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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才济济的硅谷也有像雅虎CEO玛丽莎·梅耶尔、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这样的女强人，但是不得不承认硅谷依然是个由男性主导的地方。做硅谷女人难，做在硅谷创业的女人更可谓难上加难，在硅谷，“性别男”几乎是创业公司的必要条件。日前《Newsweek》发表了一篇文章——两位硅谷女性创业者讲述了自己遭遇的性别歧视和其他女性创业者来自投资人的骚扰。毫无疑问，硅谷是世界最前沿技术的发源地，更是世界性别战争的最前线。
去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在旧金山的一个露天咖啡馆，有两个人正在科技创业社区描绘着自己的规划蓝图。像大多数硅谷的二十八岁年轻人那样，他们才智和理想兼备。一个是激情似火、伶牙俐齿的典型纽约人，而另一个是来自雪城的不善言辞的电脑奇才。他们是许多硅谷“下一站大发明”幕后的经典“技术+销售”团队。
几个月以来，他们二人通过电子邮件交换彼此的想法，与此同时，他们愈发坚信这其中蕴藏的潜力是无穷的。
在硅谷这样的社区，六、七位数的投资额通常被用于像流星一样灵光一现的创意，有些时候这些创意会创收，但更多时候会像闪光弹一样消失。他们只得到了大约40万美金这样微不足道的金额而不是他们希望的用于首轮融资的52.5万美金。
不过，关于这两个创始人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提到，在硅谷，“性别男”几乎是创业公司的必要条件，而“他们”是女性。
“轮轩式采访”
在硅谷，传奇式的名字都是众所周知的，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些传奇名字背后的男人大概是这样的：极客，穿着牛仔裤和T恤，有的穿着帽衫，有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有的大学辍学，他们在青春期一开始就在中上层阶级父母的地下室里编程。他们走进一家风投公司，也许是位于门罗帕克的沙山路上，也许是旧金山的SoMa区，然后他们带着百万投资资金走出来。几年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首次公开募股会让他们大赚一笔。
电脑程序员劳伦·莫森塔尔（Lauren Mosenthal）和她的搭档艾琳·凯莉（Eileen Carey）正是被这种机遇吸引着来到了加州。而实现她们梦想的唯一问题就是硅谷从未出现过女盖茨、女扎克伯格和女兰格尼。海湾地区有几个知名女企业家：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 Sandberg）和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尽管她们是家喻户晓的成功人士，但她们的人数相对来说还是很少。
尽管这个事实十分令人沮丧，但这两个女孩还是在硅谷的男性文化社区里度过了她们的花样年华。硅谷的男性文化社区以野蛮的性别歧视著称，与伟大的前瞻性技术产生强大对比的是硅谷惊人落后的对女性的歧视。在谷歌上搜索一下“硅谷”和“兄弟会文化”你会发现多达几十页的主流新闻文章、博客、演说、信件、视频、推文的链接，而这些内容都是关于暴力威胁、黄段子、嘲笑女性、基于性别的雇佣和解雇、性骚扰诉讼和有利于男性的融资体系。
一个身价两千五百万美金的公司总经理，每天一起床就要在观众面前宣传被誉为多元化和玩笑话的“轮奸式采访”和他如何开始向那些难以捉摸的CEO们发送女大学生的比基尼照片和裸体日历。在硅谷里住着“最够格的单身汉”，古尔巴克斯·查哈尔（Gurbaksh Chahal）——一个公司价值几百万美金的企业家，在家庭安全录影带上被发现殴打他的女友长达半小时。（而他并没有遭受牢狱之灾，他只承认这是微不足道的犯罪行为，被判25小时的社区服务，缓期三年执行）。这是一个色情产物盛行的社区，“drading”大学博主艾文·斯皮格（Evan Spiegel），Snapchat的CEO，他的家暴历史并没有影响他的软件的上市，而女性高管却因为讨论有关性别歧视的笑话而被解雇。在硅谷，公司的日常雇员会议常常伴随衣着暴露的“代码宝贝”，女人们经常被性骚扰，道德准则已经成为一种礼节，而关于歧视女性的笑话是推特上永远的主题。
并且在这里投资者经常会在女人们问他们融资的事情时冷嘲热讽道：“我不喜欢女人思考的方式，她们并不能掌握线性思维。”一位投资者就是这样拒绝了凯瑟琳·塔克（Kathryn Tucker）关于RedRover的提议，而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已经在纽约、旧金山和亚特兰大帮助家长们找到了孩子们真正喜欢的事情。
毫不夸张地说，世界性别战争的前线就在硅谷。从这个角度来说，硅谷文化呼应了八、九十年代的“华尔街之狼”文化。但是多亏了各种诉讼和性别歧视方面的顾问，华尔街歧视女性的现象问题已经不怎么突出了，而硅谷的这种现象却有增无减。加州北部风投男孩俱乐部和有社交问题的金融男结合了非常传统的华尔街之狼主义致使硅谷女性处处遭受不公平待遇。
这种现象的成因有成千上万个，但是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自从数码科技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业革命”，现在形成的财富、商业模式、现有的企业文化，都将被我们带到下一个世纪，而女性只能靠边站了。扎克伯格、盖茨、泰尔、马斯克这些都是我们当今时代的卡内基、摩根和洛克菲勒，从现在开始的一百年内，他们的名字都将被留在博物馆和大学的大厅里，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女性。
风险投资家往往将这一现象归咎于计算机、工程学和数学专业毕业的女性人数过少，然而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就像乔迪·坎特（Jodi Kantor）在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追踪1994年斯坦福毕业生的命运，许多女性在拿到这个文凭之后仅仅是帮助自己脱离了困境，而她们的男性同学却因为互联网的爆发而发了大财。
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最近就女性企业家作出了一份调查，试图寻找女性创业的主要挑战。研究人员采访了350位女性企业家，她们中的大多数将“缺少能给出建议的人”列为最大的困难。专业领域职业女性的稀缺是年轻女性缺少导师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该行业的女性在她们三十多岁以后虽然遭受的性骚扰有所减少，但是她们受到了严重的年龄歧视，而且这只是她们遭受的不公平之一。 姗莉·凯恩（Shanley Kane）是科技行业的一名年轻评论家，也是“模式”（Model View Culture）的创始人，她言辞犀利，经常在网上曝光并且讨伐程序员的风流生活。去年十二月份，在《麻省理工学院科技创业》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她说风险投资家考虑让十岁的女孩接受科学训练以增长他们将投资的女性的人数，但他们不会投资已经存在于该行业的女性。她说：“我们不会得到雇佣，我们也不会得到升职，我们正被系统地、逐渐地赶出科技行业。”
打破桎梏
每个成功的创业者在一开始都会面临一个挑战，紧随其后的是解决方案，以及评估多少人愿意为此掏钱。凯莉和莫森塔尔深知女性在科技业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她们有了创业的想法，她们将创办的公司命名为Glassbreakers。
Glassbreakers为那些想留住和提拔女性员工的公司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同时Glassbreakers也面向个人，因为它为在相同领域或相似级别的职业女性提供了一个同行辅导平台，如此一来她们就可以交流心得，分享经验。基于“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的商业模式，它依靠着一个类似约会网站的运算模式，通过坐标、职业规划、背景和所需技能将用户进行匹配。凯莉说道：“鉴于许多机构都希望开展职业辅导但又缺乏资源，Glassbreakers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年收益一亿美元的投资项目。”
正如她向投资者说的那样，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附加值”：为职业女性建立一个社区。“这会加强职业女性之间的联系，”她说道。
凯莉说Glassbreakers的同行职业辅导模式与传统的“辅导模式”有所不同。Glassbreakers旨在减少因在专业领域的职业女性稀缺对年轻一代职业女性带来的影响。“而传统‘辅导模式’是基于男性主导的行业而建立的，辅导者和被辅导者之间地位差距悬殊。而职业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学员的人数远远多于导师的人数。而且科技行业瞬息万变，只要是比学员年长5-10岁，导师就很难向学员提供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了。”
上个月Glassbreakers发布时，仅海湾地区就已经有大约1500名女性注册。注册用户需要提供有关她们的技能和职业规划的相关信息，借助于莫森塔尔的程序算法，她们就可以收到与她们匹配的三位职业女性的信息邮件，并且用户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建立联系。两位创始人计划，未来Glassbreakers会将向各个领域的职业女性开放。
首轮融资时她们争取到了十万美金的投资额，其中包括她们各自的一万五千美元存款。凯莉说她已经见了大约50名意向投资者，如果项目发展顺利，她可以向大家展示这个项目的发展潜力以及美好前景，这个月她将开展首次种子轮融资，她将会见一些风险投资家，筹够她需要的一百五十万美金支付于公司接下来18个月的运营。
寻求资金支持是科技业女性创业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并不全是性别歧视，而是因为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女性似乎并不能像男性一样吹嘘、夸大自己项目并借此吸引到投资人。几个月里，凯莉和莫森塔尔独自解决资金问题。八月份，在星巴克，凯莉与一位隶属于一个主要对冲基金的女士见了面。
“在谈话的最后，她直截了当地问‘你想要我投资你的公司吗’？我说是的。”
这位女士一次性投资了将近一万美金，她说鉴于各种大企业的活动她相信Glassbreakers的商业前景将会非常乐观，比如英特尔表明愿意为培养女性领导投资三亿美元。投资者说：“这种趋势将非常利于GIassbreakers的发展。”
对于《创新女性》的作者瓦德瓦（Vivek Wadhwa）来说，凯莉对于争取资金的担忧并没有使他惊讶。瓦德瓦说摇摆不定的自信心是阻碍职业女性进步的主要问题，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在资金方面。瓦德瓦说女性不愿意夸大她们的成就和目标，她们习惯性地妄自菲薄。“我经常对她们说，你们为什么如此低价就售出商品了呢？”他说道。“当我训练职业女性的时候，我经常告诉她们，她们是多么了不起。女性通常不会夸大和美化她们公司的发展前景，而男性就会。女性往往更加务实和谦逊。”
性别的门槛
但是无论多么强大的自信心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硅谷的风投巨鳄几乎全是男性。五大风投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也无一不是男性。风投合伙人96%都是男性。二十年前，这一数据为97%。
千禧年许多新公司的涌现对这种现象也并没有起到任何改善。亿万富翁俱乐部的成员皮特·泰尔（Peter Thiel）（他曾经为扎克伯格投资）和大卫·赛克斯（David Sacks），他们二人在斯坦福度过了他们的青年时代，在九十年代他们曾为校报写了一篇反对女权主义的文章。根据坎特在《纽约时报》中写到的，“在斯坦福校报的《评论》专栏，他们将女权主义定义为贬义词——警惕、责难男性，并忽视内在生理结构的差异。女权主义者‘对于男权中心主义断章取义’”。
风险投资不资助女性。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调查显示，2011年到2013年间的6517家风险投资公司，只有其中2.7%的公司CEO为女性。与此同时，考夫曼的调查显示女性管理者的投资公司比男性管理者的投资公司的回报要高出31%。
男性主导体系的一大问题是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女同行。他们与女性的互动仅限于家人，或是助理。
没有女性同事的男风投家很难理解服务于女性市场的产品。“很多次，我的女同事会告诉我，当她们举行宣讲会时经常听到一句话‘噢，我得回家问问我的妻子是怎么想的’”崔西（Trish Costello）这样说道。她是一个企业家，同时也是Portfolia的创始人，Portfolia是一个专门为女性设计的风险投资资本平台。同时她也是Palo Alto的名誉CEO和联合创始人，这是一个全球风险投资家培训机构。 一个来自加州顶级公司的著名风险资本投资者说缺乏女性同事使他感觉很“尴尬”，直接原因是从工科学校毕业的女性本来就很少。“毫无疑问，来自男性和女性这样多样性的意见增加了集体智慧。”他说道。“我们不得不扩大投资以招来女性员工的最大动机就是在讨论投资想法的会议上她们往往能提一些比较客观的想法。”
客观地说，还有许多原因导致了Glassbreakers没能吸引到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的投资，而这些原因无关性别歧视。因为Glassbreakers的目标人群只有女性，这样就一下排除了50%的潜在用户。并且Glassbreakers还假设很多女性会需要女前辈的辅导，而事实上很多职业女性不用接受前辈们的建议也会大有作为。
然而如果在未来的18个月里，Glassbreakers不幸遭遇失败，那么后果将会比同等条件下的男性创业者严重得多。瓦德瓦经常谈及在风投界“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的重要性。男性投资者在心目中已经将成功的创业者具象化，而凯莉和莫森塔尔显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形象。
瓦德瓦说：“女性天生就看起来不像赢家，所以她们不能像男性一样经历失败。”
为了避免失败，凯莉已经审查了她将合作的风投公司，选择那些曾经资助过女创业者的公司，并在公司的高级决策管理层要有女性领导人。
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资金差距十分巨大。风投家投资于女性的资金通常是最低水平——十万美金。考夫曼的研究显示，将近80%的女性创业者并没有获得风险投资，而用个人储蓄作为启动资金。
凯莉说，最困扰她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性别所带来的困扰。“我们非常幸运的是在之前的生活中并没有遭受到性别歧视。我从来没有听到别人对我说因为你是个女人所以你不可能做到。因此当我们获知由于我们是女性所以很难获得风险投资时感觉很奇怪。最难的是接受这种基于性别的门槛。我从来没想过性别歧视会上演在我的生活里。”
“但这真的发生了”。
解决第一轮融资时，凯莉清楚地了解到了女性寻求启动资金是多么困难。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事实上，每个想在硅谷有一番作为的女性都多多少少经历了性别歧视。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讲其中一个人的故事——海蒂·洛森（Heidi Roizen），一位女企业家、风投家。
在她职业生涯初期，她的主要工作是决定公司的电脑供应商，这牵扯到几百万美金的合作。“那个电脑供应商的高级副总裁起草了合同，并建议为了庆祝我们之间的合作，要在一家餐厅签署协议。”洛森这样写道。“当我到达了那家餐厅，我发现这家餐厅的餐桌有点奇怪，两个人只能坐在四人桌的同一边，我想也许这是法式餐厅的特别风格吧，所以我就这么坐下了。我们共同举杯，祝愿合作愉快。大概是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还给我准备了一份礼物，就在桌子下面，所以他希望我能把我的手给他，这样他就能把礼物给我。然后我就把我的手给他了，之后他把我的手压在了他没有拉裤链的裆部。”
每个《新闻周刊》采访到的女企业家都有这样一个难以启齿的故事。有一位年轻女性和她的男性金融导师一起创业了一年。当她准备一轮融资时，他说在餐厅要安排她见几个风险投资家，然而到了约定时间，只有他一个人。他告诉她，他遭遇了中年危机，并且爱上了她。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的风投家。
今天的洛森是一位传奇女企业家。瓦德瓦说，在接触男风投家时，女性必须小心谨慎“女人们并不懂其中的猫腻。年轻女性似乎并不明白那些男风投家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回电话，并且轻易地给她们小额投资。她们面对的是一群饥渴的男人。他们当中的一些曾经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而这头，凯莉将她的金发染成了棕色，并将裙子换成裤装。现在她只见那些她提前调查好或者其他女性推荐的风投家。“我们全方位地审查他们，我们不开要喝酒的会议。我的确知道一些人因为与风投家夜夜笙歌从而获得百万投资。但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方式。”
凯莉说，即使是最轻微的性别歧视也会打击她的自信心，“在一个风投家亲我的脸颊之后，我恶心了好几个礼拜。”
只有“伟哥”而没有“堕胎”
Glassbreakers是女性设计给女性使用的。而传统产品都是男性设计给男性使用的。不容争辩的是，白人中高产阶级将新技术应用于反应他们的愿望和文化。不满性别歧视的女性遭到了大批Xbox男性游戏迷的言语威胁。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拯救游戏中遇到麻烦的半裸女性。
这些不利影响都不是人们主观为之的，但是无论是产品设计或是产品制造都是出自于男性。比如早在2011年，苹果的Siri服务可以招妓或者购买伟哥，但是无法提供哪里可以堕胎。
失望至极的硅谷职业女性只好寄希望于只面向女性的风险投资或者只针对女性的基金。
崔西说性骚扰诉讼和公众无休止地谈论性别歧视丑闻标志着情况正在慢慢变好。“我们的时代正在转变。没有任何时代的女性能像今天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大部分获得本科及研究生学位，还在各个领域都占半边天。而个人财富的控制也大概实现了男女平等，因为婴儿潮的男性去世较早，而女性获得了遗产。如果我们能利用这些被女性控制的资金的2%，我们将不用再等待着别人的垂怜。”
去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在旧金山的一个露天咖啡馆，有两个人正在科技创业社区描绘着自己的规划蓝图。像大多数硅谷的二十八岁年轻人那样，他们才智和理想兼备。一个是激情似火、伶牙俐齿的典型纽约人，而另一个是来自雪城的不善言辞的电脑奇才。他们是许多硅谷“下一站大发明”幕后的经典“技术+销售”团队。
几个月以来，他们二人通过电子邮件交换彼此的想法，与此同时，他们愈发坚信这其中蕴藏的潜力是无穷的。
在硅谷这样的社区，六、七位数的投资额通常被用于像流星一样灵光一现的创意，有些时候这些创意会创收，但更多时候会像闪光弹一样消失。他们只得到了大约40万美金这样微不足道的金额而不是他们希望的用于首轮融资的52.5万美金。
不过，关于这两个创始人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提到，在硅谷，“性别男”几乎是创业公司的必要条件，而“他们”是女性。
“轮轩式采访”
在硅谷，传奇式的名字都是众所周知的，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些传奇名字背后的男人大概是这样的：极客，穿着牛仔裤和T恤，有的穿着帽衫，有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有的大学辍学，他们在青春期一开始就在中上层阶级父母的地下室里编程。他们走进一家风投公司，也许是位于门罗帕克的沙山路上，也许是旧金山的SoMa区，然后他们带着百万投资资金走出来。几年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首次公开募股会让他们大赚一笔。
电脑程序员劳伦·莫森塔尔（Lauren Mosenthal）和她的搭档艾琳·凯莉（Eileen Carey）正是被这种机遇吸引着来到了加州。而实现她们梦想的唯一问题就是硅谷从未出现过女盖茨、女扎克伯格和女兰格尼。海湾地区有几个知名女企业家：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 Sandberg）和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尽管她们是家喻户晓的成功人士，但她们的人数相对来说还是很少。
尽管这个事实十分令人沮丧，但这两个女孩还是在硅谷的男性文化社区里度过了她们的花样年华。硅谷的男性文化社区以野蛮的性别歧视著称，与伟大的前瞻性技术产生强大对比的是硅谷惊人落后的对女性的歧视。在谷歌上搜索一下“硅谷”和“兄弟会文化”你会发现多达几十页的主流新闻文章、博客、演说、信件、视频、推文的链接，而这些内容都是关于暴力威胁、黄段子、嘲笑女性、基于性别的雇佣和解雇、性骚扰诉讼和有利于男性的融资体系。
一个身价两千五百万美金的公司总经理，每天一起床就要在观众面前宣传被誉为多元化和玩笑话的“轮奸式采访”和他如何开始向那些难以捉摸的CEO们发送女大学生的比基尼照片和裸体日历。在硅谷里住着“最够格的单身汉”，古尔巴克斯·查哈尔（Gurbaksh Chahal）——一个公司价值几百万美金的企业家，在家庭安全录影带上被发现殴打他的女友长达半小时。（而他并没有遭受牢狱之灾，他只承认这是微不足道的犯罪行为，被判25小时的社区服务，缓期三年执行）。这是一个色情产物盛行的社区，“drading”大学博主艾文·斯皮格（Evan Spiegel），Snapchat的CEO，他的家暴历史并没有影响他的软件的上市，而女性高管却因为讨论有关性别歧视的笑话而被解雇。在硅谷，公司的日常雇员会议常常伴随衣着暴露的“代码宝贝”，女人们经常被性骚扰，道德准则已经成为一种礼节，而关于歧视女性的笑话是推特上永远的主题。
并且在这里投资者经常会在女人们问他们融资的事情时冷嘲热讽道：“我不喜欢女人思考的方式，她们并不能掌握线性思维。”一位投资者就是这样拒绝了凯瑟琳·塔克（Kathryn Tucker）关于RedRover的提议，而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已经在纽约、旧金山和亚特兰大帮助家长们找到了孩子们真正喜欢的事情。
毫不夸张地说，世界性别战争的前线就在硅谷。从这个角度来说，硅谷文化呼应了八、九十年代的“华尔街之狼”文化。但是多亏了各种诉讼和性别歧视方面的顾问，华尔街歧视女性的现象问题已经不怎么突出了，而硅谷的这种现象却有增无减。加州北部风投男孩俱乐部和有社交问题的金融男结合了非常传统的华尔街之狼主义致使硅谷女性处处遭受不公平待遇。
这种现象的成因有成千上万个，但是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自从数码科技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业革命”，现在形成的财富、商业模式、现有的企业文化，都将被我们带到下一个世纪，而女性只能靠边站了。扎克伯格、盖茨、泰尔、马斯克这些都是我们当今时代的卡内基、摩根和洛克菲勒，从现在开始的一百年内，他们的名字都将被留在博物馆和大学的大厅里，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女性。
风险投资家往往将这一现象归咎于计算机、工程学和数学专业毕业的女性人数过少，然而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就像乔迪·坎特（Jodi Kantor）在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追踪1994年斯坦福毕业生的命运，许多女性在拿到这个文凭之后仅仅是帮助自己脱离了困境，而她们的男性同学却因为互联网的爆发而发了大财。
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最近就女性企业家作出了一份调查，试图寻找女性创业的主要挑战。研究人员采访了350位女性企业家，她们中的大多数将“缺少能给出建议的人”列为最大的困难。专业领域职业女性的稀缺是年轻女性缺少导师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该行业的女性在她们三十多岁以后虽然遭受的性骚扰有所减少，但是她们受到了严重的年龄歧视，而且这只是她们遭受的不公平之一。 姗莉·凯恩（Shanley Kane）是科技行业的一名年轻评论家，也是“模式”（Model View Culture）的创始人，她言辞犀利，经常在网上曝光并且讨伐程序员的风流生活。去年十二月份，在《麻省理工学院科技创业》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她说风险投资家考虑让十岁的女孩接受科学训练以增长他们将投资的女性的人数，但他们不会投资已经存在于该行业的女性。她说：“我们不会得到雇佣，我们也不会得到升职，我们正被系统地、逐渐地赶出科技行业。”
打破桎梏
每个成功的创业者在一开始都会面临一个挑战，紧随其后的是解决方案，以及评估多少人愿意为此掏钱。凯莉和莫森塔尔深知女性在科技业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她们有了创业的想法，她们将创办的公司命名为Glassbreakers。
Glassbreakers为那些想留住和提拔女性员工的公司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同时Glassbreakers也面向个人，因为它为在相同领域或相似级别的职业女性提供了一个同行辅导平台，如此一来她们就可以交流心得，分享经验。基于“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的商业模式，它依靠着一个类似约会网站的运算模式，通过坐标、职业规划、背景和所需技能将用户进行匹配。凯莉说道：“鉴于许多机构都希望开展职业辅导但又缺乏资源，Glassbreakers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年收益一亿美元的投资项目。”
正如她向投资者说的那样，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附加值”：为职业女性建立一个社区。“这会加强职业女性之间的联系，”她说道。
凯莉说Glassbreakers的同行职业辅导模式与传统的“辅导模式”有所不同。Glassbreakers旨在减少因在专业领域的职业女性稀缺对年轻一代职业女性带来的影响。“而传统‘辅导模式’是基于男性主导的行业而建立的，辅导者和被辅导者之间地位差距悬殊。而职业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学员的人数远远多于导师的人数。而且科技行业瞬息万变，只要是比学员年长5-10岁，导师就很难向学员提供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了。”
上个月Glassbreakers发布时，仅海湾地区就已经有大约1500名女性注册。注册用户需要提供有关她们的技能和职业规划的相关信息，借助于莫森塔尔的程序算法，她们就可以收到与她们匹配的三位职业女性的信息邮件，并且用户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建立联系。两位创始人计划，未来Glassbreakers会将向各个领域的职业女性开放。
首轮融资时她们争取到了十万美金的投资额，其中包括她们各自的一万五千美元存款。凯莉说她已经见了大约50名意向投资者，如果项目发展顺利，她可以向大家展示这个项目的发展潜力以及美好前景，这个月她将开展首次种子轮融资，她将会见一些风险投资家，筹够她需要的一百五十万美金支付于公司接下来18个月的运营。
寻求资金支持是科技业女性创业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并不全是性别歧视，而是因为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女性似乎并不能像男性一样吹嘘、夸大自己项目并借此吸引到投资人。几个月里，凯莉和莫森塔尔独自解决资金问题。八月份，在星巴克，凯莉与一位隶属于一个主要对冲基金的女士见了面。
“在谈话的最后，她直截了当地问‘你想要我投资你的公司吗’？我说是的。”
这位女士一次性投资了将近一万美金，她说鉴于各种大企业的活动她相信Glassbreakers的商业前景将会非常乐观，比如英特尔表明愿意为培养女性领导投资三亿美元。投资者说：“这种趋势将非常利于GIassbreakers的发展。”
对于《创新女性》的作者瓦德瓦（Vivek Wadhwa）来说，凯莉对于争取资金的担忧并没有使他惊讶。瓦德瓦说摇摆不定的自信心是阻碍职业女性进步的主要问题，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在资金方面。瓦德瓦说女性不愿意夸大她们的成就和目标，她们习惯性地妄自菲薄。“我经常对她们说，你们为什么如此低价就售出商品了呢？”他说道。“当我训练职业女性的时候，我经常告诉她们，她们是多么了不起。女性通常不会夸大和美化她们公司的发展前景，而男性就会。女性往往更加务实和谦逊。”
性别的门槛
但是无论多么强大的自信心也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硅谷的风投巨鳄几乎全是男性。五大风投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也无一不是男性。风投合伙人96%都是男性。二十年前，这一数据为97%。
千禧年许多新公司的涌现对这种现象也并没有起到任何改善。亿万富翁俱乐部的成员皮特·泰尔（Peter Thiel）（他曾经为扎克伯格投资）和大卫·赛克斯（David Sacks），他们二人在斯坦福度过了他们的青年时代，在九十年代他们曾为校报写了一篇反对女权主义的文章。根据坎特在《纽约时报》中写到的，“在斯坦福校报的《评论》专栏，他们将女权主义定义为贬义词——警惕、责难男性，并忽视内在生理结构的差异。女权主义者‘对于男权中心主义断章取义’”。
风险投资不资助女性。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调查显示，2011年到2013年间的6517家风险投资公司，只有其中2.7%的公司CEO为女性。与此同时，考夫曼的调查显示女性管理者的投资公司比男性管理者的投资公司的回报要高出31%。
男性主导体系的一大问题是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女同行。他们与女性的互动仅限于家人，或是助理。
没有女性同事的男风投家很难理解服务于女性市场的产品。“很多次，我的女同事会告诉我，当她们举行宣讲会时经常听到一句话‘噢，我得回家问问我的妻子是怎么想的’”崔西（Trish Costello）这样说道。她是一个企业家，同时也是Portfolia的创始人，Portfolia是一个专门为女性设计的风险投资资本平台。同时她也是Palo Alto的名誉CEO和联合创始人，这是一个全球风险投资家培训机构。 一个来自加州顶级公司的著名风险资本投资者说缺乏女性同事使他感觉很“尴尬”，直接原因是从工科学校毕业的女性本来就很少。“毫无疑问，来自男性和女性这样多样性的意见增加了集体智慧。”他说道。“我们不得不扩大投资以招来女性员工的最大动机就是在讨论投资想法的会议上她们往往能提一些比较客观的想法。”
客观地说，还有许多原因导致了Glassbreakers没能吸引到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的投资，而这些原因无关性别歧视。因为Glassbreakers的目标人群只有女性，这样就一下排除了50%的潜在用户。并且Glassbreakers还假设很多女性会需要女前辈的辅导，而事实上很多职业女性不用接受前辈们的建议也会大有作为。
然而如果在未来的18个月里，Glassbreakers不幸遭遇失败，那么后果将会比同等条件下的男性创业者严重得多。瓦德瓦经常谈及在风投界“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的重要性。男性投资者在心目中已经将成功的创业者具象化，而凯莉和莫森塔尔显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形象。
瓦德瓦说：“女性天生就看起来不像赢家，所以她们不能像男性一样经历失败。”
为了避免失败，凯莉已经审查了她将合作的风投公司，选择那些曾经资助过女创业者的公司，并在公司的高级决策管理层要有女性领导人。
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资金差距十分巨大。风投家投资于女性的资金通常是最低水平——十万美金。考夫曼的研究显示，将近80%的女性创业者并没有获得风险投资，而用个人储蓄作为启动资金。
凯莉说，最困扰她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性别所带来的困扰。“我们非常幸运的是在之前的生活中并没有遭受到性别歧视。我从来没有听到别人对我说因为你是个女人所以你不可能做到。因此当我们获知由于我们是女性所以很难获得风险投资时感觉很奇怪。最难的是接受这种基于性别的门槛。我从来没想过性别歧视会上演在我的生活里。”
“但这真的发生了”。
解决第一轮融资时，凯莉清楚地了解到了女性寻求启动资金是多么困难。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事实上，每个想在硅谷有一番作为的女性都多多少少经历了性别歧视。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讲其中一个人的故事——海蒂·洛森（Heidi Roizen），一位女企业家、风投家。
在她职业生涯初期，她的主要工作是决定公司的电脑供应商，这牵扯到几百万美金的合作。“那个电脑供应商的高级副总裁起草了合同，并建议为了庆祝我们之间的合作，要在一家餐厅签署协议。”洛森这样写道。“当我到达了那家餐厅，我发现这家餐厅的餐桌有点奇怪，两个人只能坐在四人桌的同一边，我想也许这是法式餐厅的特别风格吧，所以我就这么坐下了。我们共同举杯，祝愿合作愉快。大概是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还给我准备了一份礼物，就在桌子下面，所以他希望我能把我的手给他，这样他就能把礼物给我。然后我就把我的手给他了，之后他把我的手压在了他没有拉裤链的裆部。”
每个《新闻周刊》采访到的女企业家都有这样一个难以启齿的故事。有一位年轻女性和她的男性金融导师一起创业了一年。当她准备一轮融资时，他说在餐厅要安排她见几个风险投资家，然而到了约定时间，只有他一个人。他告诉她，他遭遇了中年危机，并且爱上了她。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的风投家。
今天的洛森是一位传奇女企业家。瓦德瓦说，在接触男风投家时，女性必须小心谨慎“女人们并不懂其中的猫腻。年轻女性似乎并不明白那些男风投家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回电话，并且轻易地给她们小额投资。她们面对的是一群饥渴的男人。他们当中的一些曾经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而这头，凯莉将她的金发染成了棕色，并将裙子换成裤装。现在她只见那些她提前调查好或者其他女性推荐的风投家。“我们全方位地审查他们，我们不开要喝酒的会议。我的确知道一些人因为与风投家夜夜笙歌从而获得百万投资。但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方式。”
凯莉说，即使是最轻微的性别歧视也会打击她的自信心，“在一个风投家亲我的脸颊之后，我恶心了好几个礼拜。”
只有“伟哥”而没有“堕胎”
Glassbreakers是女性设计给女性使用的。而传统产品都是男性设计给男性使用的。不容争辩的是，白人中高产阶级将新技术应用于反应他们的愿望和文化。不满性别歧视的女性遭到了大批Xbox男性游戏迷的言语威胁。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拯救游戏中遇到麻烦的半裸女性。
这些不利影响都不是人们主观为之的，但是无论是产品设计或是产品制造都是出自于男性。比如早在2011年，苹果的Siri服务可以招妓或者购买伟哥，但是无法提供哪里可以堕胎。
失望至极的硅谷职业女性只好寄希望于只面向女性的风险投资或者只针对女性的基金。
崔西说性骚扰诉讼和公众无休止地谈论性别歧视丑闻标志着情况正在慢慢变好。“我们的时代正在转变。没有任何时代的女性能像今天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大部分获得本科及研究生学位，还在各个领域都占半边天。而个人财富的控制也大概实现了男女平等，因为婴儿潮的男性去世较早，而女性获得了遗产。如果我们能利用这些被女性控制的资金的2%，我们将不用再等待着别人的垂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