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因此不得不努力将其简化。我们把周围的人归类为朋友或敌人，将他们的动机分成善意或恶意，并将拥有复杂根源的事件归咎于直接的原因。这些捷径帮助我们游弋于自身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之中，协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后果进行预测，从而促进决策。
　　但由于这种“思维模型”是一种简化策略，它们必然出错。这种策略可能有助于我们迎接日常的挑战，但它们遗漏了很多细节。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已有的经验分类和解释都不太适用的环境时，简化作用就会适得其反。
　　然而，没有这些捷径，我们将会迷失或者瘫痪。我们既缺乏心智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破译所有社会存在中因果关系的完整网络。所以我们的日常行为和反应必须基于不完整的、偶尔误导性的思维模型。
　　社会科学所能提供的最好“产品”实际上也没多大差别。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使用简单的概念框架—也即他们口中的“模型”—来分析世界。这种模型的优点在于，它能展现出清晰的因果链条，从而使一个特定的预测可以明确构建于一个特定的假设之上。
　　好的社会科学，会把我们未经检验的直觉转化成一个满是箭头的地图。有时候它会让我们看到，当那些直觉延伸到其逻辑结论时，结果可以是让人相当惊讶、出人意表的。
　　全面通用型的理论框架，比如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一般均衡模型，是如此宏观而包罗万象，以致根本无法用于任何现实世界的解释或者预测。通常来说，有用的社会科学模型都是不含变量的简化模型。它们舍弃了许多细节而聚焦在某一特定背景下最为关联的方面，而应用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就是体现这一点的最精确例子。但不管是否以固定模式存在，社会科学家就是靠把某项事件不断简化来谋生的。
　　程式化的历史类比往往也是如此。比如国际关系学者就用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会议作为一个模型，来解释对一个扩张主义政权使用绥靖政策可能会是无效（或危险）的。
　　不过，虽然简化对于解释一项事务来说必不可少，但它也可能会是一个陷阱。你很可能会固守一个模型，却未能意识到变化了的情境需要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型。
　　正如其他人一样，社会科学家倾向于过度信任他们偏爱的模型。他们往往会夸大那些证明该模型的因素，同时贬低那些与模型相抵触的新证据—这种现象叫做“证实性偏见”。
　　在这个存在多种变化多种情况的世界上，如果社会科学家使用了错误的模型，则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以市场完善的经济体为假设条件建立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发展中国家那里就碰了钉子—就正如计划经济在早前一个时期在这些国家中行不通一样。有效市场理论鼓励政策制定者们去实施过度的金融自由化，最终导致他们误入歧途。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简化和现实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严谨的实证测试或能解答许多疑问，诸如当今美国经济问题究竟是源于凯恩斯式的需求不足呢，还是源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过，我们经常要在缺乏决定性实证依据的情况下实时做出决策。
　　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实际上没有受过如何在不同模型中做出选择的训练，也没有同行会赞赏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创建一个新理论和实证测试被认为是科学，而一个好的判断力显然属于一门艺术。
　　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的著名理论对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区分，并将其比喻为刺猬和狐狸。刺猬会沉迷于一个宏大的想法，并坚持不懈。狐狸则相反，它缺乏一个宏大的视野，对世界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些看法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总是可以预见到刺猬会遇到的问题—正如我们可以预测，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总是要求更自由的市场，而不顾经济问题的本质。狐狸的脑袋里可能会有互不相容的理论在进行竞争。它们并未依附于特定的思想，也乐于依据不同的情境来进行思考。
　　那些能够依据情境需要从一个解释框架过渡到另一个的学者，更能为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由此可见，世界需要更少的刺猬，和更多的狐狸。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作者是普林斯顿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著有《全球化的悖论：民主和世界经济的未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