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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2013年9月师从刘梦溪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作为学术助手跟着刘先生继续从事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博士后研究。六年中，愚钝如我，对刘先生的学问世界和学术精神也有一些感会。
强调“为学在己”，注重涵养化育
2012年4月，我第一次报考刘梦溪先生的博士，复试落选后，我本着“反求诸己”的态度给刘先生写了一封邮件，坦陈自己准备得不够。先生的复函中有“为学在己，用心读书，自当有成”十二字，我至今记忆犹新。古人讲“一字之师”，我想这十二字足够我做学问一生受用了。及门之后，我才知道“为学在己”是先生一贯的教学方法。“为学在己”所强调的是学问的自得与自我受用，这是初学者建立学问根底的基本。“为学在己”，包括治学和为人两个方面，刘先生常引《周易》中的一句话：“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业和进德是人生的两个主要方面。每次硕士、博士论文开题或答辩时，先生在介绍我们的学问进境之前，总会先对我们“进德”的情况作一番评定。沉潜学术，塑造气质，这是先生对我们的要求。
中国文化传统中，不言“教育”，常用“教化”二字。教化如时雨滋润，如春风微拂，常于无声无息中而润泽周遍。一方面，刘先生培养学生，特别重视“涵养化育”，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就是要求学生参加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聚和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的学术活动。学生不必有发言的压力，但身处其中，聆听诸位师长谈论的一些话题，了解他们的关切所在，感受其间思想的睿智和明通，自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培植德性。我想，这对于每一位学生而言，都是一段极其难得的成长际遇。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伦理在今天如何发用”是刘先生近二十年来思考的重要问题。他不仅从经典文本中抽绎出诚、敬、恕、知耻、和同、狂狷等具有现代内涵的价值理念，而且将这些理念贯彻到一己的立身行事中，展现出深厚的德性力量。尤其是对于“敬”，刘先生认为，“敬”是自性的庄严，它居于传统价值伦理的核心位置，“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敬”的背后是不可移易、不可褫夺的精神和意志。我们学生，为人为学，如果说能脱略俗谛，自觉地追求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那么我想这应是先生言传身教、无形熏陶的结果，而这将影响我们一生的学问和志业。
读书要细，三覆其义
刘先生治学，始终具有方法论的自觉，在他关于陈寅恪、马一浮的学术研究，乃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中，有很多对学术方法的概括和总结。但对于及门的研究生，如何进入学问世界，他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读书要细，三覆其义”。当然，这也是传统学者一贯的读书方法，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就曾说过：“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覆必不可少。”但刘先生所强调的 “三覆其义”，自有其丰富的意涵：对于中国文化史、学术思想史的核心要籍，要重在义理的涵咏体会，读书一定要读出味道来，这是其一;其二，“三覆其义”，关键是要透过语言文字的表层，进入到研究对象的精神脉理中，能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借助于历史的逻辑与想象，窥测其学问的全部结构，从而真正了解古人立说的用意。“细”和“三覆其义”，既是读书的最低要求，同样也是治学的最高境界。后者当然是不容易达到的，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
刘先生2008年曾给研究生开过“博硕士候选人应读书目六十种”，在网上颇有流传，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目又稍有增删更换。这些书目一方面是进入中国文化史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在先生早年读书切身体会的经验之上。因此，所列书目并不务多，指示语也简切有味，如《大学》《中庸》，后有注说“可用朱熹《四书集注》本，精读，最好背诵，至少是一些段落”;又如《文选》选读10篇，“可选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文选》六册本，标点清楚，有李善的注，应购置一套，一生有用”。对于西学，刘先生也决不忽视，所列书目中就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马克斯·韦伯、怀特海等名家的20余种书。刘先生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后写道：“邓晓芒译本比较好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应该啃一啃，至少是选择阅读”，他还多次向我们提到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对他精神和意志的影响。西学能给我们提供打开逻辑的能力，让思维受到极好的训练，这也是现代人做学问的基础，刘先生一再地这样告诫我们。
因材施教，开启学生的学术门径
因材施教是刘先生指导研究生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因门下研究生的资质、学术兴趣和学问根底的差异，不能不分别给予指导。师生聚会和研究生每学期提交的读书笔记，是刘先生了解学生读书进境的主要途径。先生对读书笔记的点评极其认真，对于写得好的文章，他绝不吝于表扬，对于我们读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也能及时矫正。2014年春，我将几年中读钱穆《庄子纂笺》的一些心得写成一长文，呈请先生教正。先生复函中说：“结构、文意都好，只是太过拘谨，应是对庄、钱之学理解尚未通彻之故。”通识通解，是先生评价文章的重要标准，后来我再虚心读钱、读庄，果然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
对于博硕士而言，论文的选题是关键，因它直接开启你的学术门径。题目的敲定，是刘先生根据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尊重学生意见的前提下反复讨论的结果。张健旺兄是刘先生2016级的博士研究生，资质、学问根底和科研能力均是一等，读书之多、体会之深、文笔之健，更是罕见，在与先生的讨论中，最后选定“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考”为题。这是前人所没有涉及过的大题目，健旺兄已成文45万字，想必论述相当精彩。我的兴趣在于民国学人与学术，先生在否定我的若干选题后，提出是否可以《吴宓日记》为研究对象。《吴宓日记》和《续编》共20册，计700万字，起自1910年，讫于1974年，前后历经半个世纪，是一部具体而微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刘先生反复提醒我，此选题可以打开民国学问世界的门户，益在其后，我在后续的研究中对此深有体会。虽然，我的论文无法与健旺兄相提并论，但我想我们的论文都不是我们个人所全有的，其中渗透着先生的心血，感恩先生！
对文化与社会的真正关切
2017年，刘先生的《学术与传统》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学术与传统》皇皇百余万言，分为上、中、下三卷，选文54篇，是刘先生近三十年来学术论文的第一次选篇辑存。2017年的暑假，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反复阅读《学术与传统》，当时曾写下一段文字，不妨再作转述：
梦溪先生的学问是有精神、有气象、有担当、有关切的。这种精神便是对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再阐发，是对近世“学术所寄之人”的温情与敬意，也是对中国文化新机启运、贞下起元的自信与诚笃。这种气象便是通古今，知中西，恂恂一通儒的风范。这种担当便是苦心孤诣三十载，主编《中国文化》，坚信“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尚同存异，克服文化危机，重建文化信仰的声倡力行。而他对文化与社会的关切，既体现在对当下社会现象的及时应答，也表现在研究题旨的深远寄托……
刘先生一方面强调和自觉实践“为学问而学问”的传统，追求学术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又真正将自己与所处的时代融合起来。三十余年来，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创办、《中国文化》杂志的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大型图书的编纂（收录现代学人44家，35卷，计2000余万字），是刘先生以学术关切当下的典型体现。而2018年《七十述学》的出版，更是让我们看到刘先生极不寻常的人生际遇和深广的社会文化参与度。在这方面，我们学生只能“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了。但在我們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后，我想，先生对文化与社会的关切，仍会给我们指引一种方向。
我常常在想，老师的意义究竟何在？他不仅仅是教给我们知识，传授给我们方法，给予我们人格的感染，更重要的是通过上述维度的综合，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中树立起一种精神的高度。作为学生，我们一生都在努力接近这一高度，而老师也在背后默默地关注着我们在学术上的成长。我愿用师姐范晓利的一段文字作为本文的结尾：“人生再艰难，世事再繁乱，想到先生的教诲，我的心是定的，脚是稳的。先生是真正的为人师表，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强大支柱。”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宋代艺术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刘洁
强调“为学在己”，注重涵养化育
2012年4月，我第一次报考刘梦溪先生的博士，复试落选后，我本着“反求诸己”的态度给刘先生写了一封邮件，坦陈自己准备得不够。先生的复函中有“为学在己，用心读书，自当有成”十二字，我至今记忆犹新。古人讲“一字之师”，我想这十二字足够我做学问一生受用了。及门之后，我才知道“为学在己”是先生一贯的教学方法。“为学在己”所强调的是学问的自得与自我受用，这是初学者建立学问根底的基本。“为学在己”，包括治学和为人两个方面，刘先生常引《周易》中的一句话：“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业和进德是人生的两个主要方面。每次硕士、博士论文开题或答辩时，先生在介绍我们的学问进境之前，总会先对我们“进德”的情况作一番评定。沉潜学术，塑造气质，这是先生对我们的要求。
中国文化传统中，不言“教育”，常用“教化”二字。教化如时雨滋润，如春风微拂，常于无声无息中而润泽周遍。一方面，刘先生培养学生，特别重视“涵养化育”，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就是要求学生参加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聚和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的学术活动。学生不必有发言的压力，但身处其中，聆听诸位师长谈论的一些话题，了解他们的关切所在，感受其间思想的睿智和明通，自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培植德性。我想，这对于每一位学生而言，都是一段极其难得的成长际遇。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伦理在今天如何发用”是刘先生近二十年来思考的重要问题。他不仅从经典文本中抽绎出诚、敬、恕、知耻、和同、狂狷等具有现代内涵的价值理念，而且将这些理念贯彻到一己的立身行事中，展现出深厚的德性力量。尤其是对于“敬”，刘先生认为，“敬”是自性的庄严，它居于传统价值伦理的核心位置，“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敬”的背后是不可移易、不可褫夺的精神和意志。我们学生，为人为学，如果说能脱略俗谛，自觉地追求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那么我想这应是先生言传身教、无形熏陶的结果，而这将影响我们一生的学问和志业。
读书要细，三覆其义
刘先生治学，始终具有方法论的自觉，在他关于陈寅恪、马一浮的学术研究，乃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中，有很多对学术方法的概括和总结。但对于及门的研究生，如何进入学问世界，他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读书要细，三覆其义”。当然，这也是传统学者一贯的读书方法，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就曾说过：“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覆必不可少。”但刘先生所强调的 “三覆其义”，自有其丰富的意涵：对于中国文化史、学术思想史的核心要籍，要重在义理的涵咏体会，读书一定要读出味道来，这是其一;其二，“三覆其义”，关键是要透过语言文字的表层，进入到研究对象的精神脉理中，能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借助于历史的逻辑与想象，窥测其学问的全部结构，从而真正了解古人立说的用意。“细”和“三覆其义”，既是读书的最低要求，同样也是治学的最高境界。后者当然是不容易达到的，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
刘先生2008年曾给研究生开过“博硕士候选人应读书目六十种”，在网上颇有流传，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目又稍有增删更换。这些书目一方面是进入中国文化史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在先生早年读书切身体会的经验之上。因此，所列书目并不务多，指示语也简切有味，如《大学》《中庸》，后有注说“可用朱熹《四书集注》本，精读，最好背诵，至少是一些段落”;又如《文选》选读10篇，“可选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文选》六册本，标点清楚，有李善的注，应购置一套，一生有用”。对于西学，刘先生也决不忽视，所列书目中就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马克斯·韦伯、怀特海等名家的20余种书。刘先生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后写道：“邓晓芒译本比较好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应该啃一啃，至少是选择阅读”，他还多次向我们提到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对他精神和意志的影响。西学能给我们提供打开逻辑的能力，让思维受到极好的训练，这也是现代人做学问的基础，刘先生一再地这样告诫我们。
因材施教，开启学生的学术门径
因材施教是刘先生指导研究生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因门下研究生的资质、学术兴趣和学问根底的差异，不能不分别给予指导。师生聚会和研究生每学期提交的读书笔记，是刘先生了解学生读书进境的主要途径。先生对读书笔记的点评极其认真，对于写得好的文章，他绝不吝于表扬，对于我们读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也能及时矫正。2014年春，我将几年中读钱穆《庄子纂笺》的一些心得写成一长文，呈请先生教正。先生复函中说：“结构、文意都好，只是太过拘谨，应是对庄、钱之学理解尚未通彻之故。”通识通解，是先生评价文章的重要标准，后来我再虚心读钱、读庄，果然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
对于博硕士而言，论文的选题是关键，因它直接开启你的学术门径。题目的敲定，是刘先生根据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尊重学生意见的前提下反复讨论的结果。张健旺兄是刘先生2016级的博士研究生，资质、学问根底和科研能力均是一等，读书之多、体会之深、文笔之健，更是罕见，在与先生的讨论中，最后选定“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考”为题。这是前人所没有涉及过的大题目，健旺兄已成文45万字，想必论述相当精彩。我的兴趣在于民国学人与学术，先生在否定我的若干选题后，提出是否可以《吴宓日记》为研究对象。《吴宓日记》和《续编》共20册，计700万字，起自1910年，讫于1974年，前后历经半个世纪，是一部具体而微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刘先生反复提醒我，此选题可以打开民国学问世界的门户，益在其后，我在后续的研究中对此深有体会。虽然，我的论文无法与健旺兄相提并论，但我想我们的论文都不是我们个人所全有的，其中渗透着先生的心血，感恩先生！
对文化与社会的真正关切
2017年，刘先生的《学术与传统》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学术与传统》皇皇百余万言，分为上、中、下三卷，选文54篇，是刘先生近三十年来学术论文的第一次选篇辑存。2017年的暑假，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反复阅读《学术与传统》，当时曾写下一段文字，不妨再作转述：
梦溪先生的学问是有精神、有气象、有担当、有关切的。这种精神便是对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再阐发，是对近世“学术所寄之人”的温情与敬意，也是对中国文化新机启运、贞下起元的自信与诚笃。这种气象便是通古今，知中西，恂恂一通儒的风范。这种担当便是苦心孤诣三十载，主编《中国文化》，坚信“文化比政治更永久，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尚同存异，克服文化危机，重建文化信仰的声倡力行。而他对文化与社会的关切，既体现在对当下社会现象的及时应答，也表现在研究题旨的深远寄托……
刘先生一方面强调和自觉实践“为学问而学问”的传统，追求学术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又真正将自己与所处的时代融合起来。三十余年来，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创办、《中国文化》杂志的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大型图书的编纂（收录现代学人44家，35卷，计2000余万字），是刘先生以学术关切当下的典型体现。而2018年《七十述学》的出版，更是让我们看到刘先生极不寻常的人生际遇和深广的社会文化参与度。在这方面，我们学生只能“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了。但在我們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后，我想，先生对文化与社会的关切，仍会给我们指引一种方向。
我常常在想，老师的意义究竟何在？他不仅仅是教给我们知识，传授给我们方法，给予我们人格的感染，更重要的是通过上述维度的综合，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中树立起一种精神的高度。作为学生，我们一生都在努力接近这一高度，而老师也在背后默默地关注着我们在学术上的成长。我愿用师姐范晓利的一段文字作为本文的结尾：“人生再艰难，世事再繁乱，想到先生的教诲，我的心是定的，脚是稳的。先生是真正的为人师表，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强大支柱。”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宋代艺术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