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无法统一，人有时候就会逃避。在网络游戏中，你只要轻轻一点鼠标，就会感觉到自己有强大的力量，所向披靡，但这一切都是虚空的。”陶然——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学成瘾科、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主任，正在给50多个孩子上课。他们穿着迷彩上衣，只有十五六岁。“从前我学习很好，总是听表扬，后来表扬的话少了，我受不了”……面对孩子们的各种发言，陶然都会说两个字：“鼓掌”。
　　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这些孩子们都曾沉迷网络，无法自拔。在位于北京大兴区的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他们正在迎来自己人生的另一次成长。
　　就是在这样的课堂上，陶然总结出一套《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近日，这个标准被美国精神病协会（APA）纳入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以下简称“手册”），该手册是许多国家在诊断精神疾病上的重要参考，中国人制定的标准首次在世界精神疾病诊断领域得到国际认可。新病种——网络成瘾疾病的确立，更为所有青少年科学戒除网瘾提供了科学依据。
　　每个人446个指标
　　5月29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搜寻一番后，终于找到一栋挂着“网瘾治疗中心”牌子的简易平房。约20平方米的办公室中，靠北的墙边放着一排桌子，上边有电脑和脑电波检测仪。陶然微笑着请记者就座。话题自然从网瘾标准说起。“这次我们至少面临14家国际竞争对手。之所以选用我们的，第一是我们的样本量大，第二比较科学。”标准只有9句话，但它的形成，是一个历时8年、从无到有的漫长过程。
　　2003年，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学成瘾科当大夫的陶然发现，来看病的人中不少人谈及上瘾的原因，总会说到两个字——网络，网络聊天、网络游戏等等。与烟瘾、酒瘾、毒瘾等对某种物质上瘾不同，网瘾看不见、摸不着，在当时算新鲜事物。它是不是病，能不能治，怎么治……当时的陶然还拿不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为此来就诊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两年学习摸索，2005年，陶然团队收治了200多个沉迷网络的孩子。通过临床实践，他们慢慢发现这是一种病。“很多孩子玩网络游戏不上学，这在生物学叫做社会功能受损，是一种疾病。最严重的是不上学，不工作，友谊、人际交往也没有；还有就是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痛苦。”
　　一个孩子3年不出家门，头发1米多长，爸爸用过很多办法让他离开电脑房，烟熏、连续饿他几天……都不见成效；一个孩子因为妈妈不让上网，居然剪掉了妈妈的耳朵；还有的孩子把家人肋骨砍断……“有网瘾的孩子当中，58%的人因为父母不让上网，动手打过父母，我还遇见过10几个穿尿不湿的。”
　　从2005年开始，陶然全面投入了网瘾的研究。当时国内外有一些机构和个人也开始收治网瘾患者。荷兰成立了欧洲首家网瘾诊治所；在国内，电击、中药、军事训练……各种疗法相继问世。陶然则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临床数据的统计上，这个工作量非常之大，但他认为，数据统计是一项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定诊断标准，进而制定治疗方案。“每名患者都要统计446个临床数据，包括说年龄、性别、血型、第几胎等等。针对1200多个病人，我们用6台电脑对这些数据统计分析了半年之久。”
　　网上得知自己的标准被采用
　　2008年，APA修订第四版手册，距上次修订已有14年。陶然忐忑地提交了自己制定的网瘾治疗标准。说到当时承受的巨大压力，陶然仍唏嘘不已。当时手册里没有“非物质成瘾”这一章，更没网瘾这个提法，能不能被接受，他心里完全没底；另外，“我们得到医院不小的支持，但也没获个奖啥的，不少人说我们整天瞎忽悠。”
　　当年11月，APA主席来到北京，考察陶然团队试验的可靠性，与患儿交谈。此后几年，陶然参加了15次APA大会，还去美国进行了两次答辩。“面对着那些专家，我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2009年，陶然首次到美国参加APA大会。35名成瘾界顶级专家就“网络成瘾是否为疾病”展开激辩。而陶然只能在门外等结果，因为他被告知“没有参会资格”。“里面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没有一个亚洲人。”结果，10票赞成，25票反对，陶然的研究最终没有通过。但他没想过放弃。“不管国际社会认不认可，我们还是得做自己的研究。没现成的帽子也没关系，我们就自己命名为‘网络游戏成瘾’，或叫‘网瘾’。”
　　同年，世界成瘾医学界第二次投票，17票赞成，17票反对。这让陶然看到了希望，“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赞同我们的研究了。”2013年，APA第166届年会上全票通过，“网瘾”正式纳入疾病范畴。
　　陶然说：“能制定标准，这个荣誉仅次于得诺贝尔奖。”记者和他开玩笑：“那有奖金吗？”“哪有奖金啊！就是个荣誉。”对陶然而言，最实际的好处就是：APA送了他4本他们印发的手册，每本定价160美元，他还可以以69美元一本的价格再买4本。
　　“大脑用则进，不用则废”
　　怎么治网瘾呢？陶然的答案是：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和教育相结合。“前20天，我们主要解决的是孩子的情绪问题。心理学上有句话叫‘情绪不消除，理性出不来’。只有先消除了他的抑郁情绪，才能让他冷静下来，再根据自身情况进一步治疗。有时候，我们让他和室友交流，同龄人的话更容易听进去。”
　　在成长基地，还有不少家长。“我们也要给家长上课，现在很多家长也不合格，总是在说教，而不是和孩子平等沟通。”在陶然看来，家长应该在规范孩子行为习惯方面严格要求，在培养兴趣之类的事上民主，“但很多家长搞反了”。
　　陶然告诉记者，目前网瘾出现向农村留守儿童、低龄儿童蔓延的现象，而且非常严重。有一次，陶然回山东老家，发现他的母校居然关闭了。一问才知道，不少学生沉迷于网游，不好好上课，最终学校办不下去了，而一个有几百台电脑的网吧里从早到晚热火朝天。
　　“我亲戚家也有个七八岁的孩子，玩手机、玩游戏，比很多大人还灵光。这种情况不在少数，这是在为我们中心培养孩子呀。”说到这，陶然无奈地苦笑着。“大脑用则进，不用则废。玩游戏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大脑只要兴奋一个区就够用了，如果一个孩子长期沉迷于网络，会导致大脑的社会功能丧失。一句话，他的社会化的大脑就被废了。”
　　2012年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网瘾调研报告显示，城市青少年网民中，12.7%有网瘾倾向，人数约为1858万；网瘾青少年约占14.1%，人数约为2404万。北京公安部门也曾统计，青少年犯罪中76%的人都有网瘾。虽然陶然不是在救死扶伤，但他的治疗可以使一个个对社会没有价值甚至有害的少年改邪归正，这比救死扶伤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