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馆事件”后，第一个和我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官员是副国务卿皮克林，时间是1999年5月8日晚。他向我递交了北约关于“炸馆事件”的声明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稿。美方轻描淡写地把事件说成“意外事故”，而且没说过一句公开道歉的话。
　　皮克林离开使馆没多久，美方就提出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紧急要求深夜来使馆见中国大使，并说国务卿已在赶往使馆的路上。这很罕见，因为平时都是大使去国务院见国务卿。不一会儿，奥尔布赖特就带着皮克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和几个保镖来到使馆。
　　我没有马上出来，而是先让何亚非公使衔参赞与其周旋——我要等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赶到后再见她。
　　我出来时已是晚上11点半了，奥尔布赖特好像有预感，一见到我就郑重其事地提出，她今晚奉总统之命来使馆，只见大使一人，不見记者。我心里本来就有气，当即回应道：你见不见记者不是我的事，但你知道，在“炸馆事件”中遇难的三名中国公民当中，邵云环是中国最大通讯社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许杏虎是《光明日报》的年轻记者，他们的同行们能不关心这次事件吗？
　　奥尔布赖特说，这次事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意外，克林顿总统、她本人和美国政府对发生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遗憾。总统还提出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直接向江主席解释。事件发生后，她一直想和唐外长通话，但未获中方答复。奥尔布赖特还表示，美方关切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的安全。
　　我听了她的话，对她没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气愤。我严肃地要求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奥尔布赖特要求休会5分钟，好让她和助手们商量商量。她商量完之后对我说，为表示美方的重视和歉意，请我再次报告北京。
　　这时，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都赶来了，围在会客室外面。奥尔布赖特得知这一情况后就问我，使馆有没有后门。她的意思是想走后门，避开会客室外面的中国记者。我心想：哼，这回你还想溜掉，没门儿！我故意很认真地告诉奥尔布赖特：“在中国使馆，你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我们没有后门。”奥尔布赖特离开后，一群中国记者挡住了她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
　　她见状退回会客室，后来通过手下告诉中国记者，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我今天来这里，是要重申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对中国人员在贝尔格莱德的死难所表达的深深歉意……”这是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在“炸馆事件”后第一次公开表示道歉，是我们迫使美方在公开道歉问题上走出的第一步。
　　“炸馆事件”初期，美国政府不仅错过了道歉的最好时机，更是在国际社会纷纷谴责美国这一行径后，轻描淡写地将事件称为“误炸”，并用“惋惜”和“遗憾”等说辞来搪塞。
　　也许美国政府感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压力，态度慢慢发生变化。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一字一句地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