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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婚姻都是人生中的大事，《礼记·昏义》上说“昏礼，礼之本也，”《易》上也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婚姻是延续种族为人类社会建立正常社会秩序提供统一的行为模式，夫妇婚姻关系是其他各种关系的基础和来源。由此可看出古人对于婚姻的态度是格外地重视和庄严的。
《诗经》作为反映周代到春秋时代社会生活的诗歌总集，有大量的婚恋诗存在，甚至可以说婚恋诗是《诗经》最为让人醉心和感动的闪光点。在这里我所关注的是结婚之前的环节，也就是上古时代的男女是如何互相倾慕进行求婚的。
“二南”即是《周南》《召南》，两者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诗大序》)。按程俊英先生的《诗经译注》上的考证，方玉润的说法，即周与召都是地名，在雍州岐山之阳，周南与召南是指周与召以南的江汉之间较准确。因而周南召南基本沿袭有周人的风俗礼仪，属于周代的礼节范畴，故《周南》与《召南》是周人的诗歌，其中反映出来的是周代的礼仪。
研究诗经的婚恋诗，我们不难发现，与汉代的婚礼习俗相似，当时已经有了求婚定情的习俗。但是因为属于不同的礼仪风俗系统，所以在《邶风》《鄘风》《卫风》中求婚定情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和定情信物与《周南》《召南》不甚一致。由二南和卫风诗组的比较可以看成周代和商代在求婚方面的差别，更全面地了解古人的婚恋世界。
首先来看二南中的求婚定情。
《周南·关雎》五章脍炙人口，作为诗三百篇中的首篇，描写了以为君子对于窈窕淑女的爱慕之情。
本篇的首章表现的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男子的角度出发，描写一个君子爱上了一个采集荇菜的拥有美好品德的女子，想要追求她。接着描写男子的心里动态，想要追求到求之不得，然而心中仍是难以忘怀，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最后到在在惆怅和痛苦中想象和所爱之人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纵观全诗，以男子的心理为叙述中心，刻画细腻，一波三折，表现了他对于所爱女子求婚的执着和坚定和求之不得的痛苦。强调的是“君子好逑”至于淑女是怎样的心理态度则没有表现。
而《召南·摽有梅》以女子的口吻描写。既然站在女子的心理角度描写，似乎与前面的两首以男子口吻的诗篇颇有不同。细看全诗，以梅子成熟表现时间流逝，也以成熟的梅子比喻芳龄当嫁的自己，流光容易把人抛，青春无多，因而发出了心底的渴盼。“求我庶士”年轻人赶紧追求我吧，“迨其吉兮”趁着良辰吉时来迎娶我，“迨其今兮”趁着今天定婚期，“迨其谓之”趁着仲春好同居。全诗虽然以女子的口吻叙述，然而女子所想要的是男子去追求她。女子心底渴盼，但是在行动上仍然是处于被动，需要男子去求婚示好，去定下良辰吉日，归根到底，仍然是男子居于主动地位。由此看来，《摽有梅》与《关雎》《汉广》在求婚方式上有相似性。
与《关雎》以男子口吻叙述，《摽有梅》以女子口吻叙述相比，《野有死麕》则是以第三人的角度客观描写青年男女的恋爱求婚，颇似恋爱见证人的感觉。“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开篇描写的是郊外有一位大鹿的猎人遇到了芳心已动的美丽姑娘，接着小伙子则是上前把话挑，在这里很明显男子主动向女子示好。“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小伙子砍下木头当柴烧，拾起猎物，白茅捆扎，送给女子当做礼物，男子主动送礼物定情。很幸运，女子欣然接受，男子获得了爱情。
由以上几篇，我们可以看出在二南的求婚定情中，无一例外的是男子向女子求婚。这也说明在周代求婚礼仪中，男子的主动性较大，享有主动权，即是“发议于男子”，女子只能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定情信物也是由男子赠送。二南产生于周地附近，这与周代的礼仪制度有一定关系，周代礼制等级森严，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周代礼制的盛况。森严体制下男女关系不平等，这也是“成妇礼，明妇顺”（《礼记·昏礼》）的体现。
《静女》是一首典型的男女幽会诗。
分析约会的过程，首句便说“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一个美丽的姑娘在城门楼里等着“我”，女子等男子，而且这位姑娘也非常可爱狡黠，故意藏起来，不让心上人找到，看到心上人“搔首踟蹰”的样子，自己心里欢喜。接着静女“贻我彤管”，送给男主人公定情信物彤管，彤管非常漂亮，男主人公心里十分甜蜜。这首诗虽然以男子口吻写幽会，但是不难发现在这次约会中女子似乎更有主动性。女子积极活泼，主动向男子示好，无论是在约会中的捉迷藏还是送信物，都显示出了主动的一面。这与二南中“发议于男子”的求婚方式很不同。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两人互动的场景，甜蜜而有趣，“踟蹰”“搔首”“贻”“爱”等细节描写生动细腻。这样的场景在二南中很难见到。
如果说商人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动性更为强烈，那么《鄘风·柏舟》则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此诗为女子自誓。少女泛舟河中，看到了潇洒美少年，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直截是“髧彼两髦，实维我仪”髧是头发下垂，两髦是指男子未成年的发型，在这里女子说这样的少年郎就是我想要的伴侣，多么痛快！“之死矢靡它”女子发誓自己不会改变心肠，非他不嫁，高呼“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希望父母体谅自己也支持自己的选择。由此可以看出女子对于爱情和自己婚姻的态度非常直接，毫不掩饰，并且希望父母支持。很明显，女子是定情求婚的“发议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殷商礼俗下的诗歌中求婚的发议者多是女子，与二南中发议于男子形成对比。在周人大胆追求的都是男子，而在商人则大多是女子，女子在形象上得到了极大丰富，在求婚定情的地位上面居于主导，有主动性。
值得玩味的是，周人和商人的女子结婚之后命运各不相同，在《周南》《召南》除了《江有汜》一首之外没有其他弃妇诗，结婚之后多有思妇诗，反映妻子对丈夫深深的思念，痴情而痛苦地等待，如《周南·卷耳》《周南·汝坟》《召南·草虫》等。而在卫风诗组中描写婚后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约10首诗中有5首是弃妇诗，3首思归诗，思妇诗只有2首。商人女子则表现出对不幸婚姻的批判，对不忠丈夫的指责，对婚姻情况十分清晰，如《邶风·谷风》《卫风·氓》，再如《邶风·日月》中也是弃妇申诉怨愤的诗，“胡能有定？宁不我顾！”“胡能有定？宁不我报！”反复问天，抒发自己的苦闷。
由此也可看出无论是求婚还是婚后，商人和周人女性表达情感的方式差别很大。商人女子较主动，周人女子较被动。婚恋礼俗存在很大差别。由此可以推测，商人女子比周人女子所受的约束要小一些。
在定情信物上，由二南我们可知，多是男子赠送，《野有死麕》中男子赠送的是被自己猎杀的小鹿，拿白茅包裹，表现的是一种刚勇和力量，彰显的男性的阳刚；而在卫风诗组中定情信物多是由女子赠送，如彤管或是美玉或是水果，非常美丽柔弱，是自己纯洁爱情和温柔美丽的象征彰显了女性的阴柔。
究其原因，褚少孙在《梁孝王世家》补编中说“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亲亲者是同母，认为弟弟与自己关系亲，多少有母系的感觉，而周代尊尊，父子相继，完全是父系社会。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殷商多少还有些母权的因素存在，而周代则是完全的父权。因而诗歌的礼俗表现也不相同。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诗经》作为反映周代到春秋时代社会生活的诗歌总集，有大量的婚恋诗存在，甚至可以说婚恋诗是《诗经》最为让人醉心和感动的闪光点。在这里我所关注的是结婚之前的环节，也就是上古时代的男女是如何互相倾慕进行求婚的。
“二南”即是《周南》《召南》，两者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诗大序》)。按程俊英先生的《诗经译注》上的考证，方玉润的说法，即周与召都是地名，在雍州岐山之阳，周南与召南是指周与召以南的江汉之间较准确。因而周南召南基本沿袭有周人的风俗礼仪，属于周代的礼节范畴，故《周南》与《召南》是周人的诗歌，其中反映出来的是周代的礼仪。
研究诗经的婚恋诗，我们不难发现，与汉代的婚礼习俗相似，当时已经有了求婚定情的习俗。但是因为属于不同的礼仪风俗系统，所以在《邶风》《鄘风》《卫风》中求婚定情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和定情信物与《周南》《召南》不甚一致。由二南和卫风诗组的比较可以看成周代和商代在求婚方面的差别，更全面地了解古人的婚恋世界。
首先来看二南中的求婚定情。
《周南·关雎》五章脍炙人口，作为诗三百篇中的首篇，描写了以为君子对于窈窕淑女的爱慕之情。
本篇的首章表现的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男子的角度出发，描写一个君子爱上了一个采集荇菜的拥有美好品德的女子，想要追求她。接着描写男子的心里动态，想要追求到求之不得，然而心中仍是难以忘怀，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最后到在在惆怅和痛苦中想象和所爱之人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纵观全诗，以男子的心理为叙述中心，刻画细腻，一波三折，表现了他对于所爱女子求婚的执着和坚定和求之不得的痛苦。强调的是“君子好逑”至于淑女是怎样的心理态度则没有表现。
而《召南·摽有梅》以女子的口吻描写。既然站在女子的心理角度描写，似乎与前面的两首以男子口吻的诗篇颇有不同。细看全诗，以梅子成熟表现时间流逝，也以成熟的梅子比喻芳龄当嫁的自己，流光容易把人抛，青春无多，因而发出了心底的渴盼。“求我庶士”年轻人赶紧追求我吧，“迨其吉兮”趁着良辰吉时来迎娶我，“迨其今兮”趁着今天定婚期，“迨其谓之”趁着仲春好同居。全诗虽然以女子的口吻叙述，然而女子所想要的是男子去追求她。女子心底渴盼，但是在行动上仍然是处于被动，需要男子去求婚示好，去定下良辰吉日，归根到底，仍然是男子居于主动地位。由此看来，《摽有梅》与《关雎》《汉广》在求婚方式上有相似性。
与《关雎》以男子口吻叙述，《摽有梅》以女子口吻叙述相比，《野有死麕》则是以第三人的角度客观描写青年男女的恋爱求婚，颇似恋爱见证人的感觉。“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开篇描写的是郊外有一位大鹿的猎人遇到了芳心已动的美丽姑娘，接着小伙子则是上前把话挑，在这里很明显男子主动向女子示好。“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小伙子砍下木头当柴烧，拾起猎物，白茅捆扎，送给女子当做礼物，男子主动送礼物定情。很幸运，女子欣然接受，男子获得了爱情。
由以上几篇，我们可以看出在二南的求婚定情中，无一例外的是男子向女子求婚。这也说明在周代求婚礼仪中，男子的主动性较大，享有主动权，即是“发议于男子”，女子只能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定情信物也是由男子赠送。二南产生于周地附近，这与周代的礼仪制度有一定关系，周代礼制等级森严，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周代礼制的盛况。森严体制下男女关系不平等，这也是“成妇礼，明妇顺”（《礼记·昏礼》）的体现。
《静女》是一首典型的男女幽会诗。
分析约会的过程，首句便说“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一个美丽的姑娘在城门楼里等着“我”，女子等男子，而且这位姑娘也非常可爱狡黠，故意藏起来，不让心上人找到，看到心上人“搔首踟蹰”的样子，自己心里欢喜。接着静女“贻我彤管”，送给男主人公定情信物彤管，彤管非常漂亮，男主人公心里十分甜蜜。这首诗虽然以男子口吻写幽会，但是不难发现在这次约会中女子似乎更有主动性。女子积极活泼，主动向男子示好，无论是在约会中的捉迷藏还是送信物，都显示出了主动的一面。这与二南中“发议于男子”的求婚方式很不同。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两人互动的场景，甜蜜而有趣，“踟蹰”“搔首”“贻”“爱”等细节描写生动细腻。这样的场景在二南中很难见到。
如果说商人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动性更为强烈，那么《鄘风·柏舟》则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此诗为女子自誓。少女泛舟河中，看到了潇洒美少年，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直截是“髧彼两髦，实维我仪”髧是头发下垂，两髦是指男子未成年的发型，在这里女子说这样的少年郎就是我想要的伴侣，多么痛快！“之死矢靡它”女子发誓自己不会改变心肠，非他不嫁，高呼“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希望父母体谅自己也支持自己的选择。由此可以看出女子对于爱情和自己婚姻的态度非常直接，毫不掩饰，并且希望父母支持。很明显，女子是定情求婚的“发议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殷商礼俗下的诗歌中求婚的发议者多是女子，与二南中发议于男子形成对比。在周人大胆追求的都是男子，而在商人则大多是女子，女子在形象上得到了极大丰富，在求婚定情的地位上面居于主导，有主动性。
值得玩味的是，周人和商人的女子结婚之后命运各不相同，在《周南》《召南》除了《江有汜》一首之外没有其他弃妇诗，结婚之后多有思妇诗，反映妻子对丈夫深深的思念，痴情而痛苦地等待，如《周南·卷耳》《周南·汝坟》《召南·草虫》等。而在卫风诗组中描写婚后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约10首诗中有5首是弃妇诗，3首思归诗，思妇诗只有2首。商人女子则表现出对不幸婚姻的批判，对不忠丈夫的指责，对婚姻情况十分清晰，如《邶风·谷风》《卫风·氓》，再如《邶风·日月》中也是弃妇申诉怨愤的诗，“胡能有定？宁不我顾！”“胡能有定？宁不我报！”反复问天，抒发自己的苦闷。
由此也可看出无论是求婚还是婚后，商人和周人女性表达情感的方式差别很大。商人女子较主动，周人女子较被动。婚恋礼俗存在很大差别。由此可以推测，商人女子比周人女子所受的约束要小一些。
在定情信物上，由二南我们可知，多是男子赠送，《野有死麕》中男子赠送的是被自己猎杀的小鹿，拿白茅包裹，表现的是一种刚勇和力量，彰显的男性的阳刚；而在卫风诗组中定情信物多是由女子赠送，如彤管或是美玉或是水果，非常美丽柔弱，是自己纯洁爱情和温柔美丽的象征彰显了女性的阴柔。
究其原因，褚少孙在《梁孝王世家》补编中说“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亲亲者是同母，认为弟弟与自己关系亲，多少有母系的感觉，而周代尊尊，父子相继，完全是父系社会。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殷商多少还有些母权的因素存在，而周代则是完全的父权。因而诗歌的礼俗表现也不相同。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