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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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徽宗改元大观的直接动因,史籍中的记载都指向了彗星“天变”。不过,如果深入考察此次改元典故所出,以及北宋中期以降宋人有关《易·观》的经解,联系经解与政治的双重背景,就能够对大观改元在政治上所宣示的意味有一定新的认知,即天变的出现对君臣上下提出了警示,急进的“绍述”政治需要逐渐放缓,应当探求良善的治道以推行风教,而完善制礼作乐便是徽宗试图寻找的“神道”。基于此,徽宗及其朝廷从崇宁到政和的种种作为,亦可在追求“大观”之位的目标下进行理解。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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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研究成果(项目号:63212049)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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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徽宗改元大观的直接动因,史籍中的记载都指向了彗星“天变”。不过,如果深入考察此次改元典故所出,以及北宋中期以降宋人有关《易·观》的经解,联系经解与政治的双重背景,就能够对大观改元在政治上所宣示的意味有一定新的认知,即天变的出现对君臣上下提出了警示,急进的“绍述”政治需要逐渐放缓,应当探求良善的治道以推行风教,而完善制礼作乐便是徽宗试图寻找的“神道”。基于此,徽宗及其朝廷从崇宁到政和的种种作为,亦可在追求“大观”之位的目标下进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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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编号为NMK1、NMK2的两件大谷文书,与此前经过大津透、榎本淳一缀合并命名为《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的文书属同一案卷。通过与以往刊布的残片文书的缀合,这一组文书更为完整地提供了庸调等物征收与配送相关信息,对于具体了解唐前期的财赋管理制度,尤其是财政物质的征收配送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还可较清晰地展示财政类旨符的编写结构,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此类文书的内容与性质。
受存世资料不足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关于中近古乡村研究明显陷入某种瓶颈状态。如果试图突破瓶颈,走向深入,加强对文献记载的辨析,由表及里,从稀少、零散而纷杂、多样的记载中爬梳解读出内里的真实历史信息,无疑是学人在研究中必须经历的一道“工序”。本文略就如何辨析宋代乡里单位文献记载问题谈一些笔者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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