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进入位于上海莘庄的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又称二少体),开始了我的跨栏岁月。
　　在区少体,小孩子好歹都是这个区的,说来说去大家都认识,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到了二少体,全市包括市郊的各种各样的“皮大王”都来了,恶作剧的等级和区少体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从小就有点犟头犟脑,再加上不太爱和人说话,年纪又最小,很快就沦为被欺负的对象。比我年纪大的室友每次训练回来,都会叫一声:“来,给我放松放松!”我们几个小的就得上前,帮他按肩的按肩,捶腿的捶腿,就像佣人一样。后来,由于我成绩冒尖很快,又不怎么和别人一起疯玩,所以矛头似乎都集中到了我身上,大家都以拿我“开涮”为乐。有人会把我的自行车轮胎戳破,也有人会在我被子上浇水。有时,大家说好玩“世界大战”,但其实他们都约好了,要一起来捉弄我,最后大家“叠罗汉”,而我总是被压在最下面的一个。最过分的一次,是一个大我两岁的师兄,竟然在一天早上把我的牙刷浸到小便池里!
　　能忍的,我都忍了;不能忍的,我终于爆发了。印象中,我很少打架,但那一次,我终于忍无可忍。
　　和我同寝室的一个孩子,比我小一岁,也很喜欢和其他人一起,对我搞恶作剧。一次,他把我的钥匙藏了起来。我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急得满头大汗。看他的神色,我知道是他拿了。
　　“你是不是拿了我的钥匙?”我问。他摇了摇头,说:“没有拿。”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说没拿,两个人便吵了起来。我真的火了,一拳砸在他的鼻梁上:“你太过分了!”他被打蒙了,半晌,乖乖地把钥匙交给了我。
　　第二天,方指导问起他脸上是怎么搞的。那时,我们都有一个默认的“规矩”:相互之间闹别扭,打架,再怎么受委屈,都不能跟教练说。所以,他对教练说是自己撞门上了——一个挺拙劣的理由。我心里知道,这事肯定不会那么轻易结束。
　　果然,他叫来他的好朋友,一个柔道队里的“大块头”帮他出气。我索性也“横竖横”了,就说:“要来找我麻烦可以,但旁边的人都站好,我们一对一。”
　　那次“决战”的地点在男厕所。说实话,看到那练柔道的,我心里有点发毛,但那时根本顾不得那么多了。那个大块头一上来就要抱我的腿(这是他们的习惯动作),我一膝盖就顶在他鼻梁上。随后,我们扭打在一起。后来别人告诉我,那时我可怕极了,两眼发红,像头野兽,最后连大块头都怕了。
　　我最恨以大欺小,也不喜欢打架,印象中,那恐怕是我在体校里唯一的一次打架。
　　那时,一周才回去一次。离开父母,队里的一些人又有意孤立我,我觉得很孤单。那段时间,我嘴上虽不说,但家里人都察觉到我过得不开心。看到我这样,妈妈最受不了,动不动就数落我爸当初不该把我送去练体育,“弄得今天我们翔翔受委屈”。我不是一个喜欢告状的人,而且我逐渐认识到,很多时候,同辈人之间的有些问题,告诉大人也无济于事。也许父母一时能替我“出头”,但他们不可能时时刻刻护着我。况且,这些平日里一起训练的队友,再怎么说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弄僵到不可收拾、势同水火,也不是什么好事。每周回来,在饭桌上,爸爸更多是在给我讲道理,给我一些建议,通过种种方式与那些大队友缓和关系。
　　虽然从不怀疑自己在跨栏、田径上的天赋和实力,但那段时间,对自己的将来究竟何去何从,我有种“敢问路在何方”的沮丧和迷惘。有的队员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或永久地回到各自的区里,或上学,或另谋出路。我开始意识到体育生涯和生存现实的残酷性。我发现,生存和生活,都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而我们还是不得不尽可能把它过得精彩、快活。
　　一天,爸爸照常送我去莘庄。坐在车上,我无精打采。一想到又回到那个地方,又开始一周六天被欺负的孤独日子,我就不由自主地抵触和沮丧。爸爸开着车,见我闷闷不乐,不说一句话,手里打着方向盘,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问:“刘翔,你老实告诉爸爸,你是不是不想去了?”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爸爸,半晌,说:“听你们的,你们肯让我回来,我就回来!”其实,话一出口,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
　　沉吟了一会儿,爸爸说:“我知道了。不过,你回来是有条件的。回来以后,田径仍要练,还要保证,书更要好好读。”
　　我忙接口:“我又不笨的,我肯定好好读书。”
　　爸爸说:“那这样,你今天先去,到了莘庄,他们要什么东西你就给什么,也别争,忍到礼拜五。一旦什么时候觉得受不了、不开心的话,打电话给爸爸,爸爸马上来接你,好吗?”
　　那天晚上,爸爸回家时心情特别好:“翔翔,给你说好了。下个礼拜,就去宜川中学读书!”
　　“真的?这么快?”我有些不敢相信。
　　“学校老师说了,让你插班读初二。原来在体校读书,文化课基础打得不够扎实。去了宜川,一定要好好读书,做功课再不能投机取巧,听到了吗?”
　　“知道了!”
　　就这样,我的体校生涯就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摘自《我是刘翔》 上海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