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虚拟偶像环境的成熟吸引了品牌的目光,虚拟偶像代言人由此诞生.本文从肯尼斯·伯克的同一理论出发,以当下国内发展最为成熟的虚拟偶像“洛天依”为例,运用文本分析法探究虚拟偶像代言人广告运用何种策略取得受众心理认同,以及与真人代言相比,其策略运用的不同之处.研究表明,虚拟偶像代言人广告配合使用同情、对立、误同三种策略,但技术赋能下误同策略的内涵和机制进一步丰富.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10087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虚拟偶像环境的成熟吸引了品牌的目光,虚拟偶像代言人由此诞生.本文从肯尼斯·伯克的同一理论出发,以当下国内发展最为成熟的虚拟偶像“洛天依”为例,运用文本分析法探究虚拟偶像代言人广告运用何种策略取得受众心理认同,以及与真人代言相比,其策略运用的不同之处.研究表明,虚拟偶像代言人广告配合使用同情、对立、误同三种策略,但技术赋能下误同策略的内涵和机制进一步丰富.
其他文献
党务干部是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规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党组织工作和战斗力的重要一环,党务干部的能力素质直接关系科技社团党建工作成效.该文分析了当前科技社团党务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配置不够强、业务水平不够精通、工作激情有待激发、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并分析了背后的原因,提出要采取加强思想建设、选优配强党务干部、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健全培训体系等措施,推进科技社团党务干部队伍建设.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科学技术不断涌现,并开始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面对新时代广大群众学习科学知识的需求,科技馆作为重要的科普阵地,应提前布局谋划,满足群众在智慧化生活场景下的科普需求.该文以潍坊市科技馆为例,探讨了科技馆实施智慧化建设的现状、必要性、方式方法,以及面临的困难等.
青海省科技社团正值发展时期,应该深化科技社团改革,不断完善自身建设.该文以青海省医学会改革实践为例,通过广泛调研青海省科协所属及联系的科技社团,发现青海省科技社团仍存在发展不平衡、扶持政策不完善、承接的政府和社会职能不多、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等问题.鉴于此,从完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广泛开展各类活动、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科技资源科普化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工程之一,仍然存在科技资源的科普转化渠道不畅、科技工作者缺位等问题,亟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科技资源科普化机制.英国为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保障,将科学教育作为国家创新政策与创新体系的战略任务,要求各类国家级科研项目计划设立科学教育目标和工作内容等.本文以英国化工博物馆为例,介绍科技工作者通过参与藏品征集、科普展品设计、教育活动策划等方式,将科技资源转化为高质量的科普产品.科技资源科普化要取得实效,科技工作者不能缺席.科技资源科普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做好
全域科普是推动科普工作全方位落实、全地域覆盖、全人群参与的重要着力点.该文基于陕西科普工作现状,指出了推进全域科普工作的重要意义,剖析了当前全域科普工作在思想认识、组织筹划、工作重点、方式方法、传播载体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针对以上问题,着重从加强现实问题研究、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善于抓住关键症结、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重视多种媒体融合、日常科普与应急科普衔接转换等方面提出加强全域科普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王喜民是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第七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余年,王喜民完成5000余篇新闻报道作品,出版各类著作15部;38项作品获得全国性奖项,其中中国新闻奖和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11件.本文以王喜民作为个案式研究对象,在梳理其新闻工作经历的基础上,挖掘以王喜民为代表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在长时间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不畏艰险、心贴群众、善抓典型的优良工作作风.文章认为,王喜民取得的工作成绩和荣誉与其优良工作作风密不可分,传承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作风对加强新闻舆论工作建设具有重要的
在技术与市场双重冲击下,曾作为新闻报道塔尖的深度报道似乎渐趋式微.通过扒梳深度报道最新案例,本文发现智能技术也在重塑深度报道的边界.首先,虚拟数字作为新闻生产资料,延伸了新闻生产者的感官和触角,模拟数据使用“未来时”揭示事物的规律,使新闻从“对事实的报道”深化为“对本质的报道”,空间信息的采纳则让新闻更加全面;其次,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被用于挖掘新闻线索、处理海量数据,或可降低深度报道的成本;再次,包容性工具的不断涌现则使得新闻生产过程日趋开放.媒体对智能技术并非不假思索全盘接收,多个媒体都新设了“算法报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流调信息披露过程中如何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的问题值得新闻业关注.本文运用道德恐慌理论及其三种模型,对官方媒体与自媒体对沈阳“一号病例”的报道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对社交媒体舆论暴力的舆情文本数据进行挖掘,认为在疫情背景下,恐慌引发了媒体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舆论博弈,是造成舆论暴力的主要原因.这种由恐慌引发舆论暴力并进而制造道德恐慌的循环符合道德恐慌理论中的“草根模型”.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就始终存在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时差,随着“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的深入推进,这种时差正在被缩短.与此同时,乡村传播的理念与范式也逐渐得到重视.近年来,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文化的流行,乡村传播被赋予了崭新的形式与内涵.短视频技术不仅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文化催化剂角色,而且直接推进了乡村传播模式的外向型转向.更为重要的是,乡村短视频以小博大,提振农业生产自信的同时,更促进了农业经济产能的释放,因而具有重要的产业启发价值.
与边沁之前的启蒙思想家们将公共舆论的道德基础追溯为对共同的传统、习俗、惯例等的信仰和不证自明的自然法教义或虚构的天赋人权不同,边沁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中去寻求舆论的道德基础,即利益,并将其运用到推动现实的社会改革之中.这使得边沁的舆论观更有说服力.但是,边沁的这一学说也遭到了来自伦理学、道德哲学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挑战.本文通过重新检视边沁功利主义舆论观的道德基础,发现边沁的功利主义舆论观是作为其政府艺术与社会改革的一种策略,以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