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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身边‘苍蝇’扑面，我们打多少‘老虎’，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杨鑫认为，“苍蝇式”腐败严重破坏了基层政治生态。
近年来，国内村官腐败问题频频出现，有些发达地区甚至出现了村官巨贪的现象，期间也有为数不少的贪污村官选择了携款外逃，由此这个群体的贪污腐败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
身边“苍蝇”扑面
记者从西安市纪委了解到一组数据：从2012年12月至今年5月，西安市共受理涉及基层党员干部信访举报1803件次，占贪腐类信访件总量的77.4%;初核涉及基层党员干部491件，占初核总数的83.1%;查处基层党员干部案件208件，占贪腐类案件总数的85.6%;因贪腐案件受处分党员干部257人，其中科级以下222人，占86.4%;移送司法机关110人，其中科级以下党员干部85人，占移送总数的77.3%。
“今年以来，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据西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杨鑫介绍，从今年1至7月查处的情况看，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还呈现出手段隐蔽、虚报冒领、抽成分摊等特点。
把公款吃喝的票换成办公用品、找名目“搭顺风车”发放福利、向下级单位或企业“借车”进行用车腐败……这些现象屡见不鲜。西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万青平向记者介绍，“某单位组织干部参加竞走比赛，就半天的比赛，18个人参加，但该单位共买了三次水，每次都是1000多元。一查发现是拿买水的票充账‘填窟窿’。”
还有更为严重的行为，有的基层干部对上虚报冒领、对下隐瞒实情，挪用、截留各种专项资金，甚至直接或变相骗取涉农补助费、补偿款、低保金等，吃拿卡要、以权谋私。发放给困难职工的1000元慰问金，却被街道工会专干“抽成”70%。“今年2月，雁塔区长延堡街道组织向困难群众送温暖活动时，街道工会工作人员王某‘雁过拔毛’，要求部分发放对象向他支付1000元慰问金的70%作为‘感谢费’”，西安市雁塔区纪委常委、区监察局副局长刘伟告诉记者。
此外，个别处于关键岗位的基层党员干部法纪观念淡薄，形成“小官巨贪”“利益共沾”的现象。雁塔区丈八街道东滩社区居委会原主任于某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索贿5000万元并涉嫌挪用集体资金4000万元;户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张某挪用学生资助款800余万元参与赌博……这些案件的查处，持续释放了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信号。
“如果身边‘苍蝇’扑面，我们打多少‘老虎’，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杨鑫认为，“苍蝇式”腐败严重破坏了基层政治生态。
“从市区县一级，到街道乡镇，存在查处力度‘逐级递减’‘上热下冷’的问题。”杨鑫告诉记者，一方面，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基层，而目前在街道乡镇一级，专职的纪检监察干部还是比较少，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也亟须加强。另一方面，一些基层单位和部门一团和气，担心查处违纪违规问题伤害感情，给单位抹黑，对发生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信奉“民不告官不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稀泥抹光墙”;有的“说功好做功差”，喊喊口号表个态，真正在基层一线推动落实比较少。
8月中旬，西安市纪委组织召开了严查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对1至7月工作排名靠后的单位进行了点名批评。会后，市纪委特别强调，将对严查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工作不安排、不落实的;工作停滞不前、进展缓慢，或不按时完成任务的;有案不查、瞒案不报，甚至袒护包庇的，都将严肃问责。
村官外逃频现
2013年1月，为防止贪污村官外逃，广州市天河区纪委发出通知，区内村官出国（境）证照进行统一上交集中管理，这也是国内地方首次对村官出国作出管理规定。2013年底，广州市纪委借鉴了天河区的做法，在全市范围内出台管理意见，要求村官出国（境）证照实行统一保管。
如今，距离广州颁布《关于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境）管理的意见》已过去近两年。9月16日，据报道，目前广州全市共1144个村的“两委”主要领导干部逾两千人被纳入该项制度监管范围，其中天河区25个村改制公司共223名村官上交了证照。
广州对村官出国作出管理规定在国内属首开先河，因此这项措施发挥的成效也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广州率先对村官腐败问题作为探索值得肯定，不過该规定只是在村官贪污后起着断后路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村官腐败的问题。
“在我国，村官没有被列入国家的行政序列，因此不是公务员，若从法律层面看，这项措施存在有罪推定的嫌疑，而且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竹立家称，相关部门在制定措施时应尊重法律法规，在村官腐败的防治上，还是要从腐败根源以及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去解决。
实际上，在此之前，由于广东城镇化起步较早，部分村官靠土地买卖这块“肥肉”中饱私囊，贪污村官外逃的现象在广东也比其他省份显得更为严重。
2013年5月，有着“百亿村官”之称的广州天河区冼村原村委书记卢穗耕外逃。自1985年起，卢穗耕靠着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这座靠山，在“富得漏油”的城中村进行非法土地买卖，曾一人掌控460亩土地。
而今年7月，广东省追逃办在澳门将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大敦村原村支书吴权深抓获，他是中纪委公布的“红色通缉令”之中的一人。吴权深因涉嫌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为逃避处罚，于2012年3月潜逃至几内亚比绍。
贪污村官外逃的问题并不只是在广东出现，在全国各省也并不少见。今年5月，浙江省苍南县检察院劝返了外逃越南近两年的灵溪镇某村原村书记和村委会出纳，其中一人涉嫌合伙贪污土地征用补偿款38万元。
对于国内频频出现的贪污村官外逃的现象，竹立家认为，村官贪污的来源主要是土地资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很多城中村土地的价格在一路飙升，土地流转、出让和买卖也在加快，给村官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在中国，村官腐败行为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也存在不同的形式。在发达地区，由于地价高昂，村官往往进行土地违法买卖，因此贪污数量比较大，而在贫困地区，贪污村官往往从扶贫款分配、政府的补贴、新农村改造以及农村土地转让等费用里侵占。
锁住村官权力
证照统一保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官腐败问题，如何让村民有效监督村官的权力运行过程，才是关键。
2008年以前，番禺区东环街甘棠村是个远近闻名的“问题村”，村民对当时的村两委干部极度不信任。为此，上级还专派工作组调查一个月，时任村长、书记均被停职。然而，该村现在的上访记录为零，巨大的转变得益于村务监督委员会。
监委会不时会令村干部变成“大头佛”（粤语，形容给人带来很多麻烦事），但换来的却是“一年多来，甘棠村干部实现零违法违纪”，“村民年分红从2008年的不到500元到现在每年1万多元”。
望着远处村民参与投资1亿多元正在兴建的大型商业体，番禺区东环街甘棠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志生感慨不已，“以前村民是不能、不给、不让村里投资，村里一有钱就分光，这两年是主动申请去投资”，“监委会能够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我们做起事来更大胆，更安心。”苏志生透露，大型项目东环天地建成后，三年内可使村民收入翻番，5年内实现收入三倍增长。截至2014年8月底，广州1142个行政村均建立了村務监督委员会，实现了100%覆盖。
余银星曾在萝岗区检察院工作过几年，经他手查办的九龙镇的案件中，约八成是村社干部违纪违法。据他介绍，前两年，一条新建高速路经过九龙镇的六条村，因征地拆迁6条村村干部全出现贪污受贿。于是，2011年着手在各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郭坤棠说，“看住村里的‘钱袋子’是他们的履职重点。”据统计，2012年廉情预警工作启动以来，九龙镇反映村社干部问题的信访件及各村的村务开支每年以15%-20%的速度下降。
据悉，广州市去年制定了市级村务监督工作实施细则，在全市1144个行政村全面启动监督委员会选举，通过完善农村监督制度，防止“村官”大权独揽。
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蔡鹏浩指出，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和资金监管逐步规范，资产收益显著提升，有效压缩了村社干部权力寻租空间，从源头上遏制了基层腐败。
（《人民日报》2015.9.16、《广州日报》2015.9.16）
近年来，国内村官腐败问题频频出现，有些发达地区甚至出现了村官巨贪的现象，期间也有为数不少的贪污村官选择了携款外逃，由此这个群体的贪污腐败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
身边“苍蝇”扑面
记者从西安市纪委了解到一组数据：从2012年12月至今年5月，西安市共受理涉及基层党员干部信访举报1803件次，占贪腐类信访件总量的77.4%;初核涉及基层党员干部491件，占初核总数的83.1%;查处基层党员干部案件208件，占贪腐类案件总数的85.6%;因贪腐案件受处分党员干部257人，其中科级以下222人，占86.4%;移送司法机关110人，其中科级以下党员干部85人，占移送总数的77.3%。
“今年以来，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据西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杨鑫介绍，从今年1至7月查处的情况看，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还呈现出手段隐蔽、虚报冒领、抽成分摊等特点。
把公款吃喝的票换成办公用品、找名目“搭顺风车”发放福利、向下级单位或企业“借车”进行用车腐败……这些现象屡见不鲜。西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万青平向记者介绍，“某单位组织干部参加竞走比赛，就半天的比赛，18个人参加，但该单位共买了三次水，每次都是1000多元。一查发现是拿买水的票充账‘填窟窿’。”
还有更为严重的行为，有的基层干部对上虚报冒领、对下隐瞒实情，挪用、截留各种专项资金，甚至直接或变相骗取涉农补助费、补偿款、低保金等，吃拿卡要、以权谋私。发放给困难职工的1000元慰问金，却被街道工会专干“抽成”70%。“今年2月，雁塔区长延堡街道组织向困难群众送温暖活动时，街道工会工作人员王某‘雁过拔毛’，要求部分发放对象向他支付1000元慰问金的70%作为‘感谢费’”，西安市雁塔区纪委常委、区监察局副局长刘伟告诉记者。
此外，个别处于关键岗位的基层党员干部法纪观念淡薄，形成“小官巨贪”“利益共沾”的现象。雁塔区丈八街道东滩社区居委会原主任于某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索贿5000万元并涉嫌挪用集体资金4000万元;户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张某挪用学生资助款800余万元参与赌博……这些案件的查处，持续释放了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信号。
“如果身边‘苍蝇’扑面，我们打多少‘老虎’，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杨鑫认为，“苍蝇式”腐败严重破坏了基层政治生态。
“从市区县一级，到街道乡镇，存在查处力度‘逐级递减’‘上热下冷’的问题。”杨鑫告诉记者，一方面，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基层，而目前在街道乡镇一级，专职的纪检监察干部还是比较少，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也亟须加强。另一方面，一些基层单位和部门一团和气，担心查处违纪违规问题伤害感情，给单位抹黑，对发生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信奉“民不告官不究”，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稀泥抹光墙”;有的“说功好做功差”，喊喊口号表个态，真正在基层一线推动落实比较少。
8月中旬，西安市纪委组织召开了严查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对1至7月工作排名靠后的单位进行了点名批评。会后，市纪委特别强调，将对严查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问题工作不安排、不落实的;工作停滞不前、进展缓慢，或不按时完成任务的;有案不查、瞒案不报，甚至袒护包庇的，都将严肃问责。
村官外逃频现
2013年1月，为防止贪污村官外逃，广州市天河区纪委发出通知，区内村官出国（境）证照进行统一上交集中管理，这也是国内地方首次对村官出国作出管理规定。2013年底，广州市纪委借鉴了天河区的做法，在全市范围内出台管理意见，要求村官出国（境）证照实行统一保管。
如今，距离广州颁布《关于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境）管理的意见》已过去近两年。9月16日，据报道，目前广州全市共1144个村的“两委”主要领导干部逾两千人被纳入该项制度监管范围，其中天河区25个村改制公司共223名村官上交了证照。
广州对村官出国作出管理规定在国内属首开先河，因此这项措施发挥的成效也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广州率先对村官腐败问题作为探索值得肯定，不過该规定只是在村官贪污后起着断后路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村官腐败的问题。
“在我国，村官没有被列入国家的行政序列，因此不是公务员，若从法律层面看，这项措施存在有罪推定的嫌疑，而且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竹立家称，相关部门在制定措施时应尊重法律法规，在村官腐败的防治上，还是要从腐败根源以及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去解决。
实际上，在此之前，由于广东城镇化起步较早，部分村官靠土地买卖这块“肥肉”中饱私囊，贪污村官外逃的现象在广东也比其他省份显得更为严重。
2013年5月，有着“百亿村官”之称的广州天河区冼村原村委书记卢穗耕外逃。自1985年起，卢穗耕靠着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这座靠山，在“富得漏油”的城中村进行非法土地买卖，曾一人掌控460亩土地。
而今年7月，广东省追逃办在澳门将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大敦村原村支书吴权深抓获，他是中纪委公布的“红色通缉令”之中的一人。吴权深因涉嫌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为逃避处罚，于2012年3月潜逃至几内亚比绍。
贪污村官外逃的问题并不只是在广东出现，在全国各省也并不少见。今年5月，浙江省苍南县检察院劝返了外逃越南近两年的灵溪镇某村原村书记和村委会出纳，其中一人涉嫌合伙贪污土地征用补偿款38万元。
对于国内频频出现的贪污村官外逃的现象，竹立家认为，村官贪污的来源主要是土地资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很多城中村土地的价格在一路飙升，土地流转、出让和买卖也在加快，给村官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在中国，村官腐败行为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也存在不同的形式。在发达地区，由于地价高昂，村官往往进行土地违法买卖，因此贪污数量比较大，而在贫困地区，贪污村官往往从扶贫款分配、政府的补贴、新农村改造以及农村土地转让等费用里侵占。
锁住村官权力
证照统一保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官腐败问题，如何让村民有效监督村官的权力运行过程，才是关键。
2008年以前，番禺区东环街甘棠村是个远近闻名的“问题村”，村民对当时的村两委干部极度不信任。为此，上级还专派工作组调查一个月，时任村长、书记均被停职。然而，该村现在的上访记录为零，巨大的转变得益于村务监督委员会。
监委会不时会令村干部变成“大头佛”（粤语，形容给人带来很多麻烦事），但换来的却是“一年多来，甘棠村干部实现零违法违纪”，“村民年分红从2008年的不到500元到现在每年1万多元”。
望着远处村民参与投资1亿多元正在兴建的大型商业体，番禺区东环街甘棠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志生感慨不已，“以前村民是不能、不给、不让村里投资，村里一有钱就分光，这两年是主动申请去投资”，“监委会能够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我们做起事来更大胆，更安心。”苏志生透露，大型项目东环天地建成后，三年内可使村民收入翻番，5年内实现收入三倍增长。截至2014年8月底，广州1142个行政村均建立了村務监督委员会，实现了100%覆盖。
余银星曾在萝岗区检察院工作过几年，经他手查办的九龙镇的案件中，约八成是村社干部违纪违法。据他介绍，前两年，一条新建高速路经过九龙镇的六条村，因征地拆迁6条村村干部全出现贪污受贿。于是，2011年着手在各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郭坤棠说，“看住村里的‘钱袋子’是他们的履职重点。”据统计，2012年廉情预警工作启动以来，九龙镇反映村社干部问题的信访件及各村的村务开支每年以15%-20%的速度下降。
据悉，广州市去年制定了市级村务监督工作实施细则，在全市1144个行政村全面启动监督委员会选举，通过完善农村监督制度，防止“村官”大权独揽。
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蔡鹏浩指出，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和资金监管逐步规范，资产收益显著提升，有效压缩了村社干部权力寻租空间，从源头上遏制了基层腐败。
（《人民日报》2015.9.16、《广州日报》2015.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