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宜黄中学读初二。那时的我，不仅努力学习，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多项社会活动。在宜黄中学的学习生涯中，我每年都拿到了甲等助学金，毕业时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取得了初中毕业证书。
　　1951年，正是国家处于经济恢复阶段，各部门都在广招人才，学校也有输送任务。我们毕业班自然应当冲锋在前。在这种背景下，我和班里的另外四名共青团员同学走上了县政府机关的各个部门。
　　在县政府工作的8年中，我先后做过收发、文书、档案管理、计划统计、财务等工作，领导和老同志都夸我是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出身清白，思想纯洁，工作上进，是一棵革命的好苗子。1954年宜黄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是由我主笔的，我为此还曾受到县领导的称赞。
　　1953年，正当我憧憬美好人生的时候，领导在一次非正式谈话时跟我说：“你知道吗？你父亲在台湾，县公安局有档案，只是不能给你看……”我答道：“我父亲在北京，北京和平解放时他还给家里寄了钱呢……”谈话结束后，略带疑惑的我当即给父亲原来的工作单位去信查询。半个月后，信被退回，并注明“查无此人，退回”。此后我又通过其他途径确认父亲真的在台湾。
　　1957年，全国性“反右”运动开展后，机关动荡很大，紧接着就是农业“大跃进”、干部上山下乡、大办地方工业、全民大炼钢铁等运动。各项运动都成立了临时办公室，组织上把我从上山下乡干部的名单中抽了出来，安排我在临时办公室做资料收集和联络等工作。运动结束后，临时办公室被正式定编为“钢铁指挥部”，进入县委办公。我不是党员，再加上父亲在台湾，自然进不了县委，从此便被调离了政府机关，进入新华书店工作。
　　在新华书店工作后不久，我被下放到农场蔬菜队劳动。一年后，我被调回分配在百货公司工作。那时全国各地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各地都好像处于紧张氛围中。有一位略知内情的老同志悄悄透露给我说：“现在是国家非常时期，像你们这些身份特殊的人（指我父亲在台湾），统属单位的编外人员，对内实行控制管理。”
　　这让我想起几天前，县委宣传部组织全县干部在大会场收听毛主席讲话的事。会前，我被单位领导临时安排了工作，没能与大家一齐去参加大会。更令人难堪的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都在统一时间开大会传达文件精神。那时，我正在下放的圳口公社工作，大会前半个小时，工作组长通知我不能参加，要我带领四类分子去水库劳动。当时我难过地关起房门哭了一整天。
　　1971年，我被调入下放所在地的圳口营业所工作，后被调往蓝水营业所任会计。金融行业专业性虽强，却是我热爱向往的行业。1981年，县里組建农业银行时，我被调入县支行任会计，负责计划统计及资金调度工作。
　　不能忘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不仅卸下了政治包袱，还有了新的政治地位———1984年，县政协成立时，我成了政协常委。
　　农行是我工作的最后一站，它为我定下了“会计”这一职务，也是我革命一生的总结。我已退休多年了，每每听到熟悉的人热情地称呼我“黎会计”，我的心里总是美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