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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在20世纪的50年代，民间仍盛行使用粗陶制作的大小缸瓮。这些规制不一的容器，当时赋予特有的生活机能为其考虑。就现在而言，充满手感与粗犷的质感，散发出朴实与沧桑的迷人气息。这些容器表面以当时所谓“淋汤” 的方式将土灰以水调和并涂布器表，以期烧成后加固了容器的机能。再讲究点有的还添加了含铅的矿石来增加华丽的镜面效果。由于陶土内含成分各异的氧化铁，烧成后从酱黄到赭色，或者深咖啡色，呈现缤纷的彩度，而裸露的胎土更显现出变化万千。
这些有幸流传下来的容器，都记录下那段时光曾有的共同记忆，也因此成为民艺品而受到藏家的青睐。20世纪直到8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逐渐富足，整体社会对文化与艺术的渴望相对提升。在陶瓷艺术这区块明显的广纳百川，兼容并蓄。因此“柴烧”的出现正足以解析台湾在当时陶瓷艺术的高度发展的过程。
历史的缘起
传统“柴烧”就单从字义而言：应泛指以薪柴为燃料从事陶瓷的烧制过程，并藉以达到“陶成雅器”的目的。但透过国际化的知识传播，明显的“柴烧”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是一种融“大和民族”的历史、民族性、美学与工艺于一体的特殊技法。与一般论者喜欢用它和中国或朝鲜半岛的文化相提并论是有失偏颇。原因是日本的瓷器迟至17世纪初才出现，而在受到中国与朝鲜的影响之前，日本也自成体系发展出自有的制陶烧陶体系。这种利用特殊的烧窑技巧将原始裸露的泥土烧结；而后产生崭新的外貌并建立完整的美学论述。
就以日本柴烧发展来看，以六大古窑作为发韧点，就更清楚整个文化脉络；其中代表柴烧的两大主窑口：备前烧与信乐烧，大约出现在距今千年的弥平安生时代。然而成熟期却延后至16世纪中叶，由丰臣秀吉掌权的安土桃山时代，那是一段“茶陶”最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千利休茶头为首的精英分子，包括“利休七哲”与其中最负盛名的古田织部都属当时佼佼者。当时主张闲寂之风的“草庵茶风”与秀吉为首的奢华“大名”茶分庭抗礼，但都大量使用“柴烧”的茶陶。
这种以“和静清寂”为美学主张的饮茶方式，需要大量素朴之美的茶陶器用，就成为备前与信乐等古窑的发展契机。这些作品，经过十来日柴火的焠炼，泥土中的元素被一一唤醒。
技巧娴熟的陶工，透过火路与土坯的排列和控制方式，让木柴的灰烬透过火的舞动，覆披在器物的表面，再经由温度融升的变化，不但留下火痕行走的方向，有时呈现出有如胡麻、如熔岩、如牡丹饼般娇红的表面肌里。
然而真正成为国际认同的主流文化其实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战败的日本受到美国占领。这种传统的烧窑技法因此传播，并引起欧美艺术界广大的回响。加上1926年以柳宗悦、滨田庄司、河井宽次郎引领的“民艺运动”让西方世界得以一窥东方神秘的面纱。这种严肃与神秘的陶艺表现手法更因此风靡了欧美。然而中过（台湾）地区虽然受日本统治50年，但用西方美学诠释的日式“柴烧”方式作为创作，正确的时间点应该在现代陶艺发展后的80年代前后。
台湾柴烧的崛起
中国台湾地区旋因“国府”迁台，这时的陶瓷技法与宋元明清无缝接轨，平行移入的娴熟技巧和避秦而来的能工巧匠，丰泽了孤悬海上的宝岛。这段历史也曾经物华天宝，然而世事多变。或许，历史自有其演化的轨迹，“柴烧”的兴起，似乎可以算是这种变化过程中的必然。甚至可以将其出现视为对传统完美技法的一种反动，或者是归真返璞的向往与行动。
从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茶”与“器”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近代中国台湾成熟的“茶文化”仍受到明末清初潮汕功夫茶的影响。当时所谓“壶必孟臣、杯必若深、茶必武夷”也许受到战乱的影响。但“香橼壶、核桃杯”这种规制却延续400多年而不坠，散茶淹泡的方式仍为主流。唐代陆羽“茶经”对器物制作的因时因地制宜在台湾充分的发挥。
纵向的从历史撷取历朝历代精髓，横向的则广纳百川博采各国长处。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发展出代表性的台湾地区“茶”“陶文化”。“柴烧”的形成只能代表台湾茶陶文化其中一环，而非全部。
然而就现实面来说，茶文化的蓬勃提供“陶瓷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养分。所以台湾地区“柴烧”崛起，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流行趋向，就如同“天目”茶碗与“青花”或仿“汝窑”的茶器一样，提供茶文化的选项之一。其次以精神层面而言，日本的茶道经过400年的洗礼的成功模式，足可借鉴。其中强调幽静玄妙的性灵追求与朴实含蓄的心理联结，精准的直指人心。那接近宗教意境的感受，更可纾解了这些年整体环境中社会动荡与生活压抑的都会习气，于是乎，“柴烧”就自然而然的走入陶艺生活区块而广为流行。
其次，中国台湾地区“柴烧”在二三十年间快速崛起，非官方的统计目前有计200多座柴窑散布各地，且急遽增加。其组成人才则大致来自学校体系占大多数，世代相传的门阀屈指可数。这种情形正好和日本相反。世袭的窑厂在日本非常普遍，散居各地窑口与历史产生联结并各具特色。
再者，日本有悠久的烧窑传统，连燃料“赤松”的植栽、砍伐、供应都有承袭多年的制度。反观台湾就没如此严肃，探究其中最大的原因，中国台湾地区森林资源受到严格的保护，薪材来源受限。所幸生活型态的改善，炊煮的方式有别以往，加上空污法的执行，让许多原本提供民生必需的木材残料无处宣泄。柴烧的兴起也让彼此之间两相得利，以环保观念来说更值得推广。
柴烧运动
看台湾“柴烧”的发展勿宁说是台湾民族性的缩影，在窑体的建立上，早期大致模仿日式柴窑，逐渐摸索，完全依个人的认知而盖属于自己的窑，长时间的经验累积，逐渐脱离对日本“柴烧”的模仿，而发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柴窑。从台湾头到台湾尾，甚至离岛澎湖，都有窑烟升起。“柴烧”隐然形成陶艺界的全民运动。
当中国台湾“柴烧”成为传承文化的载体，深度的描述与优雅的称谓是可以加深印象的。翻开历史名著，先例不胜枚举，如宋代的美人醉、蚯蚓走泥纹、百极碎、铁线金丝叙述器表肌里；而霁红、甜白、三彩等则标示色彩色相。“向古人借智慧”是可行的，我們蕴藏于民间的蓬勃力量不可忽视，之于“柴烧”还有一段艰辛的路等待去劈荆荆棘，齐心建立特有的风格。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这些有幸流传下来的容器，都记录下那段时光曾有的共同记忆，也因此成为民艺品而受到藏家的青睐。20世纪直到8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逐渐富足，整体社会对文化与艺术的渴望相对提升。在陶瓷艺术这区块明显的广纳百川，兼容并蓄。因此“柴烧”的出现正足以解析台湾在当时陶瓷艺术的高度发展的过程。
历史的缘起
传统“柴烧”就单从字义而言：应泛指以薪柴为燃料从事陶瓷的烧制过程，并藉以达到“陶成雅器”的目的。但透过国际化的知识传播，明显的“柴烧”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是一种融“大和民族”的历史、民族性、美学与工艺于一体的特殊技法。与一般论者喜欢用它和中国或朝鲜半岛的文化相提并论是有失偏颇。原因是日本的瓷器迟至17世纪初才出现，而在受到中国与朝鲜的影响之前，日本也自成体系发展出自有的制陶烧陶体系。这种利用特殊的烧窑技巧将原始裸露的泥土烧结；而后产生崭新的外貌并建立完整的美学论述。
就以日本柴烧发展来看，以六大古窑作为发韧点，就更清楚整个文化脉络；其中代表柴烧的两大主窑口：备前烧与信乐烧，大约出现在距今千年的弥平安生时代。然而成熟期却延后至16世纪中叶，由丰臣秀吉掌权的安土桃山时代，那是一段“茶陶”最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千利休茶头为首的精英分子，包括“利休七哲”与其中最负盛名的古田织部都属当时佼佼者。当时主张闲寂之风的“草庵茶风”与秀吉为首的奢华“大名”茶分庭抗礼，但都大量使用“柴烧”的茶陶。
这种以“和静清寂”为美学主张的饮茶方式，需要大量素朴之美的茶陶器用，就成为备前与信乐等古窑的发展契机。这些作品，经过十来日柴火的焠炼，泥土中的元素被一一唤醒。
技巧娴熟的陶工，透过火路与土坯的排列和控制方式，让木柴的灰烬透过火的舞动，覆披在器物的表面，再经由温度融升的变化，不但留下火痕行走的方向，有时呈现出有如胡麻、如熔岩、如牡丹饼般娇红的表面肌里。
然而真正成为国际认同的主流文化其实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战败的日本受到美国占领。这种传统的烧窑技法因此传播，并引起欧美艺术界广大的回响。加上1926年以柳宗悦、滨田庄司、河井宽次郎引领的“民艺运动”让西方世界得以一窥东方神秘的面纱。这种严肃与神秘的陶艺表现手法更因此风靡了欧美。然而中过（台湾）地区虽然受日本统治50年，但用西方美学诠释的日式“柴烧”方式作为创作，正确的时间点应该在现代陶艺发展后的80年代前后。
台湾柴烧的崛起
中国台湾地区旋因“国府”迁台，这时的陶瓷技法与宋元明清无缝接轨，平行移入的娴熟技巧和避秦而来的能工巧匠，丰泽了孤悬海上的宝岛。这段历史也曾经物华天宝，然而世事多变。或许，历史自有其演化的轨迹，“柴烧”的兴起，似乎可以算是这种变化过程中的必然。甚至可以将其出现视为对传统完美技法的一种反动，或者是归真返璞的向往与行动。
从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茶”与“器”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近代中国台湾成熟的“茶文化”仍受到明末清初潮汕功夫茶的影响。当时所谓“壶必孟臣、杯必若深、茶必武夷”也许受到战乱的影响。但“香橼壶、核桃杯”这种规制却延续400多年而不坠，散茶淹泡的方式仍为主流。唐代陆羽“茶经”对器物制作的因时因地制宜在台湾充分的发挥。
纵向的从历史撷取历朝历代精髓，横向的则广纳百川博采各国长处。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发展出代表性的台湾地区“茶”“陶文化”。“柴烧”的形成只能代表台湾茶陶文化其中一环，而非全部。
然而就现实面来说，茶文化的蓬勃提供“陶瓷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养分。所以台湾地区“柴烧”崛起，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流行趋向，就如同“天目”茶碗与“青花”或仿“汝窑”的茶器一样，提供茶文化的选项之一。其次以精神层面而言，日本的茶道经过400年的洗礼的成功模式，足可借鉴。其中强调幽静玄妙的性灵追求与朴实含蓄的心理联结，精准的直指人心。那接近宗教意境的感受，更可纾解了这些年整体环境中社会动荡与生活压抑的都会习气，于是乎，“柴烧”就自然而然的走入陶艺生活区块而广为流行。
其次，中国台湾地区“柴烧”在二三十年间快速崛起，非官方的统计目前有计200多座柴窑散布各地，且急遽增加。其组成人才则大致来自学校体系占大多数，世代相传的门阀屈指可数。这种情形正好和日本相反。世袭的窑厂在日本非常普遍，散居各地窑口与历史产生联结并各具特色。
再者，日本有悠久的烧窑传统，连燃料“赤松”的植栽、砍伐、供应都有承袭多年的制度。反观台湾就没如此严肃，探究其中最大的原因，中国台湾地区森林资源受到严格的保护，薪材来源受限。所幸生活型态的改善，炊煮的方式有别以往，加上空污法的执行，让许多原本提供民生必需的木材残料无处宣泄。柴烧的兴起也让彼此之间两相得利，以环保观念来说更值得推广。
柴烧运动
看台湾“柴烧”的发展勿宁说是台湾民族性的缩影，在窑体的建立上，早期大致模仿日式柴窑，逐渐摸索，完全依个人的认知而盖属于自己的窑，长时间的经验累积，逐渐脱离对日本“柴烧”的模仿，而发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柴窑。从台湾头到台湾尾，甚至离岛澎湖，都有窑烟升起。“柴烧”隐然形成陶艺界的全民运动。
当中国台湾“柴烧”成为传承文化的载体，深度的描述与优雅的称谓是可以加深印象的。翻开历史名著，先例不胜枚举，如宋代的美人醉、蚯蚓走泥纹、百极碎、铁线金丝叙述器表肌里；而霁红、甜白、三彩等则标示色彩色相。“向古人借智慧”是可行的，我們蕴藏于民间的蓬勃力量不可忽视，之于“柴烧”还有一段艰辛的路等待去劈荆荆棘，齐心建立特有的风格。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