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出生在塞外农村的苦孩子。日本鬼子投降时，家乡人民正在欢庆胜利，我母亲却因难产不幸去世，肚子里还带走了死去的小妹妹。之后，老天爷又夺走了姐姐的年轻生命，她患的是肺结核……
　　
　　三个火烧一碗汤，苦孩子就是要参军！
　　
　　1948年秋天，我的家乡解放了。父亲当上了村长，我也上了学，还被选为儿童团团长。父亲工作太忙，把我练成了多面手。我一面坚持读书，一面参与土改工作，一面照顾年近70岁、任过义和团二师兄的祖父和刚满5岁的妹妹。磨米磨面、烧火做饭、打草放驴之类的活儿无所不能。
　　轰轰烈烈的土改刚结束，父亲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八九岁的新媳妇，他们也不太管我们了。这时，妹妹因出天花未能及时治疗死去了，我用席头捆绑上小尸首扔到村头河边，3天后再去看她，早被狼和狗吃得精光!我心疼得放声大哭，哭肿了眼，落下了终生的眼疾。从那时起，我就想清了，一定要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956年冬，不满18岁的我报名参军。到县城体检站一上秤，就像当时那首歌里唱的：“身体一过磅，刚刚差1斤”!我好说歹说不顶用，可也没泄气，又第二次要求上站体检。这次长了个心眼儿，为了称够分量，我在县城饭馆儿里买了3个大火烧，还足足地喝了一碗汤，肚子鼓鼓的就上秤了——体重合格，能参军了!
　　村子里为我开了欢送大会，然后我胸前戴着大红花骑着枣红大马，离开家乡到县城接兵站。第二天凌晨，我们上了军列车，开向了北戴河……
　　在“怎样当好人民解放军”的新兵教育政治考试中，我的考分是最高的。我们军事教导营的大部分教官都经过苏联军事培训，要求严，标准高。一次在摄氏零下30多度走正步，要求还是“抬腿3分钟，上身不能动”，谁上身一晃悠，教官上去就是一鞭子，打疼了还不能吱声!这时候，我耳边就响着老战士的秘诀：“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记得当时自己就亲眼看到，一位新兵战友在天寒地冻训练时用手去摸自己的耳朵，刚一摸，这个耳朵就掉了……
　　
　　误把刹车当油门，开着“嘎斯”大跃进……
　　
　　3个月冬训结束，我各科成绩都优秀。第二天，部队首长带我们徒步行军到汽车教导连，这天我又高兴得彻夜未眠。
　　连长说我们是从400名新兵中挑选出来的学开汽车的，随后分班讨论表决心，然后开誓师大会。随后，我们一面学理论一面实际操作，整天不是念就是背，不是提问就是思考，半年后我们就开车上路了，从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志愿军坐在我们身旁，实际指导我们驾驶。新手上路真的很紧张，有一次，我紧张得错把刹车当成了油门，差点儿掉到沟里，幸亏教练一下子拉住了手刹，才避免了一场事故！
　　1958年全国各条战线搞“大跃进”，建设国防事业也大放卫星。我开着嘎斯69牵引车拉着板合机、发电机等等，快拉快跑地不分节假日、白天和黑夜，由于爱车如命又安全行车，成绩突出，分别在1958、1959两年两次荣立“五好”三等功，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安上和拔掉二虎把门的大金牙……
　　
　　1959年，部队进行自我检查资产阶级思想苗头的整风运动，我让自己很受教育。
　　年轻人爱美，受到山西老兵安金牙的影响，我自己也安了两颗二虎把门的大金牙，觉得挺漂亮，整天笑不够。从部队回家探亲，有的老同学说我变了，回到部队还对这句话耿耿于怀，越想越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一个农村的苦孩子确实变了……于是决心拿掉这两颗大金牙。
　　这天晚上，我用小刀塞进牙缝里一点儿一点儿地撬金牙的套儿，弄得牙根流血，肿得像小山包似的，强忍着疼痛一夜没睡踏实。我跑到卫生室，告诉了军医缘由。
　　军医赶快给我弄了消炎水漱洗、上了药，还把此事汇报了连长。
　　连长找我谈话：“……你可真有勇气，真够坚强的!但自己偷偷这样做不科学，不卫生，今后有病一定要找医生!”他还要求我在全连大会上讲一讲斗掉资产阶级思想苗头的过程。
　　
　　每日行军80里，刻骨铭心战友情……
　　
　　60年代国家遭受天灾人祸，当时我在连队当司务长。为保证施工任务的完成，每天下山需要走10多里路到生产队买菜。有时采买到了一麻包菜蔬，自己就兴冲冲地背上山去为大家改善伙食……那时候，为了战士吃饱，我们想了许多办法，其中有一个叫双蒸法，比如发糕，蒸了一次再加水又蒸一次，这样做水分多了，好歹能顶一阵子饱。当时施工任务重，有的战士一顿饭要吃上十几个发糕，可即便那样也还是吃不饱……可是我们都很坚强，任务一点没有减少。
　　有一次突然塌方，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堵死了施工洞口，大家呼吸十分困难。在这危急关头，洞里召开党小组会研究怎样逃生。张班长提出从下水道带大家爬出去!于是，他在前面摸索着爬，后面战士拽着前面战士的脚脖子，经过40多分钟，他们爬出了洞子……爬在最前面的张班长为了给战友们开道，手指甲盖都被磨掉了，他，保住了年轻战士的12条生命!不久后，张班长被任命为排长并记了二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