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军干部处副处长袁家宗和杜干事，把我和陈耳东叫到一起，说：“政治部决定你俩到军炮团代职副指导员，今天就去，准备好了吗？”我们听了，齐声回答没问题，现在就可以出发。
　　军炮团在东局子的月牙河畔。我坐在吉普车里，心绪怎么也平静不下来。1968年，我从东北的长春毕业分配入伍，在38军当兵锻炼一年多，入了党，锻炼结束，我出人意料地被分配到天津驻军。我的父母的老家在青县，父亲还曾在天津当过三年纺织工人。我能到天津工作，正是父母梦寐以求的。这样，他们可以从遥远的东北，到老家看看，我这里，正可以做他们的驿站。一个人的工作，能够遂父母的心愿，比什么都强。我必须好好工作，才能不辜负他们的期望。由此我十分兴奋。代职是我在66军迈出的第一步，我必须走正走好。兴奋之余，我又有些担心。我这个人，从小学到大学，就没当过干部。小学时，老师让我当个中队长，我说什么也不当。我生性腼腆、胆小，喊个操、集个合都脸红，更别提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了。这样一个人，能当好连队干部吗？即便是代职。这样想着，车已到了炮团驻地。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被分配到炮团指挥连候职。炮团指挥连是一个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连队，党支部是一个敢于担当、勇于进取的班子。在这样一个集体中，我的思想、性格上的弱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一扫无余了。连长韩朝耕，北京怀柔人。那双大眼睛，不光炯炯有神，而且不怒自威。他的军事素质好，指挥能力强，又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正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后来很快升任副团长，又从副团长的位置升任196师炮团团长，说明了他的治军能力和指挥智慧。指导员黄振清，安徽宿县人，文质彬彬，但刚中有柔。那个副连长梁双怀，别看表面上风风火火，大大咧咧，但粗中有细，作风硬朗。他带队执行任务，只喊一声口令，战士们的精神气就提上去了。跟他们在一起工作，我没有时间怕这怕那，很快，我便融合到这新的集体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员。
　　早晨出操，我们四个连队主官一起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威风凛凛，英姿飒爽；稻田插秧，月牙河水映出了我们的身影，战士口中，留下了“一身汗水一身泥”的赞誉；团里举办篮球赛，我和大个子排长杨进元、战士袁山首当其冲，连长加盟，指导员助威；看露天电影，各连赛歌，我负责指挥兼任啦啦队长，跟战士们一块吼，谁不佩服指挥连的声威？我已经不是刚到连队时的那个我了。这些，连里的两位主官看在眼里，喜在眉梢，有一次竟當着全连表扬我：“咱们的副指导员，一点大学生的架子也没有，全身心投入到连队建设中了。”这样的评价，使我心里热乎乎的。我本农家子弟，只是多念了几年书，还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我有什么架子可端呢？倒是自己身上的一些小农意识、知识分子的散漫作风，在连队的熔炉里烧掉了。我应该感谢那些为我树立了榜样的人，是他们，增强了我作为连队干部的素质。
　　8月的一天，连长和指导员给我和副连长传达了团里的命令：指挥连测地排要去黄骅执行测绘任务。连里决定，由我们两人带队前往，梁双怀负责业务，我负责思想政治工作。我很高兴，我终于可以独当一面了。更使我欣慰的是，黄骅与青县接界，我可以借此机会，回家看看江东父老。我的父母是1941年闯关东的，我1943年生于大连以北的小镇普兰店。平时，听见父母念叨过老家的人——聋二爷、庙儿爷、土驴、郝丫头，等等。这些情况，我曾跟指导员谈起过。所以，还没等我开口，指导员就说：“这次让副指导员去黄骅，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可以通过实践，熟悉测地工作和战士生活，以后还要帮助写测地工作总结；另一个是，可以回老家上上祖坟，也算是衣锦还乡呢。”我佩服指导员心细，也佩服他的深谋远虑。测地任务完成后，我所学到的测地业务知识，在帮助修改工作总结时，都有了用场。我也在执行任务中间，回老家住了三天，至今记忆犹新。
　　9月，团里要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讲用会。连里让我帮助无线排战士郑立密写讲用材料。郑立密这小伙子，山东人，要求进步，积极要求入党。原先，他有患得患失的毛病，学习了毛著后，变化很大。有一次执行任务中，划伤了左眼，没受到表扬，倒挨了批评，但他一点没有怨言，说：“我没有注意安全，批评是应该的。为人民服务嘛，就要安全、彻底，不能有一点私心杂念。”我抓住他这句话，帮助他写成《为人民服务，要在安全、彻底上下功夫》的讲用稿，得到团政治处主任续俊生的首肯。因为这篇讲用稿，团里还想把我留在炮团当宣传干事。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也不知有无此事。
　　代职原定一年。可没到半年，10月份，我便接到军里的调令，让我到军宣传处报到。我到宣传处还没坐热板凳，处里就派我去后勤部帮助搞“五七指示”展览。具体工作是写解说词。翌年5月，展览结束。后勤部长张玉民看我有点墨水，执意留我到后勤部政治处写材料。袁家宗副处长征求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2年后，续俊生到军后勤部任政委，我仍然是他的部下。
　　军炮团是我在66军第一个任职的地方。军炮团没有忘记我，我更没有忘记军炮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