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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紧缩周期,也是政府压缩行政开支的良机。一个众所周知的数据是,政府行政开支20年增长了87倍
中国税收政策处于漩涡之中,与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拉动投资相配套,税收应该减,但站在收支平衡的立场上,财政部明确反对继续减税。
税收,减还是不减?
在厘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看看到目前为止,中国税负是轻还是重。我国税收连年超过GDP的增速大幅增长,加上隐形行政收费等负担,我国整体税负多数国家之后。美国《福布斯》杂志2007年曾发布“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指数显示,中国税负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正因为如此,随着税收大幅增加,社会各界的减税呼声不绝于耳。
当然,随着经济景气下滑、政府支出增加,我国税收收入有下滑趋势。在多项减免税措施和经济下滑共同作用下,12月份全国总税收收入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16%。不过,即便如此,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介绍,2008年财政收入总体增长较快,预计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将突破6万亿元,增长19%左右。
2009年,我国税收收入可能继续下降。财政部表示,2009年将延续各项税收减免政策,同时今年1月1日将有增值税、出口退税、营业税等多项新的减税政策实施。财政部对这些减免税费的措施和23种税收的税基、征税对象及税率进行逐一核算后,得出了5000亿元的减收数据。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税收收入下降,企业与投资者的赢利也在下降,这就意味着,税收占比并没有下降。以股市印花税为例,从2007年的2000多亿元下降到900多亿元,与此同时,股市总市值下降了70%以上,远远超过印花税的下降幅度,投资者的痛苦远超过财政部门印花税下降的痛苦。换句话说,民众的税收负担没有减轻多少,甚至如燃油税推出之际,养路费改头换面以道路管理费的名义暗度陈仓。
并且,谢旭人直言,今天是结构性减税,即整体盘子不变,税收品种有增有减。因此,不能说我国的税负整体减轻,只能说税收的结构有所改良。
积聚各方力量共渡时艰之际,也是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良机,与其在税负高低、税收减免方面争得面红耳赤,不如追究我国如此巨额的税收是如何花费的,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与公平性如何,这才是中国税收法治化的前提。否则,双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税收法治原则实现无日,税收是增是减也无法达成共识。
首先应该建立严格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科学的预决算机制。我国的公共财政覆盖范围极广,该管的不该管的,都在政府管理的范围之内,这就使得公共财政使用效率低下,政府收入捉襟见肘。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常常出台针对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或者实行各种补贴,大笔一挥,动辄给企业几十万上百万的补贴,效率考核则付之阙如。我们有必要追究,这些政策对企业究竟起到了怎么样的帮扶作用,对于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是否有效,是否因此形成逆淘汰,造就了残缺的竞争环境?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政府支出将处于盲目和无效的状态,加之人大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公共财政的监督机制,导致低效甚至无效使用公共财政的现象大面积泛滥。
事实上,从税收法治原则而论,即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税收的使用也必须经过可行性论证与人大的监督。最近几年,我国政府为补上民生保障的不足,政府开支将大规模增加,支出的科学论证与效率考核迫在眉睫。
在經济紧缩周期,也是政府压缩行政开支的良机。一个众所周知的数据是,政府行政开支20年增长了87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等三大项,每年已达9000亿,占国家财政收入近30%,数额之大,世所罕见。鉴于2009年经济预期不佳,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提出压缩开支、过紧日子,如北京市财政局向市人大财经委提交的2009年预算报告,明确提出大幅压缩会议、接待、购车、工程修缮、出国考察、信息化改造、印刷费等一般性支出;浙江省政府提出省各级党政机关公用经费继续压缩5%,专项经费、会议经费“零增长”,各部门公务用车采购冻结一年,各级领导出国考察经费削减20%。
我们在鼓掌的同时,必须意识到,仅靠政府的自觉压缩而不能内化为制度的硬约束,无法行之久远。事实上,随着政府人员的增加,行政功能的日益强大,以及以上年预算核定每年开支的习惯做法,减少行政开支变得渺不可及。
税收问题的核心是法治与公共财政体制。至于具体某个税目减还是不减,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难题,只要政府公开信息,实行人大与社会双重监督,由审计与法律进行问责,那么,各方对于税收增减较容易达成一个共识。可怕的是,在一片混沌的争吵声中,税收症结被轻轻放过,而代之以临时性的压缩或者增加举措,这样一来,无论增还是减,都丧失了足够的法理与民意支持。
中国税收政策处于漩涡之中,与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拉动投资相配套,税收应该减,但站在收支平衡的立场上,财政部明确反对继续减税。
税收,减还是不减?
在厘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看看到目前为止,中国税负是轻还是重。我国税收连年超过GDP的增速大幅增长,加上隐形行政收费等负担,我国整体税负多数国家之后。美国《福布斯》杂志2007年曾发布“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指数显示,中国税负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正因为如此,随着税收大幅增加,社会各界的减税呼声不绝于耳。
当然,随着经济景气下滑、政府支出增加,我国税收收入有下滑趋势。在多项减免税措施和经济下滑共同作用下,12月份全国总税收收入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16%。不过,即便如此,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介绍,2008年财政收入总体增长较快,预计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将突破6万亿元,增长19%左右。
2009年,我国税收收入可能继续下降。财政部表示,2009年将延续各项税收减免政策,同时今年1月1日将有增值税、出口退税、营业税等多项新的减税政策实施。财政部对这些减免税费的措施和23种税收的税基、征税对象及税率进行逐一核算后,得出了5000亿元的减收数据。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税收收入下降,企业与投资者的赢利也在下降,这就意味着,税收占比并没有下降。以股市印花税为例,从2007年的2000多亿元下降到900多亿元,与此同时,股市总市值下降了70%以上,远远超过印花税的下降幅度,投资者的痛苦远超过财政部门印花税下降的痛苦。换句话说,民众的税收负担没有减轻多少,甚至如燃油税推出之际,养路费改头换面以道路管理费的名义暗度陈仓。
并且,谢旭人直言,今天是结构性减税,即整体盘子不变,税收品种有增有减。因此,不能说我国的税负整体减轻,只能说税收的结构有所改良。
积聚各方力量共渡时艰之际,也是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良机,与其在税负高低、税收减免方面争得面红耳赤,不如追究我国如此巨额的税收是如何花费的,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与公平性如何,这才是中国税收法治化的前提。否则,双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税收法治原则实现无日,税收是增是减也无法达成共识。
首先应该建立严格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科学的预决算机制。我国的公共财政覆盖范围极广,该管的不该管的,都在政府管理的范围之内,这就使得公共财政使用效率低下,政府收入捉襟见肘。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常常出台针对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或者实行各种补贴,大笔一挥,动辄给企业几十万上百万的补贴,效率考核则付之阙如。我们有必要追究,这些政策对企业究竟起到了怎么样的帮扶作用,对于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是否有效,是否因此形成逆淘汰,造就了残缺的竞争环境?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政府支出将处于盲目和无效的状态,加之人大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公共财政的监督机制,导致低效甚至无效使用公共财政的现象大面积泛滥。
事实上,从税收法治原则而论,即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税收的使用也必须经过可行性论证与人大的监督。最近几年,我国政府为补上民生保障的不足,政府开支将大规模增加,支出的科学论证与效率考核迫在眉睫。
在經济紧缩周期,也是政府压缩行政开支的良机。一个众所周知的数据是,政府行政开支20年增长了87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等三大项,每年已达9000亿,占国家财政收入近30%,数额之大,世所罕见。鉴于2009年经济预期不佳,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提出压缩开支、过紧日子,如北京市财政局向市人大财经委提交的2009年预算报告,明确提出大幅压缩会议、接待、购车、工程修缮、出国考察、信息化改造、印刷费等一般性支出;浙江省政府提出省各级党政机关公用经费继续压缩5%,专项经费、会议经费“零增长”,各部门公务用车采购冻结一年,各级领导出国考察经费削减20%。
我们在鼓掌的同时,必须意识到,仅靠政府的自觉压缩而不能内化为制度的硬约束,无法行之久远。事实上,随着政府人员的增加,行政功能的日益强大,以及以上年预算核定每年开支的习惯做法,减少行政开支变得渺不可及。
税收问题的核心是法治与公共财政体制。至于具体某个税目减还是不减,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难题,只要政府公开信息,实行人大与社会双重监督,由审计与法律进行问责,那么,各方对于税收增减较容易达成一个共识。可怕的是,在一片混沌的争吵声中,税收症结被轻轻放过,而代之以临时性的压缩或者增加举措,这样一来,无论增还是减,都丧失了足够的法理与民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