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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博士（1906-1995），是山西省沁源县河西村人。1986年5月，他偕夫人陶葆柽女士、女儿任峻瑞博士回沁源县寻根谒祖。在父老乡亲的簇拥下，他在出生地当场发表演讲：“……沁源县在抗战中牺牲了几千人，没有出过一个汉奸！我们每个人都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热爱和平，不畏强暴，宁死不屈，捍卫正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骨气，中华民族的‘灵魂’！”
1926年，任之恭第一次赴美国深造，于193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在大学执教。抗战时期，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作，任物理学和电机工程教授，清华无线电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任之恭第二次赴美，于1955年加入美国籍。他先在哈佛大学，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从事微波波谱研究，并任该实验室研究中心副主任，直至1974年退休。任之恭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作出了许多先驱性的贡献，“是中国现代电子学的一位伟大先驱和奠基人”（周培源语）。
出于狭隘的种族偏见和所谓的“国家利益”，美国特务机构一直对华裔科学家持怀疑或敌视态度，千方百计地进行监视、调查、骚扰，甚至罗织罪名横加迫害。任之恭就不止一次遭到这样的“待遇”。在美国特工面前，他坚持正义，大义凛然，巧妙应对，一次次挫败了特工的阴谋，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和“灵魂”！
不怕威胁，参加反战示威
任之恭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后的许多年里，一直是主要专业人员中的唯一华裔。虽然他拥有一个接触保密文件的许可证，但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保密研究。1965年美国出兵越南后，全国各地纷纷掀起反对越战的示威浪潮。爱好和平的任之恭迅速亮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坚决反对侵越战争！平时在许多场合，他公然将著名的“和平纽扣”系在夹克衫翻领上亮相。首都华盛顿爆发反战示威，他只要有机会就一定参加。1976年10月21日，他携女儿峻玲、峻瑞，投入10万反战示威者汇成的洪流，到五角大楼与军警对垒，高喊“让士兵回家”等口号。1969年11月15日，美国政府颁布第二次禁止反战令，结果爆发声势更加浩大的示威抗议活动，有25万人参加。任之恭一家不仅为18名示威学生提供了食宿，他还亲自开车带领分乘4辆车的示威者前往华盛顿纪念碑进行抗议、讲演，晚上全体回到任家，妻子陶葆柽为大家准备可口的饭菜。
实验室的人员同社会上一样，也分化成主战的“鹰派”和主和的“鸽派”，平时难免发生争论，任之恭当然是“鹰派”的对立面。于是，任之恭受到警告：“你的政治态度对你在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政治地位’起了严重的反作用。”任之恭不以为然，依然是“我行我素”。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说：“美国在越南打了一场战争，声称这样做对它的国家安全是绝对必要的，我觉得这种说法不能接受。因为越南是一个小国家，在地球上几乎正好在美国的另一端，越南的南北方冲突，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似乎不干美国的事。我只能相信美国是在行使帝国主义的霸权，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政府的这些行为，我是极度反感的。”
有一次，一个特工同任之恭“谈话”之后，竟送给任一本恩格斯的著作《论殖民主义》，意在试探任的态度和反应。任之恭泰然自若，不予理睬；特工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言正词严，拒绝收集情报
任之恭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国际性的科技会议；当这些会议可能有苏联、东欧国家或中国的代表参加时，特工们就找上门来了。他们花言巧语，鼓动任之恭帮助他们收集情报。任之恭斩钉截铁地说：“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我绝对完全拒绝参加任何情报收集活动！”
有一次，任之恭到中国讲学返回美国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一名特工找到他联系，说要安排一次“会面”，向他“询问”一些问题，并说打算将他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还要求他在记录上签字。任之恭一听，内心有些疑惑和不安：NSA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于是，连忙请教法律顾问，此事如何应付才好。法律顾问建议说：“会面时你带上自己的录音机，录下全部问答内容，并且不要在他们的记录上签字。”任之恭依计而行，同特工一见面就说：“谈话是可以的，但依照法律我有权对谈话过程录音，我一定要这样做！”特工没想到任之恭会来这一手，一下子显得不知所措，急忙离开房间去给上司打电话。回来时，特工对任之恭说：“我的上级不允许对谈话录音。”任之恭干脆地说：“那么我们就没法谈了！”结果，这次谈话就取消了。
正气凛然，怒斥特工贿赂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几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机构一直想通过任之恭的关系，对中国大陆科学家进行收买和策反。其时任之恭已从美国物理学会会员升为理事，并当选为华盛顿科学院院士。而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早在1962年就将任之恭选为院士，并曾经邀请他到台湾讲学。特工们相信，任之恭经过做“工作”一定会为他们办事的。
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任之恭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授课。一天，来了个特工跟他套近乎：“你好，尊敬的任教授！听说你准备到日本东京去参加一次国际会议？”任之恭回答：“不错。你的消息很灵通。”“你跟中国物理学家×××是好朋友吧？”“我们的友谊已经持续多年了。”
特工亮出“底牌”：“×××这次也会参加会议，我们想跟他交个朋友。”接着，特工对任之恭勾画了为了达到此目的所要采取的复杂步骤：任之恭抵达东京机场后，要找某个人；而那个人会提前坐在候机室的椅子上等候，手里拿着一份特定的报纸；接近他时，要用“温斯顿”这个名字称呼他；接上头以后，“温斯顿”会给任之恭进一步的指示……
特工看见任之恭饶有兴味地听他布置，以为已经动心，立即掏出一本支票簿，递给任之恭一张空白支票说：“钱数嘛，你就自己填吧！事成之后还有报酬……”
望着特工那副嘴脸，任之恭胸中立即燃烧起愤怒的火焰，恐惧和震惊互相交织，感到自己的正直清白遭到从未有过的巨大侮辱！他忽地站起来，重重地拍着桌子，厉声叱责那个特工：“你这个无耻的家伙！想收买我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梦想！你立刻从我的办公室滚出去！” 特工不敢直视任之恭的怒容，什么话也没敢说，收起支票很顺从地走了。
类似的“接触”还有几次。尽管特工们的花样不断翻新，但都碰了一鼻子灰。他们意在劝说中国科学家叛逃或以某种方式为美国政府谋利的种种阴谋，终究未能得逞。
冲破障碍，成功组团访华
为了推动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些贡献，在两国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任之恭和原籍福建的流体力学专家林家翘教授就议论、策划组织一个学者团体访问中国。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惊人的举措。科技界的华侨华人虽然思念和向往中国，也渴望中美开展科技交流合作，但在当时疑虑还是不少：有的怕办不好出入境手续，有的怕连累在台湾的亲戚，有的怕国内正处“文革”，接待困难，安全难以保证……但是，任之恭和林家翘不怕任何危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经过多次讨论和商谈，终于联络了12位专家教授，正式组成“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准备在1972年6月进入中国。
消息传开后，美国特工就在暗中捣乱开了。有个成员收到童年好友发自北京的信，警告他说：“你千万不要到中国来，否则你就会成为共产党专政斗争的对象，挨批斗是轻的，说不定还会蹲监狱呢！”他和家人一看信，顿时深感不安，仿佛心上压了一块大石头。另一位成员也收到一封中国来信，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一位教授写来的，语气十分恳切诚挚，对他提出忠告：“作为你的老朋友，我坚决反对你的中国之行，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提出的。”
这些旨在阻止美籍中国学者访华的信件来得太“及时”了。任之恭和林家翘感到蹊跷，于是对那些信件作了仔细研究，结果发现有两点可疑之处：第一，信封上的邮戳与平时收到的中国信件邮戳有细微不同；第二，来信是用一种当时非常新的IBM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而当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家庭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先进的“舶来品”。显然，这些信件是某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伪造的。
揭穿了特工们的诡计，任之恭更坚定了去大陆的信心。由12名学者和家属组成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一行27人，冲破了重重障碍，毅然踏上了回故乡之路。他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了另纸签证。当时获悉台湾特务机构也准备采取恐怖手段阻挠这次行动，为安全起见，参观团分成4个小组，分别从大西洋航线和太平洋航线飞往香港。1972年6月27日，全部成员在九龙金门酒店会集，6月28日，自九龙乘列车进入阔别多年一直魂牵梦绕的中国大陆。
7月14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以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全体成员。一见面，周总理就表示热烈欢迎：“这一次，12位教授和家人进行了勇敢的返乡旅行；下次，每个人会带12位或更多的开路人来中国。这个过程，将无限地持续下去！”
坚冰终于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此后，任之恭先后10余次来华访问、讲学和交流，并被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山西大学和上海工业大学授予荣誉教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见包括任之恭在内的华裔科学家时说：“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做了不少事情，付出了中华民族的知识和劳动，今天已取得了第一步成果。这里包含着海外的亲人和朋友提供的知识和劳动。”
在谈及如何对付美国特工的纠缠和骚扰时，任之恭曾说：“我坚信对付这些处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头彻尾始终如一的光明磊落，直截了当。”
1926年，任之恭第一次赴美国深造，于193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在大学执教。抗战时期，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作，任物理学和电机工程教授，清华无线电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任之恭第二次赴美，于1955年加入美国籍。他先在哈佛大学，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从事微波波谱研究，并任该实验室研究中心副主任，直至1974年退休。任之恭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作出了许多先驱性的贡献，“是中国现代电子学的一位伟大先驱和奠基人”（周培源语）。
出于狭隘的种族偏见和所谓的“国家利益”，美国特务机构一直对华裔科学家持怀疑或敌视态度，千方百计地进行监视、调查、骚扰，甚至罗织罪名横加迫害。任之恭就不止一次遭到这样的“待遇”。在美国特工面前，他坚持正义，大义凛然，巧妙应对，一次次挫败了特工的阴谋，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和“灵魂”！
不怕威胁，参加反战示威
任之恭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后的许多年里，一直是主要专业人员中的唯一华裔。虽然他拥有一个接触保密文件的许可证，但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保密研究。1965年美国出兵越南后，全国各地纷纷掀起反对越战的示威浪潮。爱好和平的任之恭迅速亮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坚决反对侵越战争！平时在许多场合，他公然将著名的“和平纽扣”系在夹克衫翻领上亮相。首都华盛顿爆发反战示威，他只要有机会就一定参加。1976年10月21日，他携女儿峻玲、峻瑞，投入10万反战示威者汇成的洪流，到五角大楼与军警对垒，高喊“让士兵回家”等口号。1969年11月15日，美国政府颁布第二次禁止反战令，结果爆发声势更加浩大的示威抗议活动，有25万人参加。任之恭一家不仅为18名示威学生提供了食宿，他还亲自开车带领分乘4辆车的示威者前往华盛顿纪念碑进行抗议、讲演，晚上全体回到任家，妻子陶葆柽为大家准备可口的饭菜。
实验室的人员同社会上一样，也分化成主战的“鹰派”和主和的“鸽派”，平时难免发生争论，任之恭当然是“鹰派”的对立面。于是，任之恭受到警告：“你的政治态度对你在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政治地位’起了严重的反作用。”任之恭不以为然，依然是“我行我素”。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说：“美国在越南打了一场战争，声称这样做对它的国家安全是绝对必要的，我觉得这种说法不能接受。因为越南是一个小国家，在地球上几乎正好在美国的另一端，越南的南北方冲突，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似乎不干美国的事。我只能相信美国是在行使帝国主义的霸权，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政府的这些行为，我是极度反感的。”
有一次，一个特工同任之恭“谈话”之后，竟送给任一本恩格斯的著作《论殖民主义》，意在试探任的态度和反应。任之恭泰然自若，不予理睬；特工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言正词严，拒绝收集情报
任之恭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国际性的科技会议；当这些会议可能有苏联、东欧国家或中国的代表参加时，特工们就找上门来了。他们花言巧语，鼓动任之恭帮助他们收集情报。任之恭斩钉截铁地说：“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我绝对完全拒绝参加任何情报收集活动！”
有一次，任之恭到中国讲学返回美国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一名特工找到他联系，说要安排一次“会面”，向他“询问”一些问题，并说打算将他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还要求他在记录上签字。任之恭一听，内心有些疑惑和不安：NSA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于是，连忙请教法律顾问，此事如何应付才好。法律顾问建议说：“会面时你带上自己的录音机，录下全部问答内容，并且不要在他们的记录上签字。”任之恭依计而行，同特工一见面就说：“谈话是可以的，但依照法律我有权对谈话过程录音，我一定要这样做！”特工没想到任之恭会来这一手，一下子显得不知所措，急忙离开房间去给上司打电话。回来时，特工对任之恭说：“我的上级不允许对谈话录音。”任之恭干脆地说：“那么我们就没法谈了！”结果，这次谈话就取消了。
正气凛然，怒斥特工贿赂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几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机构一直想通过任之恭的关系，对中国大陆科学家进行收买和策反。其时任之恭已从美国物理学会会员升为理事，并当选为华盛顿科学院院士。而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早在1962年就将任之恭选为院士，并曾经邀请他到台湾讲学。特工们相信，任之恭经过做“工作”一定会为他们办事的。
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任之恭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授课。一天，来了个特工跟他套近乎：“你好，尊敬的任教授！听说你准备到日本东京去参加一次国际会议？”任之恭回答：“不错。你的消息很灵通。”“你跟中国物理学家×××是好朋友吧？”“我们的友谊已经持续多年了。”
特工亮出“底牌”：“×××这次也会参加会议，我们想跟他交个朋友。”接着，特工对任之恭勾画了为了达到此目的所要采取的复杂步骤：任之恭抵达东京机场后，要找某个人；而那个人会提前坐在候机室的椅子上等候，手里拿着一份特定的报纸；接近他时，要用“温斯顿”这个名字称呼他；接上头以后，“温斯顿”会给任之恭进一步的指示……
特工看见任之恭饶有兴味地听他布置，以为已经动心，立即掏出一本支票簿，递给任之恭一张空白支票说：“钱数嘛，你就自己填吧！事成之后还有报酬……”
望着特工那副嘴脸，任之恭胸中立即燃烧起愤怒的火焰，恐惧和震惊互相交织，感到自己的正直清白遭到从未有过的巨大侮辱！他忽地站起来，重重地拍着桌子，厉声叱责那个特工：“你这个无耻的家伙！想收买我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梦想！你立刻从我的办公室滚出去！” 特工不敢直视任之恭的怒容，什么话也没敢说，收起支票很顺从地走了。
类似的“接触”还有几次。尽管特工们的花样不断翻新，但都碰了一鼻子灰。他们意在劝说中国科学家叛逃或以某种方式为美国政府谋利的种种阴谋，终究未能得逞。
冲破障碍，成功组团访华
为了推动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些贡献，在两国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任之恭和原籍福建的流体力学专家林家翘教授就议论、策划组织一个学者团体访问中国。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惊人的举措。科技界的华侨华人虽然思念和向往中国，也渴望中美开展科技交流合作，但在当时疑虑还是不少：有的怕办不好出入境手续，有的怕连累在台湾的亲戚，有的怕国内正处“文革”，接待困难，安全难以保证……但是，任之恭和林家翘不怕任何危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经过多次讨论和商谈，终于联络了12位专家教授，正式组成“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准备在1972年6月进入中国。
消息传开后，美国特工就在暗中捣乱开了。有个成员收到童年好友发自北京的信，警告他说：“你千万不要到中国来，否则你就会成为共产党专政斗争的对象，挨批斗是轻的，说不定还会蹲监狱呢！”他和家人一看信，顿时深感不安，仿佛心上压了一块大石头。另一位成员也收到一封中国来信，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一位教授写来的，语气十分恳切诚挚，对他提出忠告：“作为你的老朋友，我坚决反对你的中国之行，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提出的。”
这些旨在阻止美籍中国学者访华的信件来得太“及时”了。任之恭和林家翘感到蹊跷，于是对那些信件作了仔细研究，结果发现有两点可疑之处：第一，信封上的邮戳与平时收到的中国信件邮戳有细微不同；第二，来信是用一种当时非常新的IBM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而当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家庭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先进的“舶来品”。显然，这些信件是某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伪造的。
揭穿了特工们的诡计，任之恭更坚定了去大陆的信心。由12名学者和家属组成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一行27人，冲破了重重障碍，毅然踏上了回故乡之路。他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了另纸签证。当时获悉台湾特务机构也准备采取恐怖手段阻挠这次行动，为安全起见，参观团分成4个小组，分别从大西洋航线和太平洋航线飞往香港。1972年6月27日，全部成员在九龙金门酒店会集，6月28日，自九龙乘列车进入阔别多年一直魂牵梦绕的中国大陆。
7月14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以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全体成员。一见面，周总理就表示热烈欢迎：“这一次，12位教授和家人进行了勇敢的返乡旅行；下次，每个人会带12位或更多的开路人来中国。这个过程，将无限地持续下去！”
坚冰终于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此后，任之恭先后10余次来华访问、讲学和交流，并被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山西大学和上海工业大学授予荣誉教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见包括任之恭在内的华裔科学家时说：“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做了不少事情，付出了中华民族的知识和劳动，今天已取得了第一步成果。这里包含着海外的亲人和朋友提供的知识和劳动。”
在谈及如何对付美国特工的纠缠和骚扰时，任之恭曾说：“我坚信对付这些处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头彻尾始终如一的光明磊落，直截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