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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人爱戏，由来已久。东晋时就有“宴会辄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的习惯，乡镇村野普遍唱戏，除婚礼、丧事上的演出，连败于诉讼或输于乡规也要罚戏一台。如此年年唱代代演，爱好“搭台唱戏”的徽州人最后竟将徽戏唱进皇宫，促成了国粹京剧华丽登场。
歙县诸多乡村至今留有不少雕栏朱楹、飞檐翘角的戏台，如璜田戏台、白杨王村戏台、堨田凹凸山房戏院等。乡村年轻人看戏台，情感上有一种自然的疏离；年长者看戏台，眼神中多一分难舍和留恋；而对于歙县长陔乡韶坑村的徐铭佑等农民演员而言，那曾经辉煌的戏台是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亮相就“浑身有劲”的地方。
记录时光的戏台子
4月，正是采茶时节，黄山歙县长陔乡韶坑村的村民忙着上山采茶时，村中的徐氏祠堂一片宁静。对韶坑村村民而言，徐氏祠堂不只是纯粹的祠堂，更是一个乡村大戏台。曾经，韶坑村的徐光果、徐文松、徐光景、徐承杏、徐铭佑、徐高寿等一批农民演员在台上表演目连戏时，全村人莫不扶老携幼，彻夜不眠，甚至畅谈数日。
徽州历来有举办庙会的风俗，虽各有流行区域，活动季节也不尽相同，但共同的特点是，庙会都要请戏班做戏酬神，迎台角，耍狮子，旌幡华盖，笙箫鼓乐，十分热闹。有戏的地方就有戏台，在歙县的璜田村，就有一个建于1918年的璜田戏台，台中有十四根显柱将戏台隔成里外台、台厢房和厢台，两侧厢房朝台开有侧门，当地老人说门楣上方曾悬有“文治”、“武功”匾额。后台上有阁楼，曾供外地戏班住宿。因年久失修，戏台已十分破旧。
当然，在歙县，这种固定搭在祠堂、社屋或大户宅院内永久不拆的万年台常见于人口集中的大村。昔日农村演戏，搭草台的占大多数。旧时搭在祠堂、社屋、庙宇，演完戏即拆的为“社台”、“庙台”，没有万年台的小村子，也保留有台柱台板，随时可搭台唱戏。
韶坑村的目连戏演出行当齐全，文武并重，声腔丰富，历来享有盛誉。由于武戏精彩，高台动作难度大，加之演员都是农民，唱戏时多半采用当地方言，因此，这样的戏班子颇受欢迎。据韶坑老艺人说，约从乾隆年间起，韶坑人就开始组织戏班，以搬演目连戏为业，四处流动演出，至今已逾两百年。全盛时期的韶坑目连戏，曾拥有四个目连戏班，除每年正月及二月二在本村演出外，常常应聘到徽州府各地演出。
1989年11月23日至25日，据当时在歙县文化馆工作的高庆樵组织，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愚、刘沪生带领录像队一行十人来到韶坑村进行目连戏录像。当时，村中仍有二十多人的业余班社，其中，目连戏老艺人有十多人，且生旦净末丑行当俱全。
因为要登台录像，韶坑村的老艺人们兴奋地开脸（化妆），精心地做着各项准备活动。有演员跟高庆樵说：“学了那么多年戏，闷在肚子里好久啦，能再唱起来简直就是一身劲啊！”
从高庆樵当时所拍的照片可以看到，当天的演出现场，舞台正中屏风上有四个大字：劝善从良。舞台前侧的两根木柱上，分别挂着纸扎的牛头、马面，台下空旷地上人群熙攘，村民们扶老携幼。高庆樵说，约有近千人观看这台为期三个半天加一个夜晚的演出。据当时负责录像的陈长文介绍，“1989年11月24日晚场，由于灯光条件限制未能录像，但这丝毫不影响演员们演戏的劲头，大家饶有兴致地演出了《元旦上寿》、《赶粉头》、《高劝善》等。”
当时表演的这个目连戏班全赖师傅徐文松点拨、串排。出生于1913年的徐文松为韶坑（仙原大社）目连戏班第七代艺人，14岁起专习目连戏，师承徐宗祥、徐开景。他21岁代师授徒，除金奴和大花外，其余皆演过，并能画出全部脸谱，曾至浙江淳安，安徽休宁、旌德、黟县、太平、屯溪及歙县许多乡村演出。据高庆樵评价，当时徐“虽年近八旬，唱起来仍然吐字清晰、声情并茂、气口合度、啭喉若丝，尤其是句末高处用子音（仄嗓）演唱时，真假声交替衔接自如，行腔宛转，声韵独特，耐人寻味。” 高庆樵至今留存着一张1988年他和徐文松的合影，照片上，徐文松戴着毡帽，穿着长袍，手里拿着一个大概取暖用的竹篮，表情略微严肃。
目连戏的“留声机”
在明清时期，目连戏在徽州地区非常活跃，但因为缺乏音像资料，当时的盛况我们如今已很难复原。74岁的高庆樵是安徽省当涂县湖阳乡高芮村人，曾是歙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关系，他接触过许多民间艺人，收集了大量的图文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目连戏提供了直接可靠的依据。
高庆樵和目连戏结缘是从19岁那年开始的。当时他因言获罪身陷囹圄，却在无意中接触了大批沉醉于戏曲表演的人。在简陋的环境中，一群人凑在一起，借表演目连戏自娱自乐。 “我们先是聊一段故事，大家自己选择角色，然后虚拟场景，开唱。这算是幕表戏（一种没有剧本的戏），具体的对白和唱词由演员自己视剧情发展自由发挥。”
如此一过便是5年，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就此敞开胸怀，“上午讲戏，下午配戏，晚上演戏。”时隔55年，高庆樵再度描述起那一段尴尬且苦中作乐的时光，依然带着一种意气风发的神情。在狱中，高庆樵不仅听戏、学戏，同时还了解到许多艺人的故事。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民国中叶一个叫方妙桂的艺人。据传，方妙桂体形适度，五官匀称，扮相秀丽，小口细牙，水眼汪汪，八岁学戏，攻旦行。他为了练台步，常穿着“蹻”走路甚至担水越岭回家，还效法老莱子“戏彩娱亲”，常带妆向老母请安，老母有时竟不敢认。他所扮的旦角登台，台步似行云流水，身段婀娜多姿，一招一式妩媚动人，唱腔念白如出谷黄莺，每次演出都能得彩。据说有次在渔梁演出，观众把钞票夹在甘蔗段里纷纷抛上台去，如冰雹急雨，方妙桂眼快手快，边唱边接，身姿曼妙，令人倾倒。
除了艺人，更让年轻的高庆樵感到好奇的是老戏班子的诸多班俗班规。徽班素有“打鼓佬不到不开饭”之说，打鼓的人打过闹台，两只鼓签一放，任何人不得再碰，更不得坐其椅子。又如演员在后台候戏，小丑任何戏箱都能坐，生、净角可以坐大小衣箱、把子箱，但如果当晚本人无王帽戏，则不坐盔头箱。旦角地位最低，只能坐靴箱，即使是红角、班主，行头属于自己的也不例外。另外，艺人到不熟悉的外地戏班、戏园看戏，只要念出“万朵桃花一树红，都是老郎园中人”切口，即会受到招待，看戏无须付钱。 在狱中的这段经历让高庆樵对目连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在歙县文化馆群众文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走访了歙县的韶坑、长标，以及祁门的马山班、历溪班、栗木班等目连戏班子，通过图文记录老艺人徐文松、王丁发等人讲述的故事，还自费购买录音机、磁带等，录取唱段并重整谱曲。
和戏曲痴缠的人生
徽州的戏班组成大多数以家为单位或以宗族为单位，特别是对一些具有特色与个性的传统剧目，更是如此，有些绝技，传男不传女，宗族相教，外人不传，各个戏班均有自己的绝招与保留节目。
“三年能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好唱戏的。”这是高庆樵的爷爷的原话，学戏是一件清苦的事。过去在戏班学戏，多于夜晚和农闲雨天集中进行，以能唱三天三夜的戏码为一单元，也称一场，每场教学40天。学习过程中，武戏花费的时间多一些，所练武功有刀枪棍拳等。
少年入班学戏，要立生死文书，注明三年或五年学徒，生死各安天命。打死、病死皆不得追究师傅、班主责任。倘若是卖入戏班的，生死更无保证，如艺人俞三金，十三岁被父母以三十块钱卖给婺源马家班学艺，生死文书规定的是：六年内还尸不还人，六年后若出师，可以自由。
早前，村庄的读书人是不愿学戏的，认为那是下等人干的事。但家庭经济困难的人读不起书，就想办法跟师傅学戏。他们认为学戏既可以识字，又能学到一些文化知识和人情世理，最重要的是还能挣钱养家糊口。1988年12月，听高庆樵问及戏班子分账问题，栗木村目连戏班时年69岁的王丁发说：“班子里当家师傅（戏班头）抽戏金的十分之一，如果班头还参加演出了，不管扮演什么角色都要另外加拿一等师傅的钱。演傅相、刘氏、傅罗卜的，算一等师傅；扮演小花、大花、金奴的，算二等师傅；演二花、老旦、小角色的，算三等。但我们手里都是大家同样分摊，大家讲谁该多点就让谁多得一点。”
当然，学戏的队伍中也不乏真正的爱好者。据王义礼在《目连戏老艺人潘双贵》一文中记录，贵池县马牙大桥潘村人潘双贵生于1887年，其父潘彩枝，唱京戏出身（亦唱目连戏）。潘双贵目不识丁，但记忆力强，戏文一旦“吞”到肚里就不会忘记。他也欢喜练武，七八岁时就能翻筋斗，倒立用手上路。有时，上山砍柴路过祠堂，他把柴刀、扁担一丢，就在祠堂大门楼练起武功。他十二岁就随父亲学戏，只是父母都比较反对，尤其是母亲，为了不让双贵学唱戏，曾暗暗在食物中投药，使双贵吃了嗓子变哑。但双贵仍不死心，每天对着面盆吊嗓子，直到嗓子痛才休息。最后虽然练出嗓子，但只能专攻武生小生行当，旦角不行（因为要用窄嗓唱）。有一次，父亲因病不能演《徐达挂帅》，双贵便顶替父亲出演。不料想，他居然赢得满堂彩，自此名声大噪。
一个演员对戏曲的热爱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劲，这在纪明庭所录的《目连戏艺人董正怀》的文中可见一斑。贵池人董正怀（1911—1986）自幼学唱目连戏，并搭班演，专攻正旦，曾以扮演刘氏而闻名四乡，被公认为“董家班”的台柱子。1986年春，纪明庭同原贵池县《戏曲志》办公室同事前去采访时，董正怀已身患癌症，常年卧床不起。但听说要为目连戏录音，董正怀顿时振奋，他打起精神，拄着拐杖赶到现场录唱了《目连戏》中刘氏的一场精华唱段。由于唱段过长，中气不足，董正怀只好分次录完。因备受疾病折磨，老人那瘦骨嶙峋的身躯无法长时间坐唱，最后只好蹲在凳子上一句一句地坚持录完。
渐行渐远的记忆
精美的舞台，看戏的嗜好，养育了众多城乡戏班，只要在徽州稍大的聚族而居的村落就会有或小或大的戏班子。据记载，仅徽剧班社最盛旺时约45个，其中歙县最多，休宁次之。
每知某村演戏，外村人会不远数十里赶去看戏，徽俗有云：“锣鼓响，脚板痒。”本村人更是兴高采烈，劲头十足。看戏的人多了，戏曲在徽州民间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由于徽商把戏剧作为—种公关活动和外交手段，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徽戏艺术的发展。通常，徽商为了争取那些来自各地的竞争对手或贸易对象，便以自己的家班或雇佣来的戏班，演唱一些为对方所喜爱的腔调。徽商原本“性节俭，甘淡泊”，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之后，不少人为了经营需要，又形成了竞相奢丽的风尚，《扬州画舫录》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名噪一时的四川艺人魏长生来到扬州，投在江春门下，“演戏一出，赠以千金”；小张班《十二月花神》中的服装价至万金。
“徽路徽戏”经过清代中叶至民国初年一段大繁荣之后，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由于京剧浪潮的冲击，徽戏渐渐衰落。有的徽班加入了“京徽合流”的队伍，既演京剧，又演徽剧。有的艺人改弦易辙，改学京剧，加入了京班。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后，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大部分徽班相继解散，艺人流离失所或解甲归田。
今天的韶坑村，随着老艺人的离开，徐氏祠堂也像一部丢失了唱片的留声机，这个一度热闹的大戏台喑哑了数十年。2008年7月，在黄山学院文学院三名大学生的组织发动下，韶坑村四位年逾七旬的老艺人重登舞台，徐氏祠堂时隔二十多年又一次传出了“咿咿呀呀”的唱戏声。
如今，在这个合并谷丰村后共有2800多人的韶坑村里，会唱目连戏的老艺人仅剩两三人了，祖宗留下的东西正在慢慢消逝。几年前，申遗热慢慢升温，韶坑村村委会终于开始重修缺失了一角的徐氏祠堂。只是，演戏的人呢？韶坑村村委会的项青平说：“这也是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
目连戏的未来该如何发展，这是高庆樵的困惑。因常年熬夜在台灯下手抄整理目连戏的采访资料，高庆樵双眼的视力度数日益加深。如今，对着满书房目连戏的书籍、一个个月饼盒中珍藏的手抄文本、塑料袋中的目连戏演出时的老照片，高庆樵心中也充满了担忧。他也曾跟28岁的独生子小高谈过，如今已结婚并在深圳工作的小高显然对这些资料没有兴趣。不只喜欢目连戏，同时喜于猜字谜的高庆樵笑着说，大半辈子投身于研究目连戏，无非想“留点东西在人间”，恰好这也是一个灯谜，谜底正是“火”字。
只是，韶坑村的目连戏是否还能再度火起来，谁也没有答案。
歙县诸多乡村至今留有不少雕栏朱楹、飞檐翘角的戏台，如璜田戏台、白杨王村戏台、堨田凹凸山房戏院等。乡村年轻人看戏台，情感上有一种自然的疏离；年长者看戏台，眼神中多一分难舍和留恋；而对于歙县长陔乡韶坑村的徐铭佑等农民演员而言，那曾经辉煌的戏台是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亮相就“浑身有劲”的地方。
记录时光的戏台子
4月，正是采茶时节，黄山歙县长陔乡韶坑村的村民忙着上山采茶时，村中的徐氏祠堂一片宁静。对韶坑村村民而言，徐氏祠堂不只是纯粹的祠堂，更是一个乡村大戏台。曾经，韶坑村的徐光果、徐文松、徐光景、徐承杏、徐铭佑、徐高寿等一批农民演员在台上表演目连戏时，全村人莫不扶老携幼，彻夜不眠，甚至畅谈数日。
徽州历来有举办庙会的风俗，虽各有流行区域，活动季节也不尽相同，但共同的特点是，庙会都要请戏班做戏酬神，迎台角，耍狮子，旌幡华盖，笙箫鼓乐，十分热闹。有戏的地方就有戏台，在歙县的璜田村，就有一个建于1918年的璜田戏台，台中有十四根显柱将戏台隔成里外台、台厢房和厢台，两侧厢房朝台开有侧门，当地老人说门楣上方曾悬有“文治”、“武功”匾额。后台上有阁楼，曾供外地戏班住宿。因年久失修，戏台已十分破旧。
当然，在歙县，这种固定搭在祠堂、社屋或大户宅院内永久不拆的万年台常见于人口集中的大村。昔日农村演戏，搭草台的占大多数。旧时搭在祠堂、社屋、庙宇，演完戏即拆的为“社台”、“庙台”，没有万年台的小村子，也保留有台柱台板，随时可搭台唱戏。
韶坑村的目连戏演出行当齐全，文武并重，声腔丰富，历来享有盛誉。由于武戏精彩，高台动作难度大，加之演员都是农民，唱戏时多半采用当地方言，因此，这样的戏班子颇受欢迎。据韶坑老艺人说，约从乾隆年间起，韶坑人就开始组织戏班，以搬演目连戏为业，四处流动演出，至今已逾两百年。全盛时期的韶坑目连戏，曾拥有四个目连戏班，除每年正月及二月二在本村演出外，常常应聘到徽州府各地演出。
1989年11月23日至25日，据当时在歙县文化馆工作的高庆樵组织，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愚、刘沪生带领录像队一行十人来到韶坑村进行目连戏录像。当时，村中仍有二十多人的业余班社，其中，目连戏老艺人有十多人，且生旦净末丑行当俱全。
因为要登台录像，韶坑村的老艺人们兴奋地开脸（化妆），精心地做着各项准备活动。有演员跟高庆樵说：“学了那么多年戏，闷在肚子里好久啦，能再唱起来简直就是一身劲啊！”
从高庆樵当时所拍的照片可以看到，当天的演出现场，舞台正中屏风上有四个大字：劝善从良。舞台前侧的两根木柱上，分别挂着纸扎的牛头、马面，台下空旷地上人群熙攘，村民们扶老携幼。高庆樵说，约有近千人观看这台为期三个半天加一个夜晚的演出。据当时负责录像的陈长文介绍，“1989年11月24日晚场，由于灯光条件限制未能录像，但这丝毫不影响演员们演戏的劲头，大家饶有兴致地演出了《元旦上寿》、《赶粉头》、《高劝善》等。”
当时表演的这个目连戏班全赖师傅徐文松点拨、串排。出生于1913年的徐文松为韶坑（仙原大社）目连戏班第七代艺人，14岁起专习目连戏，师承徐宗祥、徐开景。他21岁代师授徒，除金奴和大花外，其余皆演过，并能画出全部脸谱，曾至浙江淳安，安徽休宁、旌德、黟县、太平、屯溪及歙县许多乡村演出。据高庆樵评价，当时徐“虽年近八旬，唱起来仍然吐字清晰、声情并茂、气口合度、啭喉若丝，尤其是句末高处用子音（仄嗓）演唱时，真假声交替衔接自如，行腔宛转，声韵独特，耐人寻味。” 高庆樵至今留存着一张1988年他和徐文松的合影，照片上，徐文松戴着毡帽，穿着长袍，手里拿着一个大概取暖用的竹篮，表情略微严肃。
目连戏的“留声机”
在明清时期，目连戏在徽州地区非常活跃，但因为缺乏音像资料，当时的盛况我们如今已很难复原。74岁的高庆樵是安徽省当涂县湖阳乡高芮村人，曾是歙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关系，他接触过许多民间艺人，收集了大量的图文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目连戏提供了直接可靠的依据。
高庆樵和目连戏结缘是从19岁那年开始的。当时他因言获罪身陷囹圄，却在无意中接触了大批沉醉于戏曲表演的人。在简陋的环境中，一群人凑在一起，借表演目连戏自娱自乐。 “我们先是聊一段故事，大家自己选择角色，然后虚拟场景，开唱。这算是幕表戏（一种没有剧本的戏），具体的对白和唱词由演员自己视剧情发展自由发挥。”
如此一过便是5年，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就此敞开胸怀，“上午讲戏，下午配戏，晚上演戏。”时隔55年，高庆樵再度描述起那一段尴尬且苦中作乐的时光，依然带着一种意气风发的神情。在狱中，高庆樵不仅听戏、学戏，同时还了解到许多艺人的故事。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民国中叶一个叫方妙桂的艺人。据传，方妙桂体形适度，五官匀称，扮相秀丽，小口细牙，水眼汪汪，八岁学戏，攻旦行。他为了练台步，常穿着“蹻”走路甚至担水越岭回家，还效法老莱子“戏彩娱亲”，常带妆向老母请安，老母有时竟不敢认。他所扮的旦角登台，台步似行云流水，身段婀娜多姿，一招一式妩媚动人，唱腔念白如出谷黄莺，每次演出都能得彩。据说有次在渔梁演出，观众把钞票夹在甘蔗段里纷纷抛上台去，如冰雹急雨，方妙桂眼快手快，边唱边接，身姿曼妙，令人倾倒。
除了艺人，更让年轻的高庆樵感到好奇的是老戏班子的诸多班俗班规。徽班素有“打鼓佬不到不开饭”之说，打鼓的人打过闹台，两只鼓签一放，任何人不得再碰，更不得坐其椅子。又如演员在后台候戏，小丑任何戏箱都能坐，生、净角可以坐大小衣箱、把子箱，但如果当晚本人无王帽戏，则不坐盔头箱。旦角地位最低，只能坐靴箱，即使是红角、班主，行头属于自己的也不例外。另外，艺人到不熟悉的外地戏班、戏园看戏，只要念出“万朵桃花一树红，都是老郎园中人”切口，即会受到招待，看戏无须付钱。 在狱中的这段经历让高庆樵对目连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在歙县文化馆群众文化研究室工作期间，他走访了歙县的韶坑、长标，以及祁门的马山班、历溪班、栗木班等目连戏班子，通过图文记录老艺人徐文松、王丁发等人讲述的故事，还自费购买录音机、磁带等，录取唱段并重整谱曲。
和戏曲痴缠的人生
徽州的戏班组成大多数以家为单位或以宗族为单位，特别是对一些具有特色与个性的传统剧目，更是如此，有些绝技，传男不传女，宗族相教，外人不传，各个戏班均有自己的绝招与保留节目。
“三年能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好唱戏的。”这是高庆樵的爷爷的原话，学戏是一件清苦的事。过去在戏班学戏，多于夜晚和农闲雨天集中进行，以能唱三天三夜的戏码为一单元，也称一场，每场教学40天。学习过程中，武戏花费的时间多一些，所练武功有刀枪棍拳等。
少年入班学戏，要立生死文书，注明三年或五年学徒，生死各安天命。打死、病死皆不得追究师傅、班主责任。倘若是卖入戏班的，生死更无保证，如艺人俞三金，十三岁被父母以三十块钱卖给婺源马家班学艺，生死文书规定的是：六年内还尸不还人，六年后若出师，可以自由。
早前，村庄的读书人是不愿学戏的，认为那是下等人干的事。但家庭经济困难的人读不起书，就想办法跟师傅学戏。他们认为学戏既可以识字，又能学到一些文化知识和人情世理，最重要的是还能挣钱养家糊口。1988年12月，听高庆樵问及戏班子分账问题，栗木村目连戏班时年69岁的王丁发说：“班子里当家师傅（戏班头）抽戏金的十分之一，如果班头还参加演出了，不管扮演什么角色都要另外加拿一等师傅的钱。演傅相、刘氏、傅罗卜的，算一等师傅；扮演小花、大花、金奴的，算二等师傅；演二花、老旦、小角色的，算三等。但我们手里都是大家同样分摊，大家讲谁该多点就让谁多得一点。”
当然，学戏的队伍中也不乏真正的爱好者。据王义礼在《目连戏老艺人潘双贵》一文中记录，贵池县马牙大桥潘村人潘双贵生于1887年，其父潘彩枝，唱京戏出身（亦唱目连戏）。潘双贵目不识丁，但记忆力强，戏文一旦“吞”到肚里就不会忘记。他也欢喜练武，七八岁时就能翻筋斗，倒立用手上路。有时，上山砍柴路过祠堂，他把柴刀、扁担一丢，就在祠堂大门楼练起武功。他十二岁就随父亲学戏，只是父母都比较反对，尤其是母亲，为了不让双贵学唱戏，曾暗暗在食物中投药，使双贵吃了嗓子变哑。但双贵仍不死心，每天对着面盆吊嗓子，直到嗓子痛才休息。最后虽然练出嗓子，但只能专攻武生小生行当，旦角不行（因为要用窄嗓唱）。有一次，父亲因病不能演《徐达挂帅》，双贵便顶替父亲出演。不料想，他居然赢得满堂彩，自此名声大噪。
一个演员对戏曲的热爱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劲，这在纪明庭所录的《目连戏艺人董正怀》的文中可见一斑。贵池人董正怀（1911—1986）自幼学唱目连戏，并搭班演，专攻正旦，曾以扮演刘氏而闻名四乡，被公认为“董家班”的台柱子。1986年春，纪明庭同原贵池县《戏曲志》办公室同事前去采访时，董正怀已身患癌症，常年卧床不起。但听说要为目连戏录音，董正怀顿时振奋，他打起精神，拄着拐杖赶到现场录唱了《目连戏》中刘氏的一场精华唱段。由于唱段过长，中气不足，董正怀只好分次录完。因备受疾病折磨，老人那瘦骨嶙峋的身躯无法长时间坐唱，最后只好蹲在凳子上一句一句地坚持录完。
渐行渐远的记忆
精美的舞台，看戏的嗜好，养育了众多城乡戏班，只要在徽州稍大的聚族而居的村落就会有或小或大的戏班子。据记载，仅徽剧班社最盛旺时约45个，其中歙县最多，休宁次之。
每知某村演戏，外村人会不远数十里赶去看戏，徽俗有云：“锣鼓响，脚板痒。”本村人更是兴高采烈，劲头十足。看戏的人多了，戏曲在徽州民间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由于徽商把戏剧作为—种公关活动和外交手段，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徽戏艺术的发展。通常，徽商为了争取那些来自各地的竞争对手或贸易对象，便以自己的家班或雇佣来的戏班，演唱一些为对方所喜爱的腔调。徽商原本“性节俭，甘淡泊”，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之后，不少人为了经营需要，又形成了竞相奢丽的风尚，《扬州画舫录》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名噪一时的四川艺人魏长生来到扬州，投在江春门下，“演戏一出，赠以千金”；小张班《十二月花神》中的服装价至万金。
“徽路徽戏”经过清代中叶至民国初年一段大繁荣之后，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由于京剧浪潮的冲击，徽戏渐渐衰落。有的徽班加入了“京徽合流”的队伍，既演京剧，又演徽剧。有的艺人改弦易辙，改学京剧，加入了京班。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后，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大部分徽班相继解散，艺人流离失所或解甲归田。
今天的韶坑村，随着老艺人的离开，徐氏祠堂也像一部丢失了唱片的留声机，这个一度热闹的大戏台喑哑了数十年。2008年7月，在黄山学院文学院三名大学生的组织发动下，韶坑村四位年逾七旬的老艺人重登舞台，徐氏祠堂时隔二十多年又一次传出了“咿咿呀呀”的唱戏声。
如今，在这个合并谷丰村后共有2800多人的韶坑村里，会唱目连戏的老艺人仅剩两三人了，祖宗留下的东西正在慢慢消逝。几年前，申遗热慢慢升温，韶坑村村委会终于开始重修缺失了一角的徐氏祠堂。只是，演戏的人呢？韶坑村村委会的项青平说：“这也是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
目连戏的未来该如何发展，这是高庆樵的困惑。因常年熬夜在台灯下手抄整理目连戏的采访资料，高庆樵双眼的视力度数日益加深。如今，对着满书房目连戏的书籍、一个个月饼盒中珍藏的手抄文本、塑料袋中的目连戏演出时的老照片，高庆樵心中也充满了担忧。他也曾跟28岁的独生子小高谈过，如今已结婚并在深圳工作的小高显然对这些资料没有兴趣。不只喜欢目连戏，同时喜于猜字谜的高庆樵笑着说，大半辈子投身于研究目连戏，无非想“留点东西在人间”，恰好这也是一个灯谜，谜底正是“火”字。
只是，韶坑村的目连戏是否还能再度火起来，谁也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