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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许多资源型国家的发展实践显示，自然禀赋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形成所谓的“资源劫难”假说。从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到资源诅咒论等也均揭示出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本文以此现实问题为背景,在分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资源劫难或诅咒的成因，并以中国煤炭资源大省山西为例进行验证，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发展；资源劫难；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062.1［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０４６１（２００8）０1－００40－０6
一、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悖论
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是建立在不断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自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而欠发达国家在普遍缺乏资本与技术革新传统的前提条件下，出口资源以及资源密集型产品更是成为这些国家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手段，并为扩大本国投资乃至进入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在2O世纪中晚期，一些国家尤其是矿产密集型国家，自然资源密集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Sachs将这一现象归结为“自然资源的诅咒”(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慢于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或地区。
Sachs & Warner(1995)的研究发现：1971年自然资源出口占GDP较大比重的经济，在接下来的1971年～1989年期间也保持了低增长率，且每年的增长率降低2.5个百分点；这种反向关系即使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如初期的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投资率和其他变量之后，也同样成立。Gylfason & Zoega(2001)对85个国家1965年～1998年的实证研究显示：当产出比重随着自然资源的使用的增加而增长时，资本的需求下降导致较低的利率和较慢的增长；丰裕的自然资本最终可能挤出货币资本而阻碍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减缓金融体系的发展速度而间接损害投资和储蓄。Hausmann & Rigobon(2002)的研究则表明：自然资源依赖性越高的国家，其经济绩效往往越差；1980年以来，高度依赖于石油或其他资源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和扎伊尔等，其经济都陷入了困境。Sala－i－Martin ＆ Subramanian(2003)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尼日利亚，正是由于石油方面的损耗和腐败，造成了长期的经济不景气。这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反向关系。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我们也能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自然资源丰裕的省份、地区并没有因自然禀赋的有利条件而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至少从一个较长的观察周期看是如此。
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在进行理论探讨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中,不断可以听到资源劫难或诅咒的噪音,从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到资源诅咒说等无不说明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悖论。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仅仅是个别国家陷入了困境？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动因是什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以取得可持续发展？本文拟以这个现实问题为背景,在分析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以及资源诅咒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煤炭资源大省山西为验证，深入探讨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并提出相应的破解途径和政策建议。
二、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悖论的理论分析
（一）“中心—外围”论
“中心-外围”结构是拉丁美洲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 Raul Prebisch ) 首先提出来的[1]。普雷维什把世界分为两大类国家,一类是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而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它们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也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近乎全部的利益，甚至借技术进步进一步掠夺外围国家。在政治上，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另一类是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前者的经济周期，而且常常是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回各种工业制品。前者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外围。中心与外围进行着严重不平等的交换，中心存在以外围的存在为前提，中心的发展以损害外围的发展为代价。其逻辑结论是，只要“中心-外围”结构(即所谓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或旧的国际分工)不改变，或外围国家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就没有希望。沿着普雷维什开拓的思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一大批第三世界的学者都得出了这个结论[2]。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而工业国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因此，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的下降，表明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这是一个涉及正统贸易理论的有效性和世界贸易中的利益分配以及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选择的大问题[3]，因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
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对正统的贸易有益说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引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该理论最初是由长期在联合国供职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和德国籍经济学家汉斯·辛格(Hans Singer)[4]提出来的，因此，常常把它叫做普雷维什—辛格假说或普雷维什—辛格命题。这里所说的贸易条件是指商品的贸易条件，或净易货贸易条件，它是用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对进口商品的平均价格之比来表示的。在普雷维什和辛格之前，人们一般认为，初级产品的生产依赖土地、自然资源等，这些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具有报酬递减趋势，因此，这些产品的价格应是不断上升的；反之，制成品则享有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好处而应是报酬递增的，因此，它们的价格应是不断下降的，于是，初级产品对工业品的价格比率应是上升的。然而，自从普雷维什—辛格假说提出来之后，这些看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普雷维什从国家贸易长期变化中发现，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长期不变甚至下降，而出口制成品的发达国家的出口价格却逐渐上升，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明显恶化。
在解释外围国家为什么长期处于国际交换的不平等地位时，拉美经委会的斯特劳德指出，从根本上说，这一性质反映在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上：一是外围在技术和经济处于不利地位；二是外围与中心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差异；三是外围分化瓦解成许多弱小的单位。这些特征使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并加剧了外围国家发展的滞后。关于贸易条件恶化论有三个相关的问题: 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像普雷维什和辛格所说的那样下降了？ ②如果贸易条件真的下降了，其原因是什么？③即使是贸易条件下降了，是不是一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构成了障碍？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经济学家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或非石油出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得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长期是趋向于下降这一结论。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后期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工业品与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分工，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分工将会更加复杂一些。除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国际分工形式将继续存在以外，还会出现几种新的国际分工内容，如外围国家工业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分工、外围国家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分工、外围国家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分工等。这样，“贸易条件恶化论”就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包含更多的内容。
（三）荷兰病
“荷兰病”指的是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膨胀往往以其他行业发展为代价的现象。自从荷兰在北海地区发现石油和天然气之后，整个国家就一直被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劳动力失去劳动能力的问题所困扰，能源工业迅速发展使得荷兰盾币值骤升，制造业和农业产品出口减少，国内产品同大量廉价的进口产品相比，在价格上处于劣势。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科登( Corden ) 和尼瑞(Neary)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 。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将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种情形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不过对不可贸易部门产品需求的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人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
荷兰病表现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最终使得制造业衰落，服务业繁荣。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如萨克斯( Sachs)等人已经通过比较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价格的变动来验证这个命题。问题在于，一旦制造业衰落，就长期而言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大势已去。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缺乏联系效应以及外部性，甚至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所以一旦制造业衰落，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是必然趋势。杰法逊(Gylfason)等人的研究已经证实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低估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价值，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相对少的多。
（四）“资源诅咒”论
如果我们把[界放宽一点，会发现当今的世界呈现出一幅幅类似的情景，即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远不如那些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西方有句谚语:“祝福与诅咒可以同出一处。”对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国民经济等问题的研究已成为近20年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经济学家萨克斯( Sachs)、奥提(Auty)、杰法逊( Gylfason)等人发表了大量论文试图寻找丰富的自然资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5]。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有力的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形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但颇为残酷的事实却一再证明，自然资源丰富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好运，反而与一些对经济持续增长极为有害的变量相联系，例如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 内乱频频爆发等等，类似情形在非洲表现得极为突出。这已经被国际经济学界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资源劫难或资源诅咒。
奥提(Auty)在研究矿产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劫难”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萨克斯( Sachs)和威默(Wamer)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对“资源劫难”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他们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1970年～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结果发现仅有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年增长速度超过2%。回归检验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DP中的比重每提高16% ，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针对中国数据的实证也同样证明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徐康宁和韩剑的研究表明：1978年～2003年间，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
（五）其他解释
关于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现象，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以下几种解释:
1.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在自然资源丰裕国家，恶劣的政治环境会限制经济增长。首先，敛财的贪欲会使得一些政府官员致力于争抢现有的财富，其结果往往是战争，或者是在局外人的帮助和怂恿之下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毕竟，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让他们以低于市场价来出售资源，要比投资和开发一个工业的成本低得多，因此某些企业屈服于这种诱惑也不足为奇。Line & Tomell(1996)的研究证明，来自于贸易条件改善或自然资源储量的新发现的收益，可能导致“疯狂摄取”，引发争夺资源租的内讧，以无效率地耗尽公共产品来结束。因而，增长率就会随着收益的增加而呈递减趋势。在这个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似乎与不发达国家形成了对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一个国家明文规定了较完备的产权制度，那么自然资源丰裕不会导致消耗战。社会基础不稳定、经济政策混乱的国家里，自然资源丰裕会导致不经济的寻租活动，加剧不平等性，扩大增长的舆论影响，进而增加政策执行难度。其次，政府在巨额的“资源租”上管理不善会产生“诅咒”现象。Atkinson & Hamilton(2003)利用跨国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资源丰裕国家将“资源租”用于公共投资的已消除了资源“诅咒”，而将“资源租”用于消费的几乎都出现了资源“诅咒”。而且，遭受资源诅咒的资源丰裕的国家，都有低或负的实际储蓄。资源丰裕国家的储蓄和投资要增长，有赖于包括公共部门质量在内的大量因素，它们会影响到投资效率，增加资源投于未来的经济风险。一般而言，具有高质量公共部门的资源丰裕国家享有较高的投资率和储蓄。最后。民族和睦会影响一个国家社会基础的构建，进而在资源丰裕对发展的影响方面发挥作用。Hodler(2004)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自然资源有利于收入增长；在一个分裂的国家内，自然资源不利于收入增长。
2.资源价格的波动。自然资源的价格具有波动性，而对于这种波动性的管理又十分困难。投资者总是在时局很好的时候投入资金，而当时局不好时——比如说，能源的价格骤跌时，他们又会撤回资金。经济活动因此比商品的价格具有更强的波动性，繁荣时期所获得的收益被紧接下来的经济衰退所抵消。Sachs & Warner(2001)的研究发现，由于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往往较高，这些国家采用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往往都会失败。Manzano & Rigobo(2001)的研究则显示，所谓的“自然资源的诅咒”可能和高悬的债务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商品的价格高，自然资源富裕的国家以自然资源作为债务的间接承担者；而20世纪80年代商品价格的滑落，使这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自然资源的财富效应随之消失了。
3.教育的忽视。教育有利于经济增长，已被内生增长理论所证实。然而，自然资本却会挤出人力资本，降低了经济发展速度。Gylfason(2001)认为，自然资源的丰裕带给了国家一些风险：首先，大多数人被禁锢在包括农业的低技能的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因此不愿意提高他们自己和他们孩子的教育水平和赚钱能力；其次，资源丰裕国家的政府和居民会过于自信，因而常常低估或忽视好的经济政策、好的制度、好的教育和好的投资等的重要性。换而言之，坚持自然资本是最重要资产的国家会产生错误的安全感，完全疏于对外国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事实上，即使没有好的经济政策、好的制度和好的教育，资源丰裕的国家也能长期地依赖自然资源生活得很好。因此，自然资本丰富的国家通常存在以下情况：较少的贸易活动和外国投资；更多的腐败；更少的教育；比资源察赋少或自然资源依赖性小的国家有更少的投资。它们将极大地限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Douangngeune、YuijmHayami和Yoshihisa Godo(2004)使用混合时间数据比较了泰国、日本和韩国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情况，证明了土地资源对教育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而且，与教育相反，土地资源对农业的密集化和产业化有负效应。这就导致泰国无法有效地调动资源租，为现代发展创造条件。
[关键词]经济发展；资源劫难；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062.1［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０４６１（２００8）０1－００40－０6
一、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悖论
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是建立在不断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自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而欠发达国家在普遍缺乏资本与技术革新传统的前提条件下，出口资源以及资源密集型产品更是成为这些国家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手段，并为扩大本国投资乃至进入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在2O世纪中晚期，一些国家尤其是矿产密集型国家，自然资源密集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Sachs将这一现象归结为“自然资源的诅咒”(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慢于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或地区。
Sachs & Warner(1995)的研究发现：1971年自然资源出口占GDP较大比重的经济，在接下来的1971年～1989年期间也保持了低增长率，且每年的增长率降低2.5个百分点；这种反向关系即使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如初期的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投资率和其他变量之后，也同样成立。Gylfason & Zoega(2001)对85个国家1965年～1998年的实证研究显示：当产出比重随着自然资源的使用的增加而增长时，资本的需求下降导致较低的利率和较慢的增长；丰裕的自然资本最终可能挤出货币资本而阻碍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减缓金融体系的发展速度而间接损害投资和储蓄。Hausmann & Rigobon(2002)的研究则表明：自然资源依赖性越高的国家，其经济绩效往往越差；1980年以来，高度依赖于石油或其他资源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和扎伊尔等，其经济都陷入了困境。Sala－i－Martin ＆ Subramanian(2003)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尼日利亚，正是由于石油方面的损耗和腐败，造成了长期的经济不景气。这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反向关系。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我们也能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自然资源丰裕的省份、地区并没有因自然禀赋的有利条件而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至少从一个较长的观察周期看是如此。
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在进行理论探讨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中,不断可以听到资源劫难或诅咒的噪音,从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到资源诅咒说等无不说明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悖论。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仅仅是个别国家陷入了困境？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动因是什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以取得可持续发展？本文拟以这个现实问题为背景,在分析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以及资源诅咒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煤炭资源大省山西为验证，深入探讨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并提出相应的破解途径和政策建议。
二、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悖论的理论分析
（一）“中心—外围”论
“中心-外围”结构是拉丁美洲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 Raul Prebisch ) 首先提出来的[1]。普雷维什把世界分为两大类国家,一类是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而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它们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也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近乎全部的利益，甚至借技术进步进一步掠夺外围国家。在政治上，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另一类是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前者的经济周期，而且常常是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回各种工业制品。前者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外围。中心与外围进行着严重不平等的交换，中心存在以外围的存在为前提，中心的发展以损害外围的发展为代价。其逻辑结论是，只要“中心-外围”结构(即所谓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或旧的国际分工)不改变，或外围国家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就没有希望。沿着普雷维什开拓的思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一大批第三世界的学者都得出了这个结论[2]。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而工业国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因此，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的下降，表明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这是一个涉及正统贸易理论的有效性和世界贸易中的利益分配以及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选择的大问题[3]，因而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
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对正统的贸易有益说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引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该理论最初是由长期在联合国供职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和德国籍经济学家汉斯·辛格(Hans Singer)[4]提出来的，因此，常常把它叫做普雷维什—辛格假说或普雷维什—辛格命题。这里所说的贸易条件是指商品的贸易条件，或净易货贸易条件，它是用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对进口商品的平均价格之比来表示的。在普雷维什和辛格之前，人们一般认为，初级产品的生产依赖土地、自然资源等，这些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具有报酬递减趋势，因此，这些产品的价格应是不断上升的；反之，制成品则享有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好处而应是报酬递增的，因此，它们的价格应是不断下降的，于是，初级产品对工业品的价格比率应是上升的。然而，自从普雷维什—辛格假说提出来之后，这些看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普雷维什从国家贸易长期变化中发现，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长期不变甚至下降，而出口制成品的发达国家的出口价格却逐渐上升，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明显恶化。
在解释外围国家为什么长期处于国际交换的不平等地位时，拉美经委会的斯特劳德指出，从根本上说，这一性质反映在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上：一是外围在技术和经济处于不利地位；二是外围与中心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差异；三是外围分化瓦解成许多弱小的单位。这些特征使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并加剧了外围国家发展的滞后。关于贸易条件恶化论有三个相关的问题: 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是否像普雷维什和辛格所说的那样下降了？ ②如果贸易条件真的下降了，其原因是什么？③即使是贸易条件下降了，是不是一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构成了障碍？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经济学家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或非石油出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得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长期是趋向于下降这一结论。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后期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工业品与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分工，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分工将会更加复杂一些。除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国际分工形式将继续存在以外，还会出现几种新的国际分工内容，如外围国家工业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分工、外围国家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分工、外围国家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分工等。这样，“贸易条件恶化论”就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包含更多的内容。
（三）荷兰病
“荷兰病”指的是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膨胀往往以其他行业发展为代价的现象。自从荷兰在北海地区发现石油和天然气之后，整个国家就一直被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劳动力失去劳动能力的问题所困扰，能源工业迅速发展使得荷兰盾币值骤升，制造业和农业产品出口减少，国内产品同大量廉价的进口产品相比，在价格上处于劣势。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科登( Corden ) 和尼瑞(Neary)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 。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将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种情形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不过对不可贸易部门产品需求的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人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
荷兰病表现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最终使得制造业衰落，服务业繁荣。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如萨克斯( Sachs)等人已经通过比较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价格的变动来验证这个命题。问题在于，一旦制造业衰落，就长期而言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大势已去。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缺乏联系效应以及外部性，甚至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所以一旦制造业衰落，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是必然趋势。杰法逊(Gylfason)等人的研究已经证实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低估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价值，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相对少的多。
（四）“资源诅咒”论
如果我们把[界放宽一点，会发现当今的世界呈现出一幅幅类似的情景，即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远不如那些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西方有句谚语:“祝福与诅咒可以同出一处。”对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国民经济等问题的研究已成为近20年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经济学家萨克斯( Sachs)、奥提(Auty)、杰法逊( Gylfason)等人发表了大量论文试图寻找丰富的自然资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5]。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有力的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形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但颇为残酷的事实却一再证明，自然资源丰富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好运，反而与一些对经济持续增长极为有害的变量相联系，例如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 内乱频频爆发等等，类似情形在非洲表现得极为突出。这已经被国际经济学界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资源劫难或资源诅咒。
奥提(Auty)在研究矿产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劫难”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萨克斯( Sachs)和威默(Wamer)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对“资源劫难”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他们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1970年～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结果发现仅有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年增长速度超过2%。回归检验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DP中的比重每提高16% ，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针对中国数据的实证也同样证明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徐康宁和韩剑的研究表明：1978年～2003年间，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
（五）其他解释
关于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现象，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以下几种解释:
1.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在自然资源丰裕国家，恶劣的政治环境会限制经济增长。首先，敛财的贪欲会使得一些政府官员致力于争抢现有的财富，其结果往往是战争，或者是在局外人的帮助和怂恿之下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毕竟，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让他们以低于市场价来出售资源，要比投资和开发一个工业的成本低得多，因此某些企业屈服于这种诱惑也不足为奇。Line & Tomell(1996)的研究证明，来自于贸易条件改善或自然资源储量的新发现的收益，可能导致“疯狂摄取”，引发争夺资源租的内讧，以无效率地耗尽公共产品来结束。因而，增长率就会随着收益的增加而呈递减趋势。在这个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似乎与不发达国家形成了对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一个国家明文规定了较完备的产权制度，那么自然资源丰裕不会导致消耗战。社会基础不稳定、经济政策混乱的国家里，自然资源丰裕会导致不经济的寻租活动，加剧不平等性，扩大增长的舆论影响，进而增加政策执行难度。其次，政府在巨额的“资源租”上管理不善会产生“诅咒”现象。Atkinson & Hamilton(2003)利用跨国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资源丰裕国家将“资源租”用于公共投资的已消除了资源“诅咒”，而将“资源租”用于消费的几乎都出现了资源“诅咒”。而且，遭受资源诅咒的资源丰裕的国家，都有低或负的实际储蓄。资源丰裕国家的储蓄和投资要增长，有赖于包括公共部门质量在内的大量因素，它们会影响到投资效率，增加资源投于未来的经济风险。一般而言，具有高质量公共部门的资源丰裕国家享有较高的投资率和储蓄。最后。民族和睦会影响一个国家社会基础的构建，进而在资源丰裕对发展的影响方面发挥作用。Hodler(2004)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自然资源有利于收入增长；在一个分裂的国家内，自然资源不利于收入增长。
2.资源价格的波动。自然资源的价格具有波动性，而对于这种波动性的管理又十分困难。投资者总是在时局很好的时候投入资金，而当时局不好时——比如说，能源的价格骤跌时，他们又会撤回资金。经济活动因此比商品的价格具有更强的波动性，繁荣时期所获得的收益被紧接下来的经济衰退所抵消。Sachs & Warner(2001)的研究发现，由于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往往较高，这些国家采用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往往都会失败。Manzano & Rigobo(2001)的研究则显示，所谓的“自然资源的诅咒”可能和高悬的债务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商品的价格高，自然资源富裕的国家以自然资源作为债务的间接承担者；而20世纪80年代商品价格的滑落，使这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自然资源的财富效应随之消失了。
3.教育的忽视。教育有利于经济增长，已被内生增长理论所证实。然而，自然资本却会挤出人力资本，降低了经济发展速度。Gylfason(2001)认为，自然资源的丰裕带给了国家一些风险：首先，大多数人被禁锢在包括农业的低技能的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因此不愿意提高他们自己和他们孩子的教育水平和赚钱能力；其次，资源丰裕国家的政府和居民会过于自信，因而常常低估或忽视好的经济政策、好的制度、好的教育和好的投资等的重要性。换而言之，坚持自然资本是最重要资产的国家会产生错误的安全感，完全疏于对外国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事实上，即使没有好的经济政策、好的制度和好的教育，资源丰裕的国家也能长期地依赖自然资源生活得很好。因此，自然资本丰富的国家通常存在以下情况：较少的贸易活动和外国投资；更多的腐败；更少的教育；比资源察赋少或自然资源依赖性小的国家有更少的投资。它们将极大地限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Douangngeune、YuijmHayami和Yoshihisa Godo(2004)使用混合时间数据比较了泰国、日本和韩国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情况，证明了土地资源对教育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而且，与教育相反，土地资源对农业的密集化和产业化有负效应。这就导致泰国无法有效地调动资源租，为现代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