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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家里来”
1956年，罗荣桓回到阔别30多年的家乡湖南衡山县，县里准备设宴欢迎他。罗荣桓婉言谢绝，却提出弄点本地的红米冬粘（冬粘系方言，即晚稻）做饭吃。对这种糙米冬粘，他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说：“现在的人总以为吃精米最好，其实这红米冬粘，虽然糙一点，但营养不坏。什么事情都得看实质。”
北平解放后，罗荣桓住在南池子18号。这里的房间较少，为了照顾他在家办公方便，管理部门在院子里为秘书加盖了一间房子，在院旁盖了一间车库。不久，“三反”运动开始，他认为这属于浪费问题，主动向中央写了检讨。
有一次，医生考虑到罗荣桓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为使他在床上看文件、读书、找人谈话方便些，就从北京医院借来一张摇床。罗荣桓批评说：“医院有许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自己家里来呢？”他的夫人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婉转地问：“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出钱做一张可以吧？”罗荣桓表示同意。最后还是林月琴拿了400元钱到上海订做了一张。
罗荣桓处理亲属关系很讲原则，区别对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关怀照顾，亲如家人。
1949年秋，湖南解放不久，罗荣桓就打电话给当时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请他对自己家乡来北京寻访的亲友进行劝阻。1950年1月，罗荣桓的二哥罗晏清还是找到北京来了。罗晏清在家乡当过族长，雇过佃户，思想落后，罗荣桓对他比较冷淡。有一天，罗荣桓看见他摆着架子支使警卫人员干活，就严肃地对他说：“我们的警卫员、通信员都是革命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能对他们摆那个土豪劣绅的臭架子？”没住几天，就让他回去在土改中接受群众的教育。
不久，从衡山来了一位当过长工的老人，1926年年底罗荣桓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时，他是农会会员。家乡解放了，特地到北京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非常热情地接待他，给他安排住处，让秘书陪着参观游览。老人走时，给他买票，亲自送到大门口，又派人送到火车站。事后，罗荣桓对孩子说：“这些人虽然不是亲戚，但思想感情一致，比亲兄弟还亲。他们来看我完全是出于真心，出于阶级感情。绝不像你二伯伯他们，国民党在时他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了边。解放了，都要来享清福。他虽然是我的亲哥哥，但不是一个阶级。”
司机老穆从解放战争时期就给罗荣桓开车，两家相处如同一家人。老穆说：罗元帅对同志关心尊重，服务人员工作中出点问题，从不挑剔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穆以为要开很长时间，就跑去参观了。不料会议很快结束，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汽车，后来警卫人员帮他找到车，他坐在车上又等了半个多小时老穆才回来。老穆心里很紧张，可是罗荣桓只是问问他到哪里去了，还和蔼地问他参观得怎么样。
“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
长期以来，罗荣桓一面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一面与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常说：“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有的同志劝他要注意养生之道。他回答说：对于革命者来说，养生不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把养生当作保证工作效能的一个条件。争取长寿，是为了在革命事业上给后代做出更多的成果。
罗荣桓认为，与疾病做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多年来，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坚持黎明即起，在清晨新鲜的空气里散步一小时。
在医院，罗荣桓是最自觉、最守纪律的病人。他尊重医护人员，积极配合治疗，处处为医护人员着想，从来不提出请专家教授专门来给他看病，也不要求用什么特殊的药物。医生护士为他做点事，他总是用感激的口吻说：“你们是党派来工作的，真比我自己的儿女还要亲。我病了，使你们得不到休息，真对不起。”他还对护士们说，“在医疗战线上，护士是在第一线。这项工作需要细致、耐心、热心，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责任心，真是不行啊！我看，如果把这项工作做到了家，也确实是了不起的专家。你们既是战士又是专家。”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因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由于肾功能衰竭引起了尿毒症，医院没有人工肾的设备，只能采取向腹内注射大量生理盐水，隔半小时再抽出来的腹膜透析的办法。这种治疗，肚子胀得像鼓一样，他都一声不吭。他还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吃饭呕吐、浑身奇痒的痛苦。每当他勉强吃下一点东西时，就带着胜利的笑容说：“又打了一个胜仗，看起来，对于病也得要抗，不抗是不行的。”
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陷入昏迷状态，同志们焦急万分，可是他醒过来后却安慰大家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
有一天朱德来看望，对他说：“荣桓同志，你还要继续和疾病做斗争啊！”
他望着这位老领导、老战友，平静地说：“是要和疾病做斗争，可是这一次恐怕是斗不赢了。实在斗不过去，也只好这样了。”
罗荣桓在弥留之际，拉着夫人林月琴的手，深情地望着这位和他同甘共苦近30年的红军女战士，对她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嘱咐孩子们：“我一生选择了革命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1956年，罗荣桓回到阔别30多年的家乡湖南衡山县，县里准备设宴欢迎他。罗荣桓婉言谢绝，却提出弄点本地的红米冬粘（冬粘系方言，即晚稻）做饭吃。对这种糙米冬粘，他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说：“现在的人总以为吃精米最好，其实这红米冬粘，虽然糙一点，但营养不坏。什么事情都得看实质。”
北平解放后，罗荣桓住在南池子18号。这里的房间较少，为了照顾他在家办公方便，管理部门在院子里为秘书加盖了一间房子，在院旁盖了一间车库。不久，“三反”运动开始，他认为这属于浪费问题，主动向中央写了检讨。
有一次，医生考虑到罗荣桓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为使他在床上看文件、读书、找人谈话方便些，就从北京医院借来一张摇床。罗荣桓批评说：“医院有许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自己家里来呢？”他的夫人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婉转地问：“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出钱做一张可以吧？”罗荣桓表示同意。最后还是林月琴拿了400元钱到上海订做了一张。
罗荣桓处理亲属关系很讲原则，区别对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关怀照顾，亲如家人。
1949年秋，湖南解放不久，罗荣桓就打电话给当时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请他对自己家乡来北京寻访的亲友进行劝阻。1950年1月，罗荣桓的二哥罗晏清还是找到北京来了。罗晏清在家乡当过族长，雇过佃户，思想落后，罗荣桓对他比较冷淡。有一天，罗荣桓看见他摆着架子支使警卫人员干活，就严肃地对他说：“我们的警卫员、通信员都是革命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能对他们摆那个土豪劣绅的臭架子？”没住几天，就让他回去在土改中接受群众的教育。
不久，从衡山来了一位当过长工的老人，1926年年底罗荣桓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时，他是农会会员。家乡解放了，特地到北京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非常热情地接待他，给他安排住处，让秘书陪着参观游览。老人走时，给他买票，亲自送到大门口，又派人送到火车站。事后，罗荣桓对孩子说：“这些人虽然不是亲戚，但思想感情一致，比亲兄弟还亲。他们来看我完全是出于真心，出于阶级感情。绝不像你二伯伯他们，国民党在时他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了边。解放了，都要来享清福。他虽然是我的亲哥哥，但不是一个阶级。”
司机老穆从解放战争时期就给罗荣桓开车，两家相处如同一家人。老穆说：罗元帅对同志关心尊重，服务人员工作中出点问题，从不挑剔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穆以为要开很长时间，就跑去参观了。不料会议很快结束，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汽车，后来警卫人员帮他找到车，他坐在车上又等了半个多小时老穆才回来。老穆心里很紧张，可是罗荣桓只是问问他到哪里去了，还和蔼地问他参观得怎么样。
“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
长期以来，罗荣桓一面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一面与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常说：“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有的同志劝他要注意养生之道。他回答说：对于革命者来说，养生不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把养生当作保证工作效能的一个条件。争取长寿，是为了在革命事业上给后代做出更多的成果。
罗荣桓认为，与疾病做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多年来，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坚持黎明即起，在清晨新鲜的空气里散步一小时。
在医院，罗荣桓是最自觉、最守纪律的病人。他尊重医护人员，积极配合治疗，处处为医护人员着想，从来不提出请专家教授专门来给他看病，也不要求用什么特殊的药物。医生护士为他做点事，他总是用感激的口吻说：“你们是党派来工作的，真比我自己的儿女还要亲。我病了，使你们得不到休息，真对不起。”他还对护士们说，“在医疗战线上，护士是在第一线。这项工作需要细致、耐心、热心，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责任心，真是不行啊！我看，如果把这项工作做到了家，也确实是了不起的专家。你们既是战士又是专家。”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因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由于肾功能衰竭引起了尿毒症，医院没有人工肾的设备，只能采取向腹内注射大量生理盐水，隔半小时再抽出来的腹膜透析的办法。这种治疗，肚子胀得像鼓一样，他都一声不吭。他还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吃饭呕吐、浑身奇痒的痛苦。每当他勉强吃下一点东西时，就带着胜利的笑容说：“又打了一个胜仗，看起来，对于病也得要抗，不抗是不行的。”
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陷入昏迷状态，同志们焦急万分，可是他醒过来后却安慰大家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
有一天朱德来看望，对他说：“荣桓同志，你还要继续和疾病做斗争啊！”
他望着这位老领导、老战友，平静地说：“是要和疾病做斗争，可是这一次恐怕是斗不赢了。实在斗不过去，也只好这样了。”
罗荣桓在弥留之际，拉着夫人林月琴的手，深情地望着这位和他同甘共苦近30年的红军女战士，对她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嘱咐孩子们：“我一生选择了革命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