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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认知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及保守派的宣传影响，尚未形成一致认识。分析近20年来日本民众认识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途径及认知状况，可以从整体上对未来的中日民间交流及中日关系走向进行更好预测。文章从近20年来日本出版著作、日本学校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论述分析南京大屠杀历史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从《中日共同舆论调查》研究日本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认知状况。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传播；日本；民众；认知
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史实已经被中日两国及国际社会所熟知，而南京大屠杀历史具体内容在日本的传播，受到世界局势及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
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在日本的传播，王希亮认为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人员分为“肯定派”[1]和“虚构派”[2]。“肯定派”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肯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向死难者及其家属赔偿谢罪。而“虚构派”则由一直以来的完全否认到歪曲史实，即通过歪曲国际法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3]笠原十九司认为作为历史事实被认定的“南京事件”并没有成为日本民众的共同认识，也没有成为“民众记忆”，“南京事件”虚构派的言论在日本甚嚣尘上。[4]徐志民指出，由于战时日本政府的封锁政策，日本普通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了解不多，东京审判后日本民众方才彻底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冷战后美国将日本纳入同盟体系，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进行限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南京大屠杀再次进入民众视野，而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和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行影响了中日民众感情及中日关系。[5]杨夏鸣、吴泽林指出，虚构派在歪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同时，还通过“成果”英译企图向英语世界推广，但由于其观点或雷同或缺乏充分的史实依据，尽管其翻译的相关文献很多，但是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学术影响力。[6]
关于日本民众如何认知南京大屠杀，刘柠的《日本人怎么看待南京大屠杀》指出：21世纪之前，日本社会和普通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认识经历了五个时期，即不争论、封杀与斗争、左右对决、大论战、逆流难转大趋势。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已经结束，而中日双方在政治上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中日两国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仍存有分歧。[7]笠原十九司的《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历史学——败战之后日本民众对历史的“遗忘”》称无论在学界还是司法界，中日之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均已结束，也就是存在南京大屠殺的事实。[8]
日本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及保守派的宣传影响，尚未形成一致认识。分析近20年来日本民众认识南京大屠杀的途径及认知状况，可以从整体上对未来的中日民间交流及中日关系走向进行更好预测。本文拟从近20年来日本出版著作、日本学校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述，分析南京大屠杀历史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从《中日共同舆论调查》研究日本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状况。
一、近20年来日本出版著作中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的各个书店及图书馆均摆放着大量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图书和影像资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种著述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持续不断，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民众对于该事件的关注程度。日本的著述从整体上可以分为“肯定派”和“虚构派”。近20年来，“肯定派”的著述有14本，“虚构派”的著述有17本。从数量上来看，双方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1.“肯定派”作者明显少于“虚构派”。“肯定派”的著作以笠原十九司和本多胜一的为主，这两位的著作有8部，其他肯定派作者基本从1990年代的论争中退出。而“虚构派”的作者多达十人，基本保持1990年代论争时的人员，且包括各行各业，其中古庄光一是新闻记者，松尾一郎号称中日问题评论家，田中正明是松井石根的秘书，秦郁彦是日本大学法学部教授，早坂隆为纪实文学作家，阿罗健一为社会评论家，山田孝南为《每日新闻》特约编辑，吉本荣是原日本侵华士兵。
2.从代际传承来看，“肯定派”后继无人，而“虚构派”则新老结合。笠原十九司之后几乎没有出现“肯定派”的学者，而田中正明之后又有东中野修道等一批“虚构派”的继承者。东中野修道是亚细亚大学教授，其专业为吉田松阴思想史及东德史。他是2000年10月成立的日本南京学会首任会长，因其不是南京大屠杀史专家，因此其研究主要是对大屠杀派的论据进行检证。该会成员多为对大屠杀派及中国具有强烈对抗意识的活动家及右翼分子。
3.从研究形式来看，“虚构派”的形式多样。近20年来，“肯定派”的研究大多是对南京大屠杀研究史的介绍或与中国学者的共同研究，较少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也没有提出新的观点。而“虚构派”的阿罗健一不仅出版了否定东京审判中关于南京大屠杀判决的专著，并且作为评论家，先后在《产经新闻》、日本乡友联盟东京都乡友会、《月刊WiLL》、《诸君》等杂志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章40余篇。
4.从研究路径来看，“虚构派”的著述否定东京审判，进而否定南京大屠杀。如阿罗健一在《揭秘“南京事件”：检证东京审判证言》中，对东京审判中作为证言的十个事实进行检证，如最初两三天内男女老少及儿童有一万三千余人被杀，两万人被强奸，日军随意哄抢，南京城三分之一被烧光等。右翼杂志《月刊WiLL》于2012年2月至2015年1月历时三年之久连载了古庄光一28篇关于《是谁捏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分别从李秀英案判决书、中方佐证文件的来源、中方对日本的宣传等方面，歪曲南京大屠杀的事实。[9]
5.从出版社来看，“虚构派”有固定的出版阵地，而“肯定派”的出版社比较分散。近20年来，辗转社成为“虚构派”的出版阵地，以“日本南京学会”的名义出版了十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其中包括六部从2002年至2008年连续出版的《南京事件研究最前线》（2005、2006年合并出版）。辗转社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声称要“彻底检证历史，挑战战后思潮”，同时还发行会刊《国家的防人》进行思想战，宣称“当前的思想战是历史战，是宣传战”，其中刊登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如作家上田英明的《司法认定的“南京大屠杀”的虚妄》（第2、3期）、《“百人斩”不是事实》（第4、5、6期）、宪政史家仓山满的《讲述南京的真实》（第4期）、评论家江崎道郎的《捏造南京事件的美国》（第5期）、产经新闻政治部记者原川贵郎的《中国再生产的“南京大屠杀”》（第8期）、保护日本名誉会会长阿罗健一的《南京事件的制造方法》（第8期）、原TBS广播员铃木史郎的《我所见的南京》（第10期）。以上内容均是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事实及对于南京大屠杀审判的歪曲或否定。 南京大屠杀作为史实，日本政府已经在外务省官方网站上表示认可，而日本国会议员、专家学者等群体中存在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日本右翼分子，他们活跃在各行各业，对日本民众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和历史记忆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近20年来日本学校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与中国不同，是由民间团体或个人编纂，交文部科学省审批，再由各个学校自由选用。2000年以前，由于1982年教科书误报事件，日本制定了《近邻诸国条款》。[10]当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内容基本未否认屠杀，如东京书籍的记述为日军对南京城内外大量中国人进行了杀害，其中有七八万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普通居民，有十二万以上的投降士兵。中国方面认为有三十多万人被杀。当时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虽然没有中国描述得深刻，但确实承认发生了对贫民、非战斗人员以及战俘的虐待和杀害。20万的死亡人数是当时日本政府承认的官方数字，该教科书当时被日本学校广泛使用。
在这种风潮下，日本右翼势力感到了危机。1995年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组织成立“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并于1996年12月成立“新历史教科书制作会”（以下简称“制作会”），首任会长为西尾干二。该会声称其目的为“消除日本的自虐史观，发行立足于健全国家民族主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而其编写的教科书否认或歪曲南京大屠杀，利用率极低。如2011年4月，该会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经过137处修改后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检定审核，日本全国共有12209所中学，只有6所特殊公立中学和6所私立中学使用该教科书，并且这些学校均接受右翼团体资助。但是该教科书市场上的销售额却超过50万册，可见右翼势力的南京大屠杀史观还是对日本民众产生了一定影响。
日本高中的日本史教科书大多采用的是山川出版社的版本，该教科书由东京大学的学者编写。从2003年开始，编写者由伊藤隆改为其弟子加藤阳子，加藤阳子在《详说日本史》中，关于南京大屠杀记述如下：“日军在南京城进行了掠夺、烧杀等暴行，杀害了大量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及俘虏（南京事件）。关于死者人数，有数万人至四十万人等说法”。[11]这与伊藤隆“日军杀害了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的大量中国人”的简单记述不同，加藤的论述内容更详细，并且在死亡人数方面提到了有40万人的说法。
《新日本史》是2007年3月由日本文部科学省检定、2009年3月由东京的山川出版社发行，在日本的采用率较高，作者久留岛典子、藤田觉为东京大学教授，大津透为东京大学准教授，伊藤之雄为京都大学教授。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为日本士兵杀害了包括中国俘虏和一般民众在内的数万人。2012年，日本初、高中学生使用的由育鹏社、自由社出版的历史和公民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非常简略，甚至关于日军在中国各地的烧杀抢掠及无差别轰炸都刻意回避，却重点论述了战时日本民众的艰难生活。该教科书从2012年起在横滨市18个区147所公立初中、10万余名学生中采用，神奈川、栃木县、东京都等也有部分地区采用。日本右翼教科书的采用率由最初的0.5%增至2%，可见日本右翼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
2012年，“新历史教科书制作会”发起“南京的真实：民众运动”，并且在其会刊上发表《有南京战，没有“南京大屠杀”：南京陷落七十五周年》的文章，公然向日本民眾散布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同年，最初扶桑社出版、后来自由社出版的藤冈信胜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学社会》，也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淡化，称当时中国军民的确出现了死伤，但是关于具体死亡人数尚未有定论。201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核通过了自由社出版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该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只字未提。另外，清水书院、东京书籍认为日本发动的南京大屠杀违反了国际法，而育鹏社、教育出版、帝国书籍、日本文教出版则对南京大屠杀论述暧昧。
日本书籍新社和清水书院记述了具体死亡人数。日本书籍新社认为是20万人，而清水书院是以“数万、十几万、三十万等”罗列的形式出现的。
2006年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市贩版）》第199页，以及2011年育鹏社出版的《新日本历史》第206—209页的侧注，均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称当时中国军民的确出现了大量死伤，但是关于具体死亡人数，尚未有定论。扶桑社和育鹏社关于日军杀害中国军民的事实叙述含糊、暧昧。
与其他出版社相比，扶桑社的右翼势力比较集中，虽然迫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及文部科学省的审定要求，没有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但是淡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以“尚未定论”为借口进行搪塞。
由于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目前日本的初、高中教科书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这不仅是历史研究者努力的结果，也是中日民众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水平提高的表现。尽管日本的教科书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却没有足够重视，甚至在课时不够时只是让学生自己课后自学，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在日本的学校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授和传播，因此日本年轻人也没能够正确认知这段历史。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认知关乎中日关系的发展程度，日本年轻人应该从学校开始正确接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以利于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三、《中日共同舆论调查》中日本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
《中日共同舆论调查》是日本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2015年后改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为掌握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知状况，以中日两国民众为对象进行的共同舆论调查。日本的调查对象是18周岁以上的民众，包括学者、企业经营者、媒体相关人员、公务员等。从2005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结果公布后在日本或中国举行论坛，相互交流调查结果，讨论中日共同议题。 关于“中日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2014年只有25.7%的日本民众认为是“日本对于侵略战争的认识”，2013年占26.4%。16.8%的日本民众认为“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中日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2013年占20.0%。从2011年开始，“南京大屠杀”问题开始作为“中日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出现在调查问卷中。2017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因此日本民众的认知度有所提高。总体来看，日本民众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度不高。
萨苏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只占极少的比例。除了右翼分子外，有很多未成年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日本人，他们认为日本是完美的，因此主观上不愿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随着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意愿增强，历史修正主义论调披上自由主义史观外衣，破产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也再次粉墨登场，对日本民众产生了一定影响力。[12]从日本社会整体情况来看，大部分日本民众对南京大屠杀采取回避或遗忘的态度，他们甚至希望中国人也忘掉南京大屠杀。而作为中国人以及有良知的日本人应该铭记这段历史，方能让历史不再重演。
余论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民众中间尚未形成统一的“历史共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种“争论”，撕裂了日本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到目前为止，由于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承认，日本社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保守派政治家和右翼分子以“言论自由”为口实，时不时发表歪曲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言论，且试图将南京大屠杀从“日本民众的记忆”中消除，以致于日本民众在关于南京大屠杀正确历史记忆形成过程中逐渐退缩，最终成了旁观者。这也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认识难以在日本社会形成固定共识的巨大障碍。此外，能够向日本年轻人讲述日本侵华历史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人逐渐老龄化，而日本年轻人对于中日历史的认知越来越不充分，组织日本年轻人到南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及屠杀遗址，向日本年轻人传播历史，有利于日本民众形成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正确认知。
中日之间需要加强两国民众的相互交流，只有沟通和交流，才能消除两国民众认识上的分歧。根据2013年的舆论调查，只有14.7%的日本人到过中国，拥有中国朋友的日本人也只有20.3%。一直以来，有95%的日本民众了解中国的信息来源是新闻媒体等间接手段，其中79.7%来自电视。2017年的舆论调查中，“不想来中国”的日本人超过7成。由此可见，改善日本民众对中国认识的道路还很漫长。希望日本出现更多像松冈环[13]的人物，让更多的日本年轻人铭记那段历史。
参考文献
[1]如洞富雄、藤原彰、姬田光一、笠原十九司、吉田裕、江口圭一等。
[2]如田中正明、早坂隆、阿罗键一、川野元雄、古庄光一等。
[3]王希亮.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J].抗日战争研究，2006（4）.
[4]笠原十九司，杨萌.南京事件70年后的日本与世界[J].江海学刊，2009（2）.
[5]徐志民.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来自中国学界的观察[J].社会科学战线，2017（9）.
[6]杨夏鸣，吴泽林.日本屠杀虚构派“外宣”研究：现状与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2013（3）.
[7]刘柠.日本人怎么看待南京大屠杀[J].炎黄春秋，2013（6）.
[8]笠原十九司.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历史学——败战之后日本民众对历史的“遗忘”[J].芦鹏译.南京大屠杀研究，2012（2）.
[9]杨秀云.近十年来中日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成果[J].档案与建设，2017（7）：57.
[10]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日本文部省（负责管理教育、文化、学术）将会把历史教科书中“侵略华北”的表述改为“进入华北”。尽管很快证实这只是一条假新闻，即所谓“误报”，但当时立刻引起了中、韩两国抗议，中国拒绝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访华。为了修复破损的外交关系，文部省紧急制定《近邻诸国条款》，规定历史教科书的措辞必须照顾到中韩等邻国观感。
[11]南京事件の被害者数：http：//ja.wikipedia.org/wiki/.
[12]日学者驳斥“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参考消息》2017年12月13日，http：//news.sina.com.cn/o/2017-12-13/doc-ifypsvkp24 73640.shtml.
[13]松冈环组成“侵華战争历史学习团”到中国学习日本侵华战争史，至今共带领800多名日本民众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地。学习团的日本民众在来中国前都会提前查阅资料、学习相关历史，到达中国参观纪念馆、倾听受害人讲述经历时，他们都被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战争的惨痛程度所震撼。从2005年开始，松冈环特意在学习团中留出几个名额，专供大学生参加。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传播；日本；民众；认知
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史实已经被中日两国及国际社会所熟知，而南京大屠杀历史具体内容在日本的传播，受到世界局势及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
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在日本的传播，王希亮认为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人员分为“肯定派”[1]和“虚构派”[2]。“肯定派”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肯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向死难者及其家属赔偿谢罪。而“虚构派”则由一直以来的完全否认到歪曲史实，即通过歪曲国际法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3]笠原十九司认为作为历史事实被认定的“南京事件”并没有成为日本民众的共同认识，也没有成为“民众记忆”，“南京事件”虚构派的言论在日本甚嚣尘上。[4]徐志民指出，由于战时日本政府的封锁政策，日本普通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了解不多，东京审判后日本民众方才彻底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冷战后美国将日本纳入同盟体系，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道进行限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南京大屠杀再次进入民众视野，而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和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行影响了中日民众感情及中日关系。[5]杨夏鸣、吴泽林指出，虚构派在歪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同时，还通过“成果”英译企图向英语世界推广，但由于其观点或雷同或缺乏充分的史实依据，尽管其翻译的相关文献很多，但是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学术影响力。[6]
关于日本民众如何认知南京大屠杀，刘柠的《日本人怎么看待南京大屠杀》指出：21世纪之前，日本社会和普通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认识经历了五个时期，即不争论、封杀与斗争、左右对决、大论战、逆流难转大趋势。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已经结束，而中日双方在政治上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中日两国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仍存有分歧。[7]笠原十九司的《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历史学——败战之后日本民众对历史的“遗忘”》称无论在学界还是司法界，中日之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均已结束，也就是存在南京大屠殺的事实。[8]
日本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及保守派的宣传影响，尚未形成一致认识。分析近20年来日本民众认识南京大屠杀的途径及认知状况，可以从整体上对未来的中日民间交流及中日关系走向进行更好预测。本文拟从近20年来日本出版著作、日本学校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述，分析南京大屠杀历史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从《中日共同舆论调查》研究日本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状况。
一、近20年来日本出版著作中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的各个书店及图书馆均摆放着大量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图书和影像资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种著述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持续不断，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民众对于该事件的关注程度。日本的著述从整体上可以分为“肯定派”和“虚构派”。近20年来，“肯定派”的著述有14本，“虚构派”的著述有17本。从数量上来看，双方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1.“肯定派”作者明显少于“虚构派”。“肯定派”的著作以笠原十九司和本多胜一的为主，这两位的著作有8部，其他肯定派作者基本从1990年代的论争中退出。而“虚构派”的作者多达十人，基本保持1990年代论争时的人员，且包括各行各业，其中古庄光一是新闻记者，松尾一郎号称中日问题评论家，田中正明是松井石根的秘书，秦郁彦是日本大学法学部教授，早坂隆为纪实文学作家，阿罗健一为社会评论家，山田孝南为《每日新闻》特约编辑，吉本荣是原日本侵华士兵。
2.从代际传承来看，“肯定派”后继无人，而“虚构派”则新老结合。笠原十九司之后几乎没有出现“肯定派”的学者，而田中正明之后又有东中野修道等一批“虚构派”的继承者。东中野修道是亚细亚大学教授，其专业为吉田松阴思想史及东德史。他是2000年10月成立的日本南京学会首任会长，因其不是南京大屠杀史专家，因此其研究主要是对大屠杀派的论据进行检证。该会成员多为对大屠杀派及中国具有强烈对抗意识的活动家及右翼分子。
3.从研究形式来看，“虚构派”的形式多样。近20年来，“肯定派”的研究大多是对南京大屠杀研究史的介绍或与中国学者的共同研究，较少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也没有提出新的观点。而“虚构派”的阿罗健一不仅出版了否定东京审判中关于南京大屠杀判决的专著，并且作为评论家，先后在《产经新闻》、日本乡友联盟东京都乡友会、《月刊WiLL》、《诸君》等杂志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章40余篇。
4.从研究路径来看，“虚构派”的著述否定东京审判，进而否定南京大屠杀。如阿罗健一在《揭秘“南京事件”：检证东京审判证言》中，对东京审判中作为证言的十个事实进行检证，如最初两三天内男女老少及儿童有一万三千余人被杀，两万人被强奸，日军随意哄抢，南京城三分之一被烧光等。右翼杂志《月刊WiLL》于2012年2月至2015年1月历时三年之久连载了古庄光一28篇关于《是谁捏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分别从李秀英案判决书、中方佐证文件的来源、中方对日本的宣传等方面，歪曲南京大屠杀的事实。[9]
5.从出版社来看，“虚构派”有固定的出版阵地，而“肯定派”的出版社比较分散。近20年来，辗转社成为“虚构派”的出版阵地，以“日本南京学会”的名义出版了十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其中包括六部从2002年至2008年连续出版的《南京事件研究最前线》（2005、2006年合并出版）。辗转社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声称要“彻底检证历史，挑战战后思潮”，同时还发行会刊《国家的防人》进行思想战，宣称“当前的思想战是历史战，是宣传战”，其中刊登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如作家上田英明的《司法认定的“南京大屠杀”的虚妄》（第2、3期）、《“百人斩”不是事实》（第4、5、6期）、宪政史家仓山满的《讲述南京的真实》（第4期）、评论家江崎道郎的《捏造南京事件的美国》（第5期）、产经新闻政治部记者原川贵郎的《中国再生产的“南京大屠杀”》（第8期）、保护日本名誉会会长阿罗健一的《南京事件的制造方法》（第8期）、原TBS广播员铃木史郎的《我所见的南京》（第10期）。以上内容均是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事实及对于南京大屠杀审判的歪曲或否定。 南京大屠杀作为史实，日本政府已经在外务省官方网站上表示认可，而日本国会议员、专家学者等群体中存在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日本右翼分子，他们活跃在各行各业，对日本民众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和历史记忆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近20年来日本学校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与中国不同，是由民间团体或个人编纂，交文部科学省审批，再由各个学校自由选用。2000年以前，由于1982年教科书误报事件，日本制定了《近邻诸国条款》。[10]当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内容基本未否认屠杀，如东京书籍的记述为日军对南京城内外大量中国人进行了杀害，其中有七八万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普通居民，有十二万以上的投降士兵。中国方面认为有三十多万人被杀。当时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虽然没有中国描述得深刻，但确实承认发生了对贫民、非战斗人员以及战俘的虐待和杀害。20万的死亡人数是当时日本政府承认的官方数字，该教科书当时被日本学校广泛使用。
在这种风潮下，日本右翼势力感到了危机。1995年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组织成立“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并于1996年12月成立“新历史教科书制作会”（以下简称“制作会”），首任会长为西尾干二。该会声称其目的为“消除日本的自虐史观，发行立足于健全国家民族主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而其编写的教科书否认或歪曲南京大屠杀，利用率极低。如2011年4月，该会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经过137处修改后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检定审核，日本全国共有12209所中学，只有6所特殊公立中学和6所私立中学使用该教科书，并且这些学校均接受右翼团体资助。但是该教科书市场上的销售额却超过50万册，可见右翼势力的南京大屠杀史观还是对日本民众产生了一定影响。
日本高中的日本史教科书大多采用的是山川出版社的版本，该教科书由东京大学的学者编写。从2003年开始，编写者由伊藤隆改为其弟子加藤阳子，加藤阳子在《详说日本史》中，关于南京大屠杀记述如下：“日军在南京城进行了掠夺、烧杀等暴行，杀害了大量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及俘虏（南京事件）。关于死者人数，有数万人至四十万人等说法”。[11]这与伊藤隆“日军杀害了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的大量中国人”的简单记述不同，加藤的论述内容更详细，并且在死亡人数方面提到了有40万人的说法。
《新日本史》是2007年3月由日本文部科学省检定、2009年3月由东京的山川出版社发行，在日本的采用率较高，作者久留岛典子、藤田觉为东京大学教授，大津透为东京大学准教授，伊藤之雄为京都大学教授。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为日本士兵杀害了包括中国俘虏和一般民众在内的数万人。2012年，日本初、高中学生使用的由育鹏社、自由社出版的历史和公民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非常简略，甚至关于日军在中国各地的烧杀抢掠及无差别轰炸都刻意回避，却重点论述了战时日本民众的艰难生活。该教科书从2012年起在横滨市18个区147所公立初中、10万余名学生中采用，神奈川、栃木县、东京都等也有部分地区采用。日本右翼教科书的采用率由最初的0.5%增至2%，可见日本右翼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
2012年，“新历史教科书制作会”发起“南京的真实：民众运动”，并且在其会刊上发表《有南京战，没有“南京大屠杀”：南京陷落七十五周年》的文章，公然向日本民眾散布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同年，最初扶桑社出版、后来自由社出版的藤冈信胜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学社会》，也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淡化，称当时中国军民的确出现了死伤，但是关于具体死亡人数尚未有定论。201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核通过了自由社出版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该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只字未提。另外，清水书院、东京书籍认为日本发动的南京大屠杀违反了国际法，而育鹏社、教育出版、帝国书籍、日本文教出版则对南京大屠杀论述暧昧。
日本书籍新社和清水书院记述了具体死亡人数。日本书籍新社认为是20万人，而清水书院是以“数万、十几万、三十万等”罗列的形式出现的。
2006年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市贩版）》第199页，以及2011年育鹏社出版的《新日本历史》第206—209页的侧注，均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称当时中国军民的确出现了大量死伤，但是关于具体死亡人数，尚未有定论。扶桑社和育鹏社关于日军杀害中国军民的事实叙述含糊、暧昧。
与其他出版社相比，扶桑社的右翼势力比较集中，虽然迫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及文部科学省的审定要求，没有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但是淡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以“尚未定论”为借口进行搪塞。
由于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目前日本的初、高中教科书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这不仅是历史研究者努力的结果，也是中日民众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水平提高的表现。尽管日本的教科书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却没有足够重视，甚至在课时不够时只是让学生自己课后自学，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在日本的学校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授和传播，因此日本年轻人也没能够正确认知这段历史。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认知关乎中日关系的发展程度，日本年轻人应该从学校开始正确接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以利于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三、《中日共同舆论调查》中日本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
《中日共同舆论调查》是日本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2015年后改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为掌握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知状况，以中日两国民众为对象进行的共同舆论调查。日本的调查对象是18周岁以上的民众，包括学者、企业经营者、媒体相关人员、公务员等。从2005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结果公布后在日本或中国举行论坛，相互交流调查结果，讨论中日共同议题。 关于“中日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2014年只有25.7%的日本民众认为是“日本对于侵略战争的认识”，2013年占26.4%。16.8%的日本民众认为“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中日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2013年占20.0%。从2011年开始，“南京大屠杀”问题开始作为“中日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出现在调查问卷中。2017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因此日本民众的认知度有所提高。总体来看，日本民众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度不高。
萨苏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只占极少的比例。除了右翼分子外，有很多未成年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日本人，他们认为日本是完美的，因此主观上不愿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随着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意愿增强，历史修正主义论调披上自由主义史观外衣，破产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也再次粉墨登场，对日本民众产生了一定影响力。[12]从日本社会整体情况来看，大部分日本民众对南京大屠杀采取回避或遗忘的态度，他们甚至希望中国人也忘掉南京大屠杀。而作为中国人以及有良知的日本人应该铭记这段历史，方能让历史不再重演。
余论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民众中间尚未形成统一的“历史共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种“争论”，撕裂了日本民众的南京大屠杀记忆。到目前为止，由于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承认，日本社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保守派政治家和右翼分子以“言论自由”为口实，时不时发表歪曲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言论，且试图将南京大屠杀从“日本民众的记忆”中消除，以致于日本民众在关于南京大屠杀正确历史记忆形成过程中逐渐退缩，最终成了旁观者。这也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认识难以在日本社会形成固定共识的巨大障碍。此外，能够向日本年轻人讲述日本侵华历史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人逐渐老龄化，而日本年轻人对于中日历史的认知越来越不充分，组织日本年轻人到南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及屠杀遗址，向日本年轻人传播历史，有利于日本民众形成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正确认知。
中日之间需要加强两国民众的相互交流，只有沟通和交流，才能消除两国民众认识上的分歧。根据2013年的舆论调查，只有14.7%的日本人到过中国，拥有中国朋友的日本人也只有20.3%。一直以来，有95%的日本民众了解中国的信息来源是新闻媒体等间接手段，其中79.7%来自电视。2017年的舆论调查中，“不想来中国”的日本人超过7成。由此可见，改善日本民众对中国认识的道路还很漫长。希望日本出现更多像松冈环[13]的人物，让更多的日本年轻人铭记那段历史。
参考文献
[1]如洞富雄、藤原彰、姬田光一、笠原十九司、吉田裕、江口圭一等。
[2]如田中正明、早坂隆、阿罗键一、川野元雄、古庄光一等。
[3]王希亮.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J].抗日战争研究，2006（4）.
[4]笠原十九司，杨萌.南京事件70年后的日本与世界[J].江海学刊，2009（2）.
[5]徐志民.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来自中国学界的观察[J].社会科学战线，2017（9）.
[6]杨夏鸣，吴泽林.日本屠杀虚构派“外宣”研究：现状与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2013（3）.
[7]刘柠.日本人怎么看待南京大屠杀[J].炎黄春秋，2013（6）.
[8]笠原十九司.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历史学——败战之后日本民众对历史的“遗忘”[J].芦鹏译.南京大屠杀研究，2012（2）.
[9]杨秀云.近十年来中日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成果[J].档案与建设，2017（7）：57.
[10]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日本文部省（负责管理教育、文化、学术）将会把历史教科书中“侵略华北”的表述改为“进入华北”。尽管很快证实这只是一条假新闻，即所谓“误报”，但当时立刻引起了中、韩两国抗议，中国拒绝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访华。为了修复破损的外交关系，文部省紧急制定《近邻诸国条款》，规定历史教科书的措辞必须照顾到中韩等邻国观感。
[11]南京事件の被害者数：http：//ja.wikipedia.org/wiki/.
[12]日学者驳斥“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参考消息》2017年12月13日，http：//news.sina.com.cn/o/2017-12-13/doc-ifypsvkp24 73640.shtml.
[13]松冈环组成“侵華战争历史学习团”到中国学习日本侵华战争史，至今共带领800多名日本民众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地。学习团的日本民众在来中国前都会提前查阅资料、学习相关历史，到达中国参观纪念馆、倾听受害人讲述经历时，他们都被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战争的惨痛程度所震撼。从2005年开始，松冈环特意在学习团中留出几个名额，专供大学生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