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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地级市市长跨省任副省长再添一例：7月31日，湖南省常德市市长曹立军出任四川省副省长。据不完全统计，曹立军此次履新，成为不到4个月内，第5例由地级市市长跨省任副省长的人事调整。仅7月份就有3位，他们履新后均成为目前该省最年轻的副省长。
此前，这种人事安排十分罕见。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长时间以来，副省长人选主要来自于本省的地级市，现在这种人事安排，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使用和竞争，进而产生了激励效果。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打破常规的背后，有物色、锻炼和储备更高级别官员的考量。今后这种现象或将成为常态。
2020年4月9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任命李毅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此前，李毅任陕西省渭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因从地级市市长跨省调任副省长的案例比较鲜见，这次调任在当时受到了舆论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在李毅之后，至7月底，又有4人从地级市市长跨省出任副省长：海南省三亚市原市长阿东，4月15日出任吉林省副省长;湖北省荆州市原市长崔永辉，7月2日出任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南平市原市长刘洪建，7月29日出任云南省副省长;湖南省常德市原市长曹立军，7月31日出任四川省副省长。
《中国新闻周刊》查阅政府官网信息发现，这五位新任副省长，均为70后，此次履新后，他们均成为该省最年轻的副省长。上述5人中，除阿东外，其余四人此前仕途都从未离开过本省。此次调任，成为他们第一次跨省任职。
履历显示，他们均有丰富的工作履历，能力受到肯定。例如，李毅曾任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副乡长、蓝田县县长等职务，2009年3月，他任蓝田县委书记时，是当时西安市最年轻的县委书记。2018 年 3 月，他出任渭南市市长，成为当时陕西10个地级市中的首位“70 后”地级市市长。
阿东1997年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人文地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国家海洋局工作了接近20年（其间挂职任过江西省贵溪市委副书记），2016年1月，卸任国家海洋局政策法制与岛屿权益司司长职务，调任中国最南端、人口最少的地级市三沙市，任市委副书记。2017年7月，任三沙市市长。
曹立军，曾任过长沙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科员、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长沙市信访局局长、天心区区长，浏阳市市长，长沙市副市长等岗位。
多人此前都曾有过公选晋升的履历。例如，崔永辉，担任过十堰市茅箭区副区长，丹江口市委组织部长，湖北省审计厅副厅长，黄冈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市城投公司董事，荆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2009年，时年39岁的崔永辉通过公选晋升副厅级，任审计厅副厅长。
刘洪建，担任过福建省福鼎市前岐镇党委副书记、福鼎市龙安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福鼎市委办公室主任、福鼎市旅游局局长、霞浦县委常委、副县长等职务。2012年9月，按照《福建省2012年公开选拔年轻领导干部公告》的规定，刘洪建出任福建中旅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湖南省廉政智库首席专家王明高曾在湖南省委组织部任职约20年，参与过大量干部选拔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地级市市长、特别是普通地级市市长跨省担任副省长的案例非常罕见，“我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期间，由市长提拔为副省长的只有一人，且没有跨省。”
他认为，现在地级市市长跨省出任副省长的案例越来越多，说明用人选人渠道更加多元化，也能让地级市市长看到更多的晋升渠道，有助于激励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庄德水也认为，现在这种人事安排，打破常规，地级市干部会意识到，只要能干出政绩，就会有更多元化的发展空间。
庄德水分析，十八大后，对党员干部的选人用人更加灵活多元化体现在多方面：比如现在进了政协或人大等“二线”部门后，也可能到重要岗位任职;纪检干部也可以出任党政部门要职;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地级市市长又密集跨省出任副省长等。“这些在选人用人方面的一系列打破常规的做法，对净化官场的政治生态，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都有积极意义。”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打破常规的背后，有物色、锻炼和储备更高级别官员的考量。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来看，为增强官员更好地了解中央政策，这几年中央干部与地方干部交流频繁，从效果看，这个机制施行得非常好。这段时间，地级市市长跨省任副省长案例较多，说明中央现在非常注重地方高级官员的考察和选拔，希望给地级市市长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
王明高称，现在选拔干部更加注重“来自五湖四海”，特别是现在面对疫情和境外形势对国内经济发展等造成的压力，更需要培养一批优秀的、能做事、有品德、有能力的干部。“这些干部都是70后，正处在当打之年，也是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
王明高认为，很长时间以来，在一些地方，一把手权力太大，任人唯亲，选拔干部的方式不是“赛场赛马”，而是注重一把手提名。一些优秀的、有作为的干部长时间得不到重用，個人积极性被打击，“就我在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工作经验来看，很多干部对注重一把手个人提名的做法还是颇有意见的。”
他认为，这部分人跨省任职后，不利因素是对新的省份不熟悉，需要更多地学习和调研。有利的是，他们可以更好地干事创业。“长期在本省工作，老同事、老朋友、老领导比较多，人情和利益牵扯很大，要想干事创业会受到很多束缚。跨省后，这方面因素就被大大淡化，可以甩手干事，不会受那些人情事务干扰。”
此前，这种人事安排十分罕见。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长时间以来，副省长人选主要来自于本省的地级市，现在这种人事安排，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使用和竞争，进而产生了激励效果。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打破常规的背后，有物色、锻炼和储备更高级别官员的考量。今后这种现象或将成为常态。
5人均成本省最年轻副省长
2020年4月9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任命李毅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此前，李毅任陕西省渭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因从地级市市长跨省调任副省长的案例比较鲜见，这次调任在当时受到了舆论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在李毅之后，至7月底，又有4人从地级市市长跨省出任副省长：海南省三亚市原市长阿东，4月15日出任吉林省副省长;湖北省荆州市原市长崔永辉，7月2日出任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南平市原市长刘洪建，7月29日出任云南省副省长;湖南省常德市原市长曹立军，7月31日出任四川省副省长。
这段时间，地级市市长跨省任副省长案例较多，说明中央现在非常注重地方高级官员的考察和选拔，希望给地级市市长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查阅政府官网信息发现，这五位新任副省长，均为70后，此次履新后，他们均成为该省最年轻的副省长。上述5人中，除阿东外，其余四人此前仕途都从未离开过本省。此次调任，成为他们第一次跨省任职。
履历显示，他们均有丰富的工作履历，能力受到肯定。例如，李毅曾任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副乡长、蓝田县县长等职务，2009年3月，他任蓝田县委书记时，是当时西安市最年轻的县委书记。2018 年 3 月，他出任渭南市市长，成为当时陕西10个地级市中的首位“70 后”地级市市长。
阿东1997年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人文地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国家海洋局工作了接近20年（其间挂职任过江西省贵溪市委副书记），2016年1月，卸任国家海洋局政策法制与岛屿权益司司长职务，调任中国最南端、人口最少的地级市三沙市，任市委副书记。2017年7月，任三沙市市长。
曹立军，曾任过长沙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科员、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长沙市信访局局长、天心区区长，浏阳市市长，长沙市副市长等岗位。
多人此前都曾有过公选晋升的履历。例如，崔永辉，担任过十堰市茅箭区副区长，丹江口市委组织部长，湖北省审计厅副厅长，黄冈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市城投公司董事，荆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2009年，时年39岁的崔永辉通过公选晋升副厅级，任审计厅副厅长。
刘洪建，担任过福建省福鼎市前岐镇党委副书记、福鼎市龙安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福鼎市委办公室主任、福鼎市旅游局局长、霞浦县委常委、副县长等职务。2012年9月，按照《福建省2012年公开选拔年轻领导干部公告》的规定，刘洪建出任福建中旅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更加注重地方高级官员的选拔
湖南省廉政智库首席专家王明高曾在湖南省委组织部任职约20年，参与过大量干部选拔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地级市市长、特别是普通地级市市长跨省担任副省长的案例非常罕见，“我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期间，由市长提拔为副省长的只有一人，且没有跨省。”
他认为，现在地级市市长跨省出任副省长的案例越来越多，说明用人选人渠道更加多元化，也能让地级市市长看到更多的晋升渠道，有助于激励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庄德水也认为，现在这种人事安排，打破常规，地级市干部会意识到，只要能干出政绩，就会有更多元化的发展空间。
庄德水分析，十八大后，对党员干部的选人用人更加灵活多元化体现在多方面：比如现在进了政协或人大等“二线”部门后，也可能到重要岗位任职;纪检干部也可以出任党政部门要职;如今，越来越多的普通地级市市长又密集跨省出任副省长等。“这些在选人用人方面的一系列打破常规的做法，对净化官场的政治生态，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都有积极意义。”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打破常规的背后，有物色、锻炼和储备更高级别官员的考量。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来看，为增强官员更好地了解中央政策，这几年中央干部与地方干部交流频繁，从效果看，这个机制施行得非常好。这段时间，地级市市长跨省任副省长案例较多，说明中央现在非常注重地方高级官员的考察和选拔，希望给地级市市长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
王明高称，现在选拔干部更加注重“来自五湖四海”，特别是现在面对疫情和境外形势对国内经济发展等造成的压力，更需要培养一批优秀的、能做事、有品德、有能力的干部。“这些干部都是70后，正处在当打之年，也是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
王明高认为，很长时间以来，在一些地方，一把手权力太大，任人唯亲，选拔干部的方式不是“赛场赛马”，而是注重一把手提名。一些优秀的、有作为的干部长时间得不到重用，個人积极性被打击，“就我在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工作经验来看，很多干部对注重一把手个人提名的做法还是颇有意见的。”
他认为，这部分人跨省任职后，不利因素是对新的省份不熟悉，需要更多地学习和调研。有利的是，他们可以更好地干事创业。“长期在本省工作，老同事、老朋友、老领导比较多，人情和利益牵扯很大，要想干事创业会受到很多束缚。跨省后，这方面因素就被大大淡化，可以甩手干事，不会受那些人情事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