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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觉经常骗人，有时觉得挺明白的问题，实际是不甚了然。我对于李德的认识就是这样，例如他是怎样来中国的?又怎样去了苏区?在苏区究竟做了些什么?下台后的表现如何?在中国的两次婚姻情况是怎样的?在陕北是怎样生活的?我带着这些似知非知的问题，在书山文海中仔细地、久久地追踪着李德的足迹，寻找着问题的答案……
奉派送款来中国
李德刚到中央苏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对自己的经历谈得不多，而且常不一致，给人一种神秘感。后来，人们才搞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
李德(1900—1974)是德国人，1900年9月28日生于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镇。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国取名李德(就是姓李的德国人之意)，笔名华夫(即“中国人”之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19年4月，在慕尼黑参加过巷战。据说这是后来共产国际派他到苏区的主要原因之一：准备指导中国可能发生的近距离巷战。1924年底，在德共中央情报部门工作。1926年9月，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先在苏联红军中工作，最高军职是团长。后人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受到战术和战略方面的基本训练。1932年春毕业后，先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工作，后来被派往中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送巨款到上海，以营救在那里的租界被捕的苏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谍报人员兼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牛兰(保罗·鲁埃格)，以及其助手汪得利曾。因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考虑到当时德日关系较好，即使出现意外也好回旋，所以，共产国际就选派德国人李德去中国执行这项特殊任务。他的母语是德语，又懂俄语和英语，具备出国工作的优越条件。
李德受命启程。他先在哈尔滨做了一些“调查旅行”(有人说是搜集日军情报)，然后乘火车抵达大连，再转乘轮船于1 932年秋季到了上海。几经周折，李德找到了驻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就是在这里，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博古结识了李德。他们都在莫斯科学习过并且认识，用俄语多次交谈后，双方都感到很投缘。博古知道李德是学军事的，觉得遇到了“高人”，执意请他去苏区指导军事工作。此事须经共产国际批准，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向莫斯科发专电请示。另外，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李德只好暂留上海，在远东局工作。此间，他曾持史沫特莱的信，以记者身份到达北京，与斯诺夫妇交谈过中国革命问题，但很不投机。不久，共产国际回电，同意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去苏区。施特恩到沪并与李德谈话作了指示后，1933年9月，“送款人”李德就变成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来到江西瑞金，并开始启用中文名字“李德”。
当时，共产国际的回电很明确：“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就是说，李德对于中国军事问题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和指挥权；在军事上李德不受命于共产国际，而受命于中共中央委员会。但后来的事实却与此相反，李德不仅指挥和决策红军的战略、战役和战术，而且还出席中共中央或政治局的会议，对中共的政策方针指手画脚，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军事顾问来到中央苏区
1932年底，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临时中央决定迁到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博古、张闻天等从上海出发，于1933年1月19日抵达瑞金。9月底，李德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后，从上海经汕头、大埔、闽西苏区，也来到江西中央苏区。据李德说，他是在上海党组织的严密保护下，经过一个个交通站的接力转送才到瑞金的。有一段行程是藏在一只运货帆船船舱的夹层中，溯赣江而上，再走陆路。他的高鼻蓝眼形象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一旦被敌人发现，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
为了安全和便于警卫，中央苏区在瑞金县城外的山下，专门为李德盖了几间房子。这里绿树掩映，四周是稻田。没人闲杂人员来往，周围设了岗哨，日夜警戒。后来人们把这所房子叫作“独立房子”，管李德叫“独立房子的主人”。其实，“独立房子”并不大，一排三间，一明两暗。一头是李德的卧室，一头是翻译和警卫人员的住处，中间较大的一间是会议室。后来又加盖了西厢房。
中央还为李德选派了两名翻译，一个是伍修权，另一个是王智涛。同时，又为李德量体制做了几套红军服装，选定了为他生活服务的工作人员，还为他设法搞到咖啡、雪茄，对这位“洋顾问”照顾得很周到。
博古主持欢迎会
李德来到苏区，博古觉得有了靠山，如虎添翼，所以非常高兴，非常重视。1933年中秋节前，博古亲自主持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热烈欢迎李德。这天，在瑞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重要的军事领导人都接到一个很“特殊”的通知：要求上午8时，到军委会议室出席重要会议。不准带警卫员，不准由副职或秘书代替，不准缺席或迟到。但会议的内容却没有告知。
人到齐后，李德由博古和翻译伍修权陪同进入会场。博古带头鼓掌，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今天中央和军委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的会，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特洛夫同志。”此时，在邓发和博古的带领下，响起了一阵有礼貌的掌声。李德面无表情，只是直了直身子环视大家。之后，博古又说：“为了对外保密，尤其是考虑到顾问同志的安全，中央和军委决定：任何人不得泄漏他的身份和原名(其实博古并没有介绍这些情况)。在必要时可以叫他的中文名字——李德，也可以按党内惯例称李德同志。希望大家遵守这一规定，不得违反!”接下来，博古又对李德进行了过分的吹捧，他说：“李德同志是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军队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其实李德当时才33岁)和军事家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人们静静地听着，毛泽东很反感。
然后，博古请李德讲话。李德缓缓站起来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用俄语说：“我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帮助与指导，帮助你们建立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并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与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直至全世界……”讲到此处，他右手握拳向前上方有力地伸出去。
讲话毕。博古引领李德走向与会的人 员，一一作介绍。当走到坐在角落的毛泽东面前时，博古说：“这是毛泽东同志!”李德的眼睛一下睁大，心想：这就是久闻大名的毛泽东?!他马上与毛泽东握手，说：“你好!”毛泽东也伸出手，说：“幸会，幸会!”语气平静，不冷不热。
李德感到很奇怪：毛泽东见到我怎么会感到“荣幸”呢?他在上海时就听共产国际驻华负责人跟博古说过，毛泽东虽然能力和名气很大，但他指挥部队打仗的方针和做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很不一致，是“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狭隘经验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常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批评，但总制服不了这个独立思考的人。这次派他来当顾问，也有加强与毛泽东作斗争的意思，这一点毛泽东不会不明白。所以，当听到毛泽东说见到他很“荣幸”时。李德简直难以置信。
李德冷落毛泽东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受王明、博古排挤，已被剥夺党、军大权，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担任主席职务。毛泽东对李德不了解，所以很想与之沟通，有所交流。
在欢迎李德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主动到“独立房子”来过两次，试图与李德沟通。
据李德的翻译王智涛说，第一次，毛泽东是晚饭后来的。李德在小院内坐着抽烟、喝咖啡，他站起来与毛泽东握了握手，叫警卫员搬来一个小马扎，端上一杯咖啡，接待毛泽东，还算礼貌客气。咖啡端来后，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你是洋包子，我是土包子，我喝不惯这玩意儿，还是茶好。”王智涛翻译后，立即请警卫员换了一杯茶。他们二人闲聊几句话，毛泽东即直入主题，就所谓的“富农路线”与李德进行探讨。刚说了几句，李德就打断毛泽东的话，生硬地说：“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讨论的必要，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作了结论。我的职责和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把游击习气严重的中国工农红军，改造成一支强大的正规化军队，并带领他们去战胜反动派。”
毛泽东只好转而谈对所谓“游击主义”和“游击习气”的看法，他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发展、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以及一些典型战例，借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开始，李德还能听进去，但很快就不耐烦了，颇为不满地说：“你还是坚持你那老一套。看来，我们分歧很大。我还有事，今天是不是先谈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谈!”毛泽东只好告辞。王智涛送走毛泽东回到小院，看见警卫员正在打扫卫生。李德指着地下的痰迹和烟头，忿忿地说：“不拘小节，地地道道的土包子，这就是游击习气。”
几天后，毛泽东又来拜访，恰好李德、博古、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正在开会，伍修权做翻译。王智涛进屋通报后，周恩来出来与毛泽东热情握手，说：“我们的小会很快就结束。”请他到西厢房稍坐。不一会儿，警卫员说李德找王智涛，他赶紧步入正厅。李德说：“毛泽东又来贩卖他那老一套，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博古说：“智林斯基(王智涛的俄文名)，你告诉毛泽东，我们的会还要开很长时间，请他先回去吧。”王智涛委婉地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什么话也没说，站起来就走。此后，他很少再登李德的门。
顾问掌握指挥权
李德来到苏区，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1933.9—1934.10)期间，前四次反“嗣剿”，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少胜多，以弱制强，都取得了胜利。而此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年仅26岁，自己不懂军事，又不信任毛泽东，便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实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他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并最终失败。正如伍修权所说：李德的权力和地位，是博古拱手让给他的。事实正是如此。博古当时作出了这样的指示：前方的来电，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准确位置，并完成翻译后，绘成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执行)。
李德是一个非常自负和跋扈的人。他到苏区，一不调查，二不研究，违背共产国际指示，自己把“顾问”身份暗转成“指挥者”。他宣称：“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要打“国与国之间的正规战争”，推行“六路分兵”、“全面抵御”、“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结果是以弱拼强，伤亡损失惨重。从1933年10月起，中央苏区的红军开始按照李德制定的作战计划进行作战。10月9日，红军进攻硝石，连攻数日未克，不得不撤出战斗；10月22日，红军进攻资溪桥，连攻4日未克，又以撤退结束；11月7日，红军进攻金溪县的浒湾、八角亭，结果伤亡1100多人，还是被迫撤出战斗；11月15日一17日，中央红军主力北出作战，遭敌阻击，伤亡巨大，被迫放弃阵地。这期间，李德让红军主力在敌人堡垒之间连续作战，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而遭到重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
李德的“亮相”指挥虽然连连失败，但他都不认错、不自责。这年的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根据他的建议，取消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中央军委指挥红军作战。但实际上是由李德、博古直接指挥军队，李德的权力进一步强化。
1934年1月，蒋介石抽调更多的兵力“围剿”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更加严峻。这时，李德不知改弦更张，依然命令中央红军实行阵地战、堡垒战，以“短促突击”的战法顶住敌人。在这种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挥下，从1月下旬起，红军又是接连失败。在4月中上旬的广昌保卫战中，李德、博古亲赴前线指挥，想露一手，挽回连连失利的面子。经过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虽然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最后，广昌还是于4月18日丢掉。7月上旬，国民党兵分六路，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李德又指挥红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8月5日，国民党调集9个师的兵力，由广昌南下，进犯苏区。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奉命阻击，因损失严重，不得不于8月28日放弃全部阵地。9月、10月，红军仍未摆脱被动挨打局面。正如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所说：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是部队伤亡惨重，阵地连连失守，兵力越来越弱，苏区越打越小，最后只剩下撤离转移一条路。
其实，李德、博古的战略方针并不代表共产国际。1934年2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对苏区反“围剿”中采取阵地战和“全 线抵御”的做法，提出过不同意见，同时还肯定了“过去的经验”。李德却置若罔闻，依然故我。迫于形势，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为此，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实权仍在李德手里。
长征开始以后，李德、博古又实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惊慌失措，仓促上路，没有通盘计划，不作充分动员，携带坛坛罐罐，包括咖啡壶、烟灰缸、书籍、造枪机、印刷机、报纸、文件……踏上了漫漫征途。在随行人员安排上，他们实行排斥异己的方针，初拟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后强留瞿秋白、毛泽覃等一些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干部在苏区，并导致一些干部牺牲。毛泽东后来说：大批辎重妨碍了行动，单是从事辎重运输的就有5000多人。这种搬家式的逃跑，如同叫化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只要狗咬不着就行，根本不想把狗打死。
除了独揽军事指挥权外，李德在中央苏区还大搞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1934年10月初，根据李德的意见，撤销了刘伯承军委总参谋长职务，1933年11月23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召开党员干部会议，根据李德、博古的要求，开展反对红军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对萧劲光等人进行无情打击。
1943年1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是：“战略上分兵以便敌人消耗，集中以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逼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的兵力。”这是一针见血的分析和概括。
军事顾问遭抵制
首先抵制李德的是党和军队中的高层人士。1933年11月7日，红三、红七军团按照李德拟定的作战计划，进攻浒湾、八角亭失利，红军伤亡1100多人，萧劲光被迫撤出战斗。事后，李德、博古撤销了萧劲光红七军团军团长兼政委的职务，并将他拘禁起来，要处以极刑。对此，毛泽东等均表示反对，王稼祥拒绝在这一命令上签字，结果萧劲光虽被撤职、开除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监押，但未被处死。毛泽东去看望被关押的萧劲光时说：“你做得对，应该撤退!”后来，萧劲光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遵义会议后得到平反。
1934年4月10日至27日的广昌战役，在李德“死守广昌、短促突击”的错误指挥下，以红军付出5500余人的伤亡代价而告败。事后，李德不检讨自己，却斥责这一战役的主力红三军团之司令员彭德怀，说他不组织反攻，指挥无力导致了失败，要处罚彭德怀。这下激怒了彭德怀，他把压在心里很久的话都喷发出来。他大声冲李德说：“你说得轻松，部队没有子弹怎么反攻?你的命令一开始就是错的。从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由你指挥作战以来，红军就没有打过一场好仗。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彭德怀越说越气，两眼一直瞪着李德。稍停，他的“机关枪”又开始发射：“你的计划造成了重大牺牲，你不感到内疚吗?你不觉得心痛吗?”
彭德怀这一番痛快的反击，一下子把李德“镇”住了，竟一时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才吼叫起来，声言要处分彭德怀。彭德怀后来说：我吵完就打好背包，准备被召回瑞金，受审判乃至枪毙，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后来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在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前不久，有一次，李德说有急事要到总参谋部去。路上有几个总参谋部战士在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突然怒火万丈，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这一幕严重伤害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民族自尊心。他感到李德对自己的训斥，有些是工作上的不同见解和争论，他可以做到宠辱不惊。但对我们的红军战士这样无理粗野，实在是令他怒不可遏。他指着李德，用俄语厉声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你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这种行为是无耻的，与帝国主义分子没有什么两样，是对我们民族的不尊重!”李德面对愤怒的刘伯承和围观的红军战士，吓得未敢争辩便悻悻而去，跑到博古那里告了刘伯承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会妨碍他的工作，要求罢免刘伯承的职务。不久，刘伯承被降职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
长征初期的作战计划是由李德制定的，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继续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人们对他的不满和抵制也在增长。1934年11月，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时，付出惨重代价。李德委过于人，拿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边阻击敌人，被打垮了。他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战士都不动手。毛泽东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吧!”之后，他鼓励周子昆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听说后，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也进行了斗争。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红军进军川黔边地区，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李德因病未出席。会后听了周恩来的转述，他大为恼火，恶语指责。周恩来寸步不让，批评李德固执己见，态度蛮横，气得李德拍桌子，把马灯都震灭了。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都起来公开反对李德这位“洋顾问”的瞎指挥。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结果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支持的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否决了李德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紧接着，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的黎平会议，1935年元旦中央的猴场会议，一连三次讨论行军方向问题，都以毛泽东意见的胜利、李德意见的失败而结束。这表明，毛泽东的意见开始在红军中起作用，李德下台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此外，聂荣臻、叶剑英、伍修权等高级干部，也都经常议论李德的“瞎指挥”给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批评博古事事听从李德，以及对干部实行“惩办主义”的行为。但是这些不满和抵制，都未能动摇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只有到遵义会议，才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待续)
(责编 郄 智)
奉派送款来中国
李德刚到中央苏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对自己的经历谈得不多，而且常不一致，给人一种神秘感。后来，人们才搞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
李德(1900—1974)是德国人，1900年9月28日生于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镇。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国取名李德(就是姓李的德国人之意)，笔名华夫(即“中国人”之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19年4月，在慕尼黑参加过巷战。据说这是后来共产国际派他到苏区的主要原因之一：准备指导中国可能发生的近距离巷战。1924年底，在德共中央情报部门工作。1926年9月，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先在苏联红军中工作，最高军职是团长。后人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受到战术和战略方面的基本训练。1932年春毕业后，先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工作，后来被派往中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送巨款到上海，以营救在那里的租界被捕的苏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谍报人员兼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牛兰(保罗·鲁埃格)，以及其助手汪得利曾。因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考虑到当时德日关系较好，即使出现意外也好回旋，所以，共产国际就选派德国人李德去中国执行这项特殊任务。他的母语是德语，又懂俄语和英语，具备出国工作的优越条件。
李德受命启程。他先在哈尔滨做了一些“调查旅行”(有人说是搜集日军情报)，然后乘火车抵达大连，再转乘轮船于1 932年秋季到了上海。几经周折，李德找到了驻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就是在这里，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博古结识了李德。他们都在莫斯科学习过并且认识，用俄语多次交谈后，双方都感到很投缘。博古知道李德是学军事的，觉得遇到了“高人”，执意请他去苏区指导军事工作。此事须经共产国际批准，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向莫斯科发专电请示。另外，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李德只好暂留上海，在远东局工作。此间，他曾持史沫特莱的信，以记者身份到达北京，与斯诺夫妇交谈过中国革命问题，但很不投机。不久，共产国际回电，同意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去苏区。施特恩到沪并与李德谈话作了指示后，1933年9月，“送款人”李德就变成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来到江西瑞金，并开始启用中文名字“李德”。
当时，共产国际的回电很明确：“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就是说，李德对于中国军事问题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和指挥权；在军事上李德不受命于共产国际，而受命于中共中央委员会。但后来的事实却与此相反，李德不仅指挥和决策红军的战略、战役和战术，而且还出席中共中央或政治局的会议，对中共的政策方针指手画脚，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军事顾问来到中央苏区
1932年底，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临时中央决定迁到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博古、张闻天等从上海出发，于1933年1月19日抵达瑞金。9月底，李德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后，从上海经汕头、大埔、闽西苏区，也来到江西中央苏区。据李德说，他是在上海党组织的严密保护下，经过一个个交通站的接力转送才到瑞金的。有一段行程是藏在一只运货帆船船舱的夹层中，溯赣江而上，再走陆路。他的高鼻蓝眼形象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一旦被敌人发现，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
为了安全和便于警卫，中央苏区在瑞金县城外的山下，专门为李德盖了几间房子。这里绿树掩映，四周是稻田。没人闲杂人员来往，周围设了岗哨，日夜警戒。后来人们把这所房子叫作“独立房子”，管李德叫“独立房子的主人”。其实，“独立房子”并不大，一排三间，一明两暗。一头是李德的卧室，一头是翻译和警卫人员的住处，中间较大的一间是会议室。后来又加盖了西厢房。
中央还为李德选派了两名翻译，一个是伍修权，另一个是王智涛。同时，又为李德量体制做了几套红军服装，选定了为他生活服务的工作人员，还为他设法搞到咖啡、雪茄，对这位“洋顾问”照顾得很周到。
博古主持欢迎会
李德来到苏区，博古觉得有了靠山，如虎添翼，所以非常高兴，非常重视。1933年中秋节前，博古亲自主持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热烈欢迎李德。这天，在瑞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重要的军事领导人都接到一个很“特殊”的通知：要求上午8时，到军委会议室出席重要会议。不准带警卫员，不准由副职或秘书代替，不准缺席或迟到。但会议的内容却没有告知。
人到齐后，李德由博古和翻译伍修权陪同进入会场。博古带头鼓掌，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今天中央和军委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的会，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特洛夫同志。”此时，在邓发和博古的带领下，响起了一阵有礼貌的掌声。李德面无表情，只是直了直身子环视大家。之后，博古又说：“为了对外保密，尤其是考虑到顾问同志的安全，中央和军委决定：任何人不得泄漏他的身份和原名(其实博古并没有介绍这些情况)。在必要时可以叫他的中文名字——李德，也可以按党内惯例称李德同志。希望大家遵守这一规定，不得违反!”接下来，博古又对李德进行了过分的吹捧，他说：“李德同志是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军队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其实李德当时才33岁)和军事家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人们静静地听着，毛泽东很反感。
然后，博古请李德讲话。李德缓缓站起来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用俄语说：“我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帮助与指导，帮助你们建立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并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与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直至全世界……”讲到此处，他右手握拳向前上方有力地伸出去。
讲话毕。博古引领李德走向与会的人 员，一一作介绍。当走到坐在角落的毛泽东面前时，博古说：“这是毛泽东同志!”李德的眼睛一下睁大，心想：这就是久闻大名的毛泽东?!他马上与毛泽东握手，说：“你好!”毛泽东也伸出手，说：“幸会，幸会!”语气平静，不冷不热。
李德感到很奇怪：毛泽东见到我怎么会感到“荣幸”呢?他在上海时就听共产国际驻华负责人跟博古说过，毛泽东虽然能力和名气很大，但他指挥部队打仗的方针和做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很不一致，是“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狭隘经验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常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批评，但总制服不了这个独立思考的人。这次派他来当顾问，也有加强与毛泽东作斗争的意思，这一点毛泽东不会不明白。所以，当听到毛泽东说见到他很“荣幸”时。李德简直难以置信。
李德冷落毛泽东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受王明、博古排挤，已被剥夺党、军大权，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担任主席职务。毛泽东对李德不了解，所以很想与之沟通，有所交流。
在欢迎李德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主动到“独立房子”来过两次，试图与李德沟通。
据李德的翻译王智涛说，第一次，毛泽东是晚饭后来的。李德在小院内坐着抽烟、喝咖啡，他站起来与毛泽东握了握手，叫警卫员搬来一个小马扎，端上一杯咖啡，接待毛泽东，还算礼貌客气。咖啡端来后，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你是洋包子，我是土包子，我喝不惯这玩意儿，还是茶好。”王智涛翻译后，立即请警卫员换了一杯茶。他们二人闲聊几句话，毛泽东即直入主题，就所谓的“富农路线”与李德进行探讨。刚说了几句，李德就打断毛泽东的话，生硬地说：“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讨论的必要，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作了结论。我的职责和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把游击习气严重的中国工农红军，改造成一支强大的正规化军队，并带领他们去战胜反动派。”
毛泽东只好转而谈对所谓“游击主义”和“游击习气”的看法，他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发展、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以及一些典型战例，借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开始，李德还能听进去，但很快就不耐烦了，颇为不满地说：“你还是坚持你那老一套。看来，我们分歧很大。我还有事，今天是不是先谈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谈!”毛泽东只好告辞。王智涛送走毛泽东回到小院，看见警卫员正在打扫卫生。李德指着地下的痰迹和烟头，忿忿地说：“不拘小节，地地道道的土包子，这就是游击习气。”
几天后，毛泽东又来拜访，恰好李德、博古、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正在开会，伍修权做翻译。王智涛进屋通报后，周恩来出来与毛泽东热情握手，说：“我们的小会很快就结束。”请他到西厢房稍坐。不一会儿，警卫员说李德找王智涛，他赶紧步入正厅。李德说：“毛泽东又来贩卖他那老一套，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博古说：“智林斯基(王智涛的俄文名)，你告诉毛泽东，我们的会还要开很长时间，请他先回去吧。”王智涛委婉地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什么话也没说，站起来就走。此后，他很少再登李德的门。
顾问掌握指挥权
李德来到苏区，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1933.9—1934.10)期间，前四次反“嗣剿”，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少胜多，以弱制强，都取得了胜利。而此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年仅26岁，自己不懂军事，又不信任毛泽东，便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实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他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并最终失败。正如伍修权所说：李德的权力和地位，是博古拱手让给他的。事实正是如此。博古当时作出了这样的指示：前方的来电，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准确位置，并完成翻译后，绘成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执行)。
李德是一个非常自负和跋扈的人。他到苏区，一不调查，二不研究，违背共产国际指示，自己把“顾问”身份暗转成“指挥者”。他宣称：“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要打“国与国之间的正规战争”，推行“六路分兵”、“全面抵御”、“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结果是以弱拼强，伤亡损失惨重。从1933年10月起，中央苏区的红军开始按照李德制定的作战计划进行作战。10月9日，红军进攻硝石，连攻数日未克，不得不撤出战斗；10月22日，红军进攻资溪桥，连攻4日未克，又以撤退结束；11月7日，红军进攻金溪县的浒湾、八角亭，结果伤亡1100多人，还是被迫撤出战斗；11月15日一17日，中央红军主力北出作战，遭敌阻击，伤亡巨大，被迫放弃阵地。这期间，李德让红军主力在敌人堡垒之间连续作战，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而遭到重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
李德的“亮相”指挥虽然连连失败，但他都不认错、不自责。这年的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根据他的建议，取消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中央军委指挥红军作战。但实际上是由李德、博古直接指挥军队，李德的权力进一步强化。
1934年1月，蒋介石抽调更多的兵力“围剿”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更加严峻。这时，李德不知改弦更张，依然命令中央红军实行阵地战、堡垒战，以“短促突击”的战法顶住敌人。在这种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挥下，从1月下旬起，红军又是接连失败。在4月中上旬的广昌保卫战中，李德、博古亲赴前线指挥，想露一手，挽回连连失利的面子。经过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虽然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最后，广昌还是于4月18日丢掉。7月上旬，国民党兵分六路，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李德又指挥红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8月5日，国民党调集9个师的兵力，由广昌南下，进犯苏区。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奉命阻击，因损失严重，不得不于8月28日放弃全部阵地。9月、10月，红军仍未摆脱被动挨打局面。正如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所说：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是部队伤亡惨重，阵地连连失守，兵力越来越弱，苏区越打越小，最后只剩下撤离转移一条路。
其实，李德、博古的战略方针并不代表共产国际。1934年2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对苏区反“围剿”中采取阵地战和“全 线抵御”的做法，提出过不同意见，同时还肯定了“过去的经验”。李德却置若罔闻，依然故我。迫于形势，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为此，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实权仍在李德手里。
长征开始以后，李德、博古又实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惊慌失措，仓促上路，没有通盘计划，不作充分动员，携带坛坛罐罐，包括咖啡壶、烟灰缸、书籍、造枪机、印刷机、报纸、文件……踏上了漫漫征途。在随行人员安排上，他们实行排斥异己的方针，初拟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后强留瞿秋白、毛泽覃等一些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干部在苏区，并导致一些干部牺牲。毛泽东后来说：大批辎重妨碍了行动，单是从事辎重运输的就有5000多人。这种搬家式的逃跑，如同叫化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只要狗咬不着就行，根本不想把狗打死。
除了独揽军事指挥权外，李德在中央苏区还大搞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1934年10月初，根据李德的意见，撤销了刘伯承军委总参谋长职务，1933年11月23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召开党员干部会议，根据李德、博古的要求，开展反对红军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对萧劲光等人进行无情打击。
1943年1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是：“战略上分兵以便敌人消耗，集中以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逼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的兵力。”这是一针见血的分析和概括。
军事顾问遭抵制
首先抵制李德的是党和军队中的高层人士。1933年11月7日，红三、红七军团按照李德拟定的作战计划，进攻浒湾、八角亭失利，红军伤亡1100多人，萧劲光被迫撤出战斗。事后，李德、博古撤销了萧劲光红七军团军团长兼政委的职务，并将他拘禁起来，要处以极刑。对此，毛泽东等均表示反对，王稼祥拒绝在这一命令上签字，结果萧劲光虽被撤职、开除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监押，但未被处死。毛泽东去看望被关押的萧劲光时说：“你做得对，应该撤退!”后来，萧劲光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遵义会议后得到平反。
1934年4月10日至27日的广昌战役，在李德“死守广昌、短促突击”的错误指挥下，以红军付出5500余人的伤亡代价而告败。事后，李德不检讨自己，却斥责这一战役的主力红三军团之司令员彭德怀，说他不组织反攻，指挥无力导致了失败，要处罚彭德怀。这下激怒了彭德怀，他把压在心里很久的话都喷发出来。他大声冲李德说：“你说得轻松，部队没有子弹怎么反攻?你的命令一开始就是错的。从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由你指挥作战以来，红军就没有打过一场好仗。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彭德怀越说越气，两眼一直瞪着李德。稍停，他的“机关枪”又开始发射：“你的计划造成了重大牺牲，你不感到内疚吗?你不觉得心痛吗?”
彭德怀这一番痛快的反击，一下子把李德“镇”住了，竟一时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他才吼叫起来，声言要处分彭德怀。彭德怀后来说：我吵完就打好背包，准备被召回瑞金，受审判乃至枪毙，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后来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在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前不久，有一次，李德说有急事要到总参谋部去。路上有几个总参谋部战士在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突然怒火万丈，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这一幕严重伤害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民族自尊心。他感到李德对自己的训斥，有些是工作上的不同见解和争论，他可以做到宠辱不惊。但对我们的红军战士这样无理粗野，实在是令他怒不可遏。他指着李德，用俄语厉声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你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这种行为是无耻的，与帝国主义分子没有什么两样，是对我们民族的不尊重!”李德面对愤怒的刘伯承和围观的红军战士，吓得未敢争辩便悻悻而去，跑到博古那里告了刘伯承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会妨碍他的工作，要求罢免刘伯承的职务。不久，刘伯承被降职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
长征初期的作战计划是由李德制定的，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继续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人们对他的不满和抵制也在增长。1934年11月，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时，付出惨重代价。李德委过于人，拿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边阻击敌人，被打垮了。他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战士都不动手。毛泽东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吧!”之后，他鼓励周子昆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听说后，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也进行了斗争。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红军进军川黔边地区，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李德因病未出席。会后听了周恩来的转述，他大为恼火，恶语指责。周恩来寸步不让，批评李德固执己见，态度蛮横，气得李德拍桌子，把马灯都震灭了。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都起来公开反对李德这位“洋顾问”的瞎指挥。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结果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支持的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否决了李德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紧接着，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的黎平会议，1935年元旦中央的猴场会议，一连三次讨论行军方向问题，都以毛泽东意见的胜利、李德意见的失败而结束。这表明，毛泽东的意见开始在红军中起作用，李德下台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此外，聂荣臻、叶剑英、伍修权等高级干部，也都经常议论李德的“瞎指挥”给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批评博古事事听从李德，以及对干部实行“惩办主义”的行为。但是这些不满和抵制，都未能动摇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只有到遵义会议，才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待续)
(责编 郄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