知识分子与媒体的联姻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促成两者的联姻，并使得知识分子更好地利用电视等媒体服务公共议题。
注释
①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2.
② 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③ 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天涯，2004（5）.
④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 布尔迪厄 电视 媒体 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媒体竞争加剧，借助知识分子的专业特长制作的电视节目日益增多，文化类、科教类、财经评论类的电视节目常常可见知识分子的身影，一些重要的时政类新闻中，也开始穿插专家学者对于新闻事件的看法和评论。不可否认，知识分子介入电视，必须遵循电视制作的客观规律，比如接受采访的长度、讲话的要点，要事先接受电视媒体的把关。知识分子在融入电视媒体的过程中，必须接受电视媒介受到资本宰制的事实，而知识分子在遵从传媒收视率规律的过程中，往往又会将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让渡。
为此，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认为商业逻辑所制约的收视率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纯粹的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进而造成了传媒与学人或艺术家“合作”来危及科学和艺术的自律性。在电视无所不及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知识和艺术创作也受到了商业逻辑的严重侵扰和蚕食。布尔迪厄总结说，科学理论和艺术价值不能以公决的形式来裁判，因为科学理论和艺术价值场域内的生产者和受众，本是同一群人，即知识分子，但是，电视媒介的受众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群体，即“大众”，原本为知识分子创造的内容却要由“大众”来检验，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着一些错位，并最终影响到科学和艺术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以这样的视角观照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极容易得出结论，即在中国，那些在电视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知识分子成为明星学者，电视由此严重干扰了科学场和艺术场的固有内在规则，也最终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倒向媒体，热衷于在电视媒体上寻找认可和象征资本。
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布尔迪厄的这些观点？在中国社会的当下语境中，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应保持何种关系？
1 媒体是知识分子的必备工具
从历史的维度看，知识分子和媒体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媒介的发展历程中，从语言、文字、再到印刷术、电子媒体，知识分子往往是这些媒体的驾驭者和普及者。他们通过使用媒体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促成科学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到了近代，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左拉率先发表在《曙光报》上的公开信。而知识分子也多指具有社会良知，站在普遍价值的立场上，关注公共问题的人士。公共知识分子产生后，媒体与知识分子的联系更加紧密。美国学者萨义德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体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①查德·A·波斯纳给出的界定是：公共知识分子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②我国学者朱苏力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由于在特定的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③因此，知识分子需要借助大众媒体等工具向公众来表达思想、提出建设性意见，没有大众媒体等工具，知识分子的思考、表达活动便无法产生社会影响力。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影响下，开始出现近代报纸和刊物，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自办报刊指陈时事，启迪民智，表达自己的观点。直至新记《大公报》创刊，张季鸾更是用手中一枝笔，坚持文人论政，评判时政，将舆论导向有益于民生的方面。没有这些知识分子，便没有影响深远的《时务报》、《新民丛报》、《大公报》，而没有这些媒体，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产生如此重大的社会影响力。梁启超正是通过自己的办报来践行维新变革的思想，在他的一生中，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并不是疏离的，而是将思想表达与媒体的公众影响力密切结合在一起，从而将自己所思所想，改良抱负，通过媒体来传达到民众，希望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可见，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用媒体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是切实在与媒体的互动过程中，传达自己在专业领域内思考的心得体会，同时也激发民众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最终达到有益于民生的目的。离开了媒体的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传播思想的工具，导致自己的思想成果，最终尘封于历史，无法促进社会的发展。
2 电视等电子媒体是当下知识分子普及科学文化、担负社会责任的重要渠道
《关于电视》一书写作的环境背景是上世纪的法国，媒体的发展逻辑主要是以收视率来决定广告收益并最终决定知识分子所参与节目的内容，知识分子在其间只是充当电视台的一个工具性符号，并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和科学氛围却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应吸取教训，远离电视等媒体场域，固守在象牙塔中做学术，以此来保证科学和艺术的价值与发展。
21世纪人类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阶段，即电子媒介文化阶段。 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特别是电视和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普通人在学校教育外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渠道，它们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并正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传统知识分子赖以记录和表达自己思想的载体——书藉、报刊也正在经历蜕变转型。将来的知识分子要在与电子媒介的互动交流中成长。如果排斥电子媒介，他将无法再与这个世界交流，也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先进性，从而无法承担普及科学文化的社会责任。
中国与法国电视媒体及学术评价体系的这些差异决定了我们研究布尔迪厄及其电视思想时，不能把布尔迪厄对法国电视的批判全盘引入中国的电视媒体环境中。因为我们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表达不可能是容易的、随意的、多元的，而是严重不足的。在中国语境下，知识分子要想获得电视媒体的表达渠道，必须是本领域有突出成果的专家，一般的知识分子难以在电视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因此，能够有机会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是知识分子检验自己研究成果的宝贵机遇。 3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要依靠知识分子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动力
互联网的成长带来博客、微博等新兴媒体快速成长为知识分子发言的平台，电视在与新媒体进行受众争夺的过程中，需要依靠知识分子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动力。
目前互联网的发展已在中国聚积起5亿多的网民。大型门户网站的博客，如新浪、搜狐、腾迅、网易等博客成为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话题、传达专业知识、发表专业意见的重要渠道。比如新浪财经博客、搜狐财经博客等都囊括了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学者。他们并非如布尔迪厄认为的那样，“若科学场、政治场、文学场受到传媒控制力的威胁，是因为在这些场的内部，有一些不能自主的人，以场内的专业价值标准衡量，他们很少得到认可，或拿句常用的话来说，是一些‘失败者’或正在走向失败的人，由于他们在场内得不到认可，所以热衷于到场外去寻求认可……”④目前，中国网络媒体邀请的学者大部分都是本领域的顶尖学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研究的，正是对民众有所启发的，急需的知识。与此同时，一些财力雄厚的广播媒体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在评论上下功夫，邀请知识分子在节目中加盟。媒体对他们的邀请，可以弥补在某些领域中专业知识的不足，如他们邀请了日本大学商学院EMBA终身正教授李克，他同时是日中管理学院院长、《亚太经济评论》主编，亚洲开发银行研究员，常年深入研究亚太经济、企业管理，对中国和日本经济有独到见解。从各个方面来衡量，李克都不是一个需要靠媒体为自己沽名钓誉的学者，而他参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正是应媒体之邀，为那些对中日经济问题了解不深的中国听众释疑解惑的。
如果我们拿布尔迪厄的观点来衡量评判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合作关系，可能会得到一些不恰当的结论。从目前各种媒体间的竞争态势看来，中国电视媒体与新媒体或是广播等媒体相比，在知识分子参与度方面，在邀请专家进行新闻评论方面并不占优势，反而是处于劣势。如果不加强知识分子对时事新闻的评论与关注，电视媒体的优势将最终被网络媒体取代。
电视能够使得知识分子无须另行构筑话语平台便能降低他们与他人的沟通成本，而且能因已经拥有的受众群，使他们能够较好地克服传播中的障碍，增强传播效果。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不少公众在接受这些政治经济国际问题的信息时，难以理解和解读，而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普通公众可以得到一个可理解的、较可信的答案。因此，中国当下不是知识分子与媒体的联姻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促成两者的联姻，并使得知识分子更好地利用电视等媒体服务公共议题。
注释
①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2.
② 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③ 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天涯，2004（5）.
④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