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红色羽绒服，是因为三年多之前要来北京，余秀华的妈妈特意带她到镇上买的，没几家卖衣服的店，选来选去不是黑的就是灰的，于是就挑了个嫩点儿的，红色的，也“亮眼一点”。果不其然，这件红色羽绒服迅速抓住了大家的眼球，它几乎出现在了当时跟余秀华有关的所有报道里，经意地不经意地，它像一个鲜艳的暗示，暗示她的来途与去路。
　　2014年12月17日，余秀华第一次以诗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参加《诗刊》为她策划的一场五人诗歌朗诵会。凤凰网读书频道也是这场朗诵会的主办方之一，我记得那是个工作日，午饭时主编说他要去人民大学参加一位“脑瘫女诗人”的朗诵会。有个同事问了句什么是“脑瘫”，但很快这个话题就终结了，我们转而聊了些别的，接着我和同事回办公室，主编背着书包去地铁站。
　　即便是对余秀华怀有十二分善意的《诗刊》，在最初的宣传里，也使用了“脑瘫”这个标签。这个时代太不缺新闻了，如果没有身残志坚的底层人设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耸动标题，余秀华可能依然在博客上寂寞地写着诗，没有印着她名字的书，没有以她为主角的获奖纪录片。
　　《诗刊》编辑刘年在一篇后记里提起，来北京参加朗诵会的时候，余秀华提了一些鸡蛋。这是我在关于余秀华的故事里听到的，最朴素感人的细节。站在妈妈身边，提着鸡蛋的余秀华不知道接下来的人生会迎来什么，那一刻，只想对发表自己诗歌的编辑表示感谢。
　　几年过去，余秀华更多时候被描述成一个反叛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跟我见面时，她自己先打趣，“杨老师说了，今天不许对记者胡说八道，不许说‘他妈的’，不许说‘放屁’。”
　　她嘴里的杨老师，是她的编辑杨晓燕。余秀华的第一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创造了出版界的一个记录，从确定选题到下印厂，仅用了9天。这本书的责编是时任图书品牌“理想国”大众馆主编的杨晓燕，后来杨晓燕离职去了另家出版机构，余秀华有了新书，也还是交给她来做。
　　生活上，杨晓燕是余秀华的好朋友，“杨老师”、“余老师”这样互相称呼。杨晓燕说：“之前有家媒体主动来采访余老师，看到我给余老师补袜子，就把这个细节写进去。余老师的身体状况在那儿，她自己补不了袜子，这样做其实很正常。那篇稿子的导向我觉得有点问题……”杨晓燕希望媒体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余秀华的作品上，而不是一味强调其他的。
　　余秀华本人倒是不回避任何问题，随着她为更多人所知晓，各种争议接踵而至。余秀华走起路来会因为平衡问题倾斜身体，遇到批评和质疑，她反而挺直了身子，正面迎击。

　　“不管你写得比我好，还是不比我好，你都没有资格批评我。你对一个人根本不了解，甚至不读她的诗歌，你哪来的权力来批评？你没有。”说到今年年初跟老一辈诗人食指的风波，余秀华还是一脸的不忿。
　　“屡屡回击是为了保护自己吗？”我问她。
　　“不是，最好的保护是不说话，因为一说话就会引来更多声音。但我的性格做不到不说话。”说这话时余秀华摘了眼镜，眼前的世界模模糊糊。
　　今年七月，余秀华去了趟北京，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无端欢喜》。有点“佛系”的名字，封面上印一颗开了花的仙人掌，如果不是余秀华所写，恐怕要被当作鸡汤文了。很奇妙，余秀华有种消解词语的能力，“永恒”、“馈赠”、“礼赞”，这些其他作家觉得土掉渣的标题，她都大大方方用了，用得自然并且厚重。
　　聊到生活的现状，余秀华说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已经在武汉找到了工作；妈妈去世了，余秀华跟爸爸继续生活在横店——不是那个每年接待几百个剧组的影视基地横店，而是位于湖北钟祥市石牌镇的横店村——现在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了，他们住进新房子，家里的地被征收，爸爸也不用种地，而是在家附近上班，一天8个小时，在别人的葡萄园里锄草打农药。爸爸很勤快，除了上班还在鱼塘里养鱼，家里的空地上种着菜。一日三餐，爸爸做给她吃。
　　不像最早出名时候那样天天被记者围堵，但仍时常有不认识的人来看她，前几天还有个从瑞典过来的老太太，70多岁了，带着一个翻译。这些人不请自来，到村里一问，就知道哪个是余秀华家。也不干别的，就聊聊天，“聊聊天就走了。”
　　余秀華学会了在淘宝上买衣服，不喜欢穿裤装，喜欢连衣裙，花的、纯色的、低领的、吊带的，通通经过快递小哥之手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运来。
　　至于写作，她坦言今年一直过得比较萎靡，起床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耗着，身体不太好，精神也困倦，东西写得少。
　　不大看她文章的爸爸老是担心她，她不结婚，等自己也离开了，她要怎么办，谁来照顾她？
　　“我还有儿子呢！幸亏我生了个儿子。”余秀华觉得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眼下可不想再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