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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中，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奇迹，GDP从1978年的0.36万亿增长到2010年的38.4万亿，“在过去的30年间，世纪的经济地图因中国的崛起而为之改变。和一个小国的发展不同，中国是一个在人口、疆域、经济规模等几个维度都堪称大国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还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国能如此迅速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陆铭：《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P1)
然而，2008年出现的世界经济危机，似乎对中国经济继续健康、持续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场危机爆发的中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然而危机通过金融和贸易等途径迅速蔓延至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面对这场危机带给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影响，国内外诸多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陆铭指出，这样一场经济危机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其影响绝不至于经济衰退和失业，同时，中美关系是最高层次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陆铭：《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P11)。而郎咸平则指出，当前的危机本质，是国际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瓜分全球市场的突出表现，美国的垄断联盟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打击(郎咸平：《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P11-P12)。
事实上，作为大国经济间的博弈，敌视、防范甚至斗争都是正常的，不少学者相对激烈的危机意识，应该是对我国经济的一种很好的提醒，但如果作为对世界经济分析的全部，可能还不全面。因为，当今的美国与中国，已经有对比性地分别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这场危机带给美国和中国的冲击，就体现了全球化带给世界经济的影响。客观地讲，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给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经济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福利。而后危机时期，则是这种原有世界格局改变的关键时期，能否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合理地应对风险与挑战，进而做出战略性调整，才是这个关键时期的核心主题。
其实所谓后危机时期，其实是危机的后续，而且无人知晓这场危机到何时才算真正“落幕”。在世界范围内，这一轮经济危机以各种作用方式席卷了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使之受到重创，让各国面临着诸如资产负债表破损、信用紧缩、贸易萎缩、经济增长下滑、公共部门巨额债务、失业率不断攀升等问题。
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胆而积极的措施。财政政策方面，各国政府努力采用财政刺激计划等反周期措施。货币政策方面，各国央行在协调降息和互换额度方面展开合作，纷纷降低利率，扩大信贷规模。同时，各国均加强对金融体系的支持，包括资产收购、资本注入，以及提供各种类型的担保，以挽救这场全球财富的缩水。金融市场已相对遏制了持续下滑的趋势，自2009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出现明显的复苏，2010年初形成经济增长势头，而2010年第四季度经济快速反弹让位于缓慢增长，2011年也没能出现高增长的复苏，世界经济进入了缓慢增长阶段。
在后危机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复苏引擎来自于财政刺激措施、外部需求回升带动的出口增加、资本流入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除了财政刺激措施致力于推动国内需求，其他的增长引擎都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容易受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溢出效应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持续性增长的主要风险不仅来自外部环境，还有内部的因素。
第一个风险来自大量不稳定的资本流入。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引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复苏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在收紧货币政策，而复苏较慢的发达国家的利率则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低水平。这种不同步性会导致一些负面效应，其中之一是大量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虽然这些资本流入有助于新兴经济体走出危机，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资本流入的激增可能会导致汇率过度调整、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金融不稳定。如果从另一个比较“危险”的角度作个补充的话，国际大量资本的流入，会给国际垄断资本通过汇率、贸易和成本等方面打击中国经济提供更多机会(郎咸平：《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P12)。事实上，目前中国遇到的通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国际资本影响下“输入型通胀”的积累结果。
第二个风险，是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这和我国长期依靠外需的发展方式有关，又与我国的经济结构有关。如郎咸平举例指出，我国民营经济的产能占GDP的比重高达70％，而我们的消费只能吸收掉一半，另外一半产能过剩，过去依靠出口消化的方式如今难以为继，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的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郎咸平：《金融超限战》，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P61)。当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欧洲因主权债务危机使其紧缩财政赤字，都加剧了这一过程。如果发达国家的复苏速度始终保持低速的话，那将在全球贸易供应链再度产生震荡。此外，尽管自2010年6月以来全球金融状况有所改善，但相继出现的美债、欧债等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仍是全球经济的重大挑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
第三个风险，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引起产能过剩的风险。在金融危机后，我国依靠不断扩大的政府和贷款投资，保住了经济增长趋势。相比之下，2003年至2007年间70％以上的投资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完成的。目前中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并主要体现在重工业领域：2003年到2007年的经济增长中，中国重点投资的是重工业中上游领域，2009年中国为了刺激生产和经济复苏，又推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样继续扩大投资的最终结果是扩大供给，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累积矛盾。靠扩大生产来解决这次的危机，必然会带来下一轮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2009年前后中国为保增长所投放的巨大投资会在2012年左右形成巨大的产能投放，如果国外需求依然疲弱，国内需求仍没有打开，生产过剩的现象将比现在更为严重。一旦出现大量产品滞销，会导致银行无法收回重工业投资贷款，从而引发金融的系统性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同时中国式的“次贷危机”风险加大。事实上，按照国内很多学者的观点，这一轮投资应当用在民生事业和行业上，而非投向基础建设(郎咸平：《金融超限战》，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P57-P60)。
中国要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当前必须面对的挑战就是需求结构的调整，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需要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对整个新兴经济体而言，目前在减少国际经济失衡方面(贸易失衡、资本账户失衡等)进展有限，虽然中国2009年的贸易顺差占GDP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但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百分比则有所上升。由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从中期看，中国未来的持续增长，需要着力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建立长效机制，释放消费潜力，着力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调整需求结构。消费需求是生产供给的动力，也是一个经济体产业成长的关键。同时，各类经济体要想实现经济的均衡持续发展，依赖的消费需求应当是多元化的，这不仅有利于增加需求总量，更有利于面临危机时分散风险，减少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但这一转变十分复杂，需要长期的调整和适应。
另一方面，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增长可持续的条件之一。如何在我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使之与承接世界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相契合，同时内生出技术能力，实现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影响未来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因素，也有学者指出在短期内我国很难在技术创新上实现大的突破。
不同的学者针对中国经济的走向，做出了不同的前景预测。面对这些“唱空”或者“唱多”的声音，我们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心态?虽然我们并不应一味迷信经济增长，对一定程度的经济放缓也会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们应清晰认识到，不少学者对中国经济带有危机性的预测，并非都无道理，也绝非危言耸听。无论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怎样的评价，我们自身都要冷静分析，客观看待我国经济中的问题和亟待转型的战略需要。在经济转型之后使得经济结构有所改善，进而实现我国内外经济环境更加合理、健康的发展，才是所有人最终的愿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刘昕亭)
然而，2008年出现的世界经济危机，似乎对中国经济继续健康、持续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场危机爆发的中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然而危机通过金融和贸易等途径迅速蔓延至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面对这场危机带给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影响，国内外诸多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陆铭指出，这样一场经济危机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其影响绝不至于经济衰退和失业，同时，中美关系是最高层次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陆铭：《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P11)。而郎咸平则指出，当前的危机本质，是国际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瓜分全球市场的突出表现，美国的垄断联盟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打击(郎咸平：《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P11-P12)。
事实上，作为大国经济间的博弈，敌视、防范甚至斗争都是正常的，不少学者相对激烈的危机意识，应该是对我国经济的一种很好的提醒，但如果作为对世界经济分析的全部，可能还不全面。因为，当今的美国与中国，已经有对比性地分别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这场危机带给美国和中国的冲击，就体现了全球化带给世界经济的影响。客观地讲，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给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经济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福利。而后危机时期，则是这种原有世界格局改变的关键时期，能否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合理地应对风险与挑战，进而做出战略性调整，才是这个关键时期的核心主题。
其实所谓后危机时期，其实是危机的后续，而且无人知晓这场危机到何时才算真正“落幕”。在世界范围内，这一轮经济危机以各种作用方式席卷了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使之受到重创，让各国面临着诸如资产负债表破损、信用紧缩、贸易萎缩、经济增长下滑、公共部门巨额债务、失业率不断攀升等问题。
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胆而积极的措施。财政政策方面，各国政府努力采用财政刺激计划等反周期措施。货币政策方面，各国央行在协调降息和互换额度方面展开合作，纷纷降低利率，扩大信贷规模。同时，各国均加强对金融体系的支持，包括资产收购、资本注入，以及提供各种类型的担保，以挽救这场全球财富的缩水。金融市场已相对遏制了持续下滑的趋势，自2009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出现明显的复苏，2010年初形成经济增长势头，而2010年第四季度经济快速反弹让位于缓慢增长，2011年也没能出现高增长的复苏，世界经济进入了缓慢增长阶段。
在后危机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复苏引擎来自于财政刺激措施、外部需求回升带动的出口增加、资本流入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除了财政刺激措施致力于推动国内需求，其他的增长引擎都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容易受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溢出效应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持续性增长的主要风险不仅来自外部环境，还有内部的因素。
第一个风险来自大量不稳定的资本流入。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引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复苏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在收紧货币政策，而复苏较慢的发达国家的利率则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低水平。这种不同步性会导致一些负面效应，其中之一是大量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虽然这些资本流入有助于新兴经济体走出危机，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资本流入的激增可能会导致汇率过度调整、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金融不稳定。如果从另一个比较“危险”的角度作个补充的话，国际大量资本的流入，会给国际垄断资本通过汇率、贸易和成本等方面打击中国经济提供更多机会(郎咸平：《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P12)。事实上，目前中国遇到的通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国际资本影响下“输入型通胀”的积累结果。
第二个风险，是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这和我国长期依靠外需的发展方式有关，又与我国的经济结构有关。如郎咸平举例指出，我国民营经济的产能占GDP的比重高达70％，而我们的消费只能吸收掉一半，另外一半产能过剩，过去依靠出口消化的方式如今难以为继，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的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郎咸平：《金融超限战》，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P61)。当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欧洲因主权债务危机使其紧缩财政赤字，都加剧了这一过程。如果发达国家的复苏速度始终保持低速的话，那将在全球贸易供应链再度产生震荡。此外，尽管自2010年6月以来全球金融状况有所改善，但相继出现的美债、欧债等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仍是全球经济的重大挑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
第三个风险，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引起产能过剩的风险。在金融危机后，我国依靠不断扩大的政府和贷款投资，保住了经济增长趋势。相比之下，2003年至2007年间70％以上的投资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完成的。目前中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并主要体现在重工业领域：2003年到2007年的经济增长中，中国重点投资的是重工业中上游领域，2009年中国为了刺激生产和经济复苏，又推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样继续扩大投资的最终结果是扩大供给，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累积矛盾。靠扩大生产来解决这次的危机，必然会带来下一轮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2009年前后中国为保增长所投放的巨大投资会在2012年左右形成巨大的产能投放，如果国外需求依然疲弱，国内需求仍没有打开，生产过剩的现象将比现在更为严重。一旦出现大量产品滞销，会导致银行无法收回重工业投资贷款，从而引发金融的系统性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同时中国式的“次贷危机”风险加大。事实上，按照国内很多学者的观点，这一轮投资应当用在民生事业和行业上，而非投向基础建设(郎咸平：《金融超限战》，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P57-P60)。
中国要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当前必须面对的挑战就是需求结构的调整，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需要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对整个新兴经济体而言，目前在减少国际经济失衡方面(贸易失衡、资本账户失衡等)进展有限，虽然中国2009年的贸易顺差占GDP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但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百分比则有所上升。由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从中期看，中国未来的持续增长，需要着力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建立长效机制，释放消费潜力，着力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调整需求结构。消费需求是生产供给的动力，也是一个经济体产业成长的关键。同时，各类经济体要想实现经济的均衡持续发展，依赖的消费需求应当是多元化的，这不仅有利于增加需求总量，更有利于面临危机时分散风险，减少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但这一转变十分复杂，需要长期的调整和适应。
另一方面，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增长可持续的条件之一。如何在我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使之与承接世界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相契合，同时内生出技术能力，实现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影响未来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因素，也有学者指出在短期内我国很难在技术创新上实现大的突破。
不同的学者针对中国经济的走向，做出了不同的前景预测。面对这些“唱空”或者“唱多”的声音，我们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心态?虽然我们并不应一味迷信经济增长，对一定程度的经济放缓也会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们应清晰认识到，不少学者对中国经济带有危机性的预测，并非都无道理，也绝非危言耸听。无论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怎样的评价，我们自身都要冷静分析，客观看待我国经济中的问题和亟待转型的战略需要。在经济转型之后使得经济结构有所改善，进而实现我国内外经济环境更加合理、健康的发展，才是所有人最终的愿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