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爱好和平的美誉，大概是从晚清开始产生的，因为“礼仪之邦”主要指的是儒家以“礼”为核心的一套教化机制，实际上这个“邦”本来从不缺少战乱，自秦统一以降，百姓真正的太平日子不过100来年。讽刺的是，一直要到19世纪积弱的清朝受到了外来入侵，从鸦片到炮舰接二连三地过来，让这个民族求太平而不得了，它才呈现出老实本分、可怜巴巴的一面，好像无辜的羊儿被驱入了虎口。 外敌让中国人体会到了和平之珍贵，而事实上，也是外敌让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大中华民族的意识。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入侵中国，同时在文化和政治上也发起挑战，让更多的中国人感受到不同民族之间、不同人之间有了比过去更强的联系。梁启超在1901年率先使用了“民族主义”一语，实践家孙中山旋即跟上，“驱除鞑虏，光复中华”，在共和主义的意义上确立起“中国”这一统一性概念。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第一批精英的确富有远见卓识，他们超越了“天朝”时代狭隘的敌我视野，倡导“新民说”，鼓励国人主动走向那个“列强”环伺的世界，以此为摆脱眼下处境的治本之道。这种理念赋予了尚在初生期的中国民族主义以世界主义的意味，其超前性令人刮目相看：要知道，同期的西方民族主义可正在日益显出保守的一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积蓄着意识形态能量。
　　当然，应该看到此种进步性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事实上落后的境况。甲午海战尤其是庚子赔款协议签订之后的中国人，一方面急需民族主义作为强心剂，另一方面，当他们发现列强的主战场远在欧洲时，他们知道必须先迈入现代世界的门槛，取得入场看戏的门票，才能在下一阶段设法争当演员甚至主角。正因为当时这种“局外感”的煎熬，中国的民族主义才会具有世界主义关怀，暂时性地超越强国御侮的层次，力争为“天下”担负责任。
　　《中国与大战》一书着力探讨了这个深有启发意义的问题。通过艰辛的
　　努力，中国最终加入协约国一方得以参与一战，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国家认同感，却因在巴黎和会上备受冷落而严重受挫。事实上，“五四”运动以后的民族主义已经不那么“世界”了，中国到梦寐以求的国际舞台上走了一遭后，才发现一度化为战友的“列强”依然不友好。像今天一样，民族主义在更多时候仍是“想象的共同体”否定“非我族类”的有力武器，对“世界是大家的”的认知，只是后进国家争取国家利益和地位时的一件措辞含糊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