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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本身就暗含着借助外部资源来弥补自身资本积累不足和积累速度有限问题的内在逻辑
已持续3年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势头，2006年仍在继续，至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首次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一。2006年一季度央行公布的月度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加562亿美元，总规模达到8751亿美元，这个数字在2月末是8537亿美元。随后，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惠誉(Fitch)在其报告中大胆地预测：“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将站上10000亿美元高点……”啧啧，万亿美元，这可是前无古人的数字。
家有余财，是福？是祸？
外汇——中国心中一直的痛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外汇短缺在我国几乎成为了一种常态。面对国内不断增长的外汇需求，政府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不仅在政治上闪转腾挪，努力维持着与部分经济强势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在出口产品上也千方百计、精挑细选地提高附加值。曾一度被国人追捧、主导流行的所谓“出口转内销”货品，其实好多都是不满足人家苛刻要求的“不合格”产品。那年月，有机会出国吃几天“洋面包”的个人，如果在国外省吃俭用压缩了用汇开支，或者在国内起早贪黑、努力生产为国家多赚取了些许外汇，都可能被拔高到道德楷模的高度。
改革早期，国家急速驶入对外开放“快车道”，从而大大增加了用汇需求，导致外汇余额在80年代一直都没有像样的增长。1978—1989年的12年间，资本项目盈余小得简直可以忽略，而经常账户方面除了1982年和1983年这两年有少量顺差以外，其他10个年份均为贸易赤字。不过，由于当时尚未搭建外向型经济体系，这一时期各年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不过几百亿美元，无论是顺差抑或是赤字的规模均很小。尽管1988年和1989年的进出口总额由于“洋跃进”的原因，成为少数过千亿的年份而成为例外，但把整个80年代称为“外汇低储备时代”应属名副其实。
进入90年代，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增速才进入多年梦寐以求的“逐年加速”状态。1990年到1995年的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000亿美元连续翻番，增长到近3000亿美元。90年代开局的6年，共有5年出现了贸易顺差。尽管当时的年贸易顺差规模多数尚不足百亿美元，但连续的顺差却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重大信号。更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外资开始全面介入中国经济运行。1990—1995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00亿美元快速增至接近500亿美元，而且其中90％以上的引入外资都是直接形成制造业生产能力的直接投资。资本账户配合经常账户的顺差形成“双剑合璧”，推动这一时期的外汇储备余额从100亿美元快速上升到700多亿美元。
1996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这一关口的突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储备国。当年年底，中国还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这也显示了当时政府对储备丰裕程度的判断。尽管随后中国经受了百年一遇的洪灾以及东南亚金融动荡的考验，但进出口总额只是增速出现极小的放慢，1997年外贸总额仍突破3000亿美元，使贸易顺差则首次突破400亿美元。
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尽管90年代最初5年的数据仍乏善可陈，但1997年该指标创下的644亿美元的记录至今都未被超越。之后的8年，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一直保持在500亿－600多亿美元之间。资本项目从1999年的51．79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107亿美元，从2001年开始，资本项目顺差开始发力，2001年经常项目顺差是174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是347亿美元；2004年经常项目是686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是1107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成为决定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另一个主要因素。
至此，“双顺差”轨道铺就，“中国号”开始上路。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中国
贸易顺差也好，资本顺差也罢，其所带来的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似乎正在消解中国长期以来的外汇短缺之痛。可是，中国一路走高的外汇储备却似乎让人难感轻松——看似炫目的“双顺差”却成了高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时下，“中国制造”风头正健，外向型制造业被国内媒体美化成了“世界工厂”。据说，国内产业在制造国外需要的同时，国外需要也推动了国内制造，形成一个完美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国际良性大循环。
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没错，凡有中国厂商进入的产业领域，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企业的产品几乎拥有压倒性竞争优势。可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产品进入该国基本就意味着当地生产部门的萧条。因此，在“就业大过天”的西洋政治生态中，民意一直在压迫政治代言人反复对中国的汇率和外贸政策进行尖刻的批评。
以2005年为例，中美贸易额为2116．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贸易顺差1141．7亿美元，而全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过160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134％)，难怪美国的政治人物打起“中国牌”越来越起劲。
中国在账面上获得顺差利益的同时，制造业产业分工体系内的劳动者和产业链条内为大企业配套的小业主们却仍然饱受“成长的烦恼”困扰，比如在域外经常被烧“鞋子”。2004年，中国出口59亿双鞋，在贸易比例中占60％以上，但平均单价每双只有2．5美元，不到意大利鞋的平均价位的1／10。这还仅是轻工业产品，其他高耗能、高污染工业产品如电解铝、钢材出口之量大利薄就更不必说了。
当然，外向型经济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外销产品逐步积聚起了巨大优势的同时，中国相当多的产品、技术配套部门都实现了对进口的替代。1995-2003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OECD国家相比，累计增长达到1．2—1．5倍。目前，除了能源、原材料需求增长快速，中国的内需基本上都能被国内庞大的供给所满足，而进口越来越局限在高、精、尖产品领域。
不过，中国外汇储备的超速积累，不仅源于“血汗工厂”(劳动力的低工资、低福利)的“廉价输送”(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还源于“只进不出”的“中国式重商主义”传统。吸收、积累资源一贯是华人经济体的传统强项，即便是今天，中国的资源持有者也偏好于让所掌控的资源在其可控范围内封闭流动，此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
因此，在改革早期通过资本导入和制度模仿成功启动诱致性制度变迁后，中国在产业发展、部门分工、剩余分配方面形成的“成功范式”，实际并没有摆脱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国“黄金十年”的发展窠臼。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颇为洋气的口号下，中国付出的代价是自然资源的耗竭、美好山川的污染、国 民的长期低工资和低福利，而换回的却是外国居民对中国的大量“名义负债”。
长期持续的大量贸易顺差固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伤害，但更具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外国资本流入更在侵蚀着中国经济的肌体。数据显示，外国资本流入在1994年还不过是618亿美元，可到了2004年就剧增到了3434亿美元，2005年资本项目顺差突然下降到630亿美元，比2004年下降43％，这样的变化幅度在世界范围内看也是相当惊人的。
从当前资本流入结构的变化情况来看，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其他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外商直接投资是338亿美元，到2004年，增长到609亿美元，2005年不过是678亿美元，增速并不快，推算回去，每年不过是7％－8％的增幅；证券投资增幅也不大，算上几年来新批的QFII，39家QFII机构共有35家获得外管局的投资额度，总数不过62．3亿美元，而2005年我国证券投资细目下还表现为净流出49亿美元；其他类投资最值得关注，1994年的时候，此类投资额不过235亿美元，而2004年就增长到了2622亿美元，而2005年净流出为40亿美元。
直接投资稳定增长，“其他”项目大起大落，的确值得玩味。中国有句俗话：“无利不起早”，外商也并非专门来中国行善积德攒人品的。“中国奇迹”本身就暗含着借助外部资源来弥补自身资本积累不足和积累速度有限问题的内在逻辑。中国政府通过分区域开放让外资一步步借助生产性投资获得登陆许可，进而用市场换取资本和技术。在中国，外资除了能享受“超国民待遇”之外，还能得到包括物资、劳动力等各种廉价资源。在开放地区，地方政府多年一贯“GDP=政绩”的思维方式在实际上也进一步为国家的引资逻辑添加了过滤变量。
但需要警惕的是，“其他”项目的暴增暴跌，正说明政府，尤其是地方行政主体重实体经济、轻虚拟经济的做法在近期有了变化。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抬高，市场需求结构也正在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下，外资更喜欢将长线产业资金替换为短线热钱，以便更轻松地获取投资利益。为绕开资本项目监管，外资往往采用购买房地产等实物资产、设立合资公司等变通手段进入中国的资产市场。
源自于长三角，并迅速蔓延至珠三角，最后在京津有登峰造极表现的房地产炒作旋风，令曾经“憨厚”的地方“父母官”们发现，原来“地=产”的公式是成立的，做拆迁——抬地价——盖楼房就能轻松拉起GDP，这比过去“题材搭台、经济唱戏”的招商引资把戏轻松多了。而根正苗红的“资本家”老外们当然也更乐于在资本品这个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大展拳脚。
在近几年新增的外汇储备中，高估者认为其中有近50％是热钱，保守者也认为其比例在30％－40％之间，其中更有房地产领域集中了数千亿热钱的猜测。经验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因为起点低、制度不完善，历来善“实”不善“虚”。一旦资本被虚拟经济诱导抛开实体经济进入投机轨道，必然会导致泡沫在短期内快速膨胀，不仅使工业品产出下降、利润摊薄、生产能力萎缩，更会使资本品高高在上的价格无所依托。目前，不仅是房地产，在资源、原材料领域都有国外资金暗度陈仓、借势大捞一把的影子。这不禁让人担心，这一轮的所谓高增长high过之后，中国将面临怎样的情势。
已持续3年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势头，2006年仍在继续，至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首次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一。2006年一季度央行公布的月度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加562亿美元，总规模达到8751亿美元，这个数字在2月末是8537亿美元。随后，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惠誉(Fitch)在其报告中大胆地预测：“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将站上10000亿美元高点……”啧啧，万亿美元，这可是前无古人的数字。
家有余财，是福？是祸？
外汇——中国心中一直的痛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外汇短缺在我国几乎成为了一种常态。面对国内不断增长的外汇需求，政府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不仅在政治上闪转腾挪，努力维持着与部分经济强势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在出口产品上也千方百计、精挑细选地提高附加值。曾一度被国人追捧、主导流行的所谓“出口转内销”货品，其实好多都是不满足人家苛刻要求的“不合格”产品。那年月，有机会出国吃几天“洋面包”的个人，如果在国外省吃俭用压缩了用汇开支，或者在国内起早贪黑、努力生产为国家多赚取了些许外汇，都可能被拔高到道德楷模的高度。
改革早期，国家急速驶入对外开放“快车道”，从而大大增加了用汇需求，导致外汇余额在80年代一直都没有像样的增长。1978—1989年的12年间，资本项目盈余小得简直可以忽略，而经常账户方面除了1982年和1983年这两年有少量顺差以外，其他10个年份均为贸易赤字。不过，由于当时尚未搭建外向型经济体系，这一时期各年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不过几百亿美元，无论是顺差抑或是赤字的规模均很小。尽管1988年和1989年的进出口总额由于“洋跃进”的原因，成为少数过千亿的年份而成为例外，但把整个80年代称为“外汇低储备时代”应属名副其实。
进入90年代，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增速才进入多年梦寐以求的“逐年加速”状态。1990年到1995年的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000亿美元连续翻番，增长到近3000亿美元。90年代开局的6年，共有5年出现了贸易顺差。尽管当时的年贸易顺差规模多数尚不足百亿美元，但连续的顺差却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重大信号。更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外资开始全面介入中国经济运行。1990—1995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00亿美元快速增至接近500亿美元，而且其中90％以上的引入外资都是直接形成制造业生产能力的直接投资。资本账户配合经常账户的顺差形成“双剑合璧”，推动这一时期的外汇储备余额从100亿美元快速上升到700多亿美元。
1996年，中国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这一关口的突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储备国。当年年底，中国还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这也显示了当时政府对储备丰裕程度的判断。尽管随后中国经受了百年一遇的洪灾以及东南亚金融动荡的考验，但进出口总额只是增速出现极小的放慢，1997年外贸总额仍突破3000亿美元，使贸易顺差则首次突破400亿美元。
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尽管90年代最初5年的数据仍乏善可陈，但1997年该指标创下的644亿美元的记录至今都未被超越。之后的8年，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一直保持在500亿－600多亿美元之间。资本项目从1999年的51．79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107亿美元，从2001年开始，资本项目顺差开始发力，2001年经常项目顺差是174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是347亿美元；2004年经常项目是686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是1107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成为决定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另一个主要因素。
至此，“双顺差”轨道铺就，“中国号”开始上路。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中国
贸易顺差也好，资本顺差也罢，其所带来的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似乎正在消解中国长期以来的外汇短缺之痛。可是，中国一路走高的外汇储备却似乎让人难感轻松——看似炫目的“双顺差”却成了高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时下，“中国制造”风头正健，外向型制造业被国内媒体美化成了“世界工厂”。据说，国内产业在制造国外需要的同时，国外需要也推动了国内制造，形成一个完美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国际良性大循环。
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没错，凡有中国厂商进入的产业领域，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企业的产品几乎拥有压倒性竞争优势。可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产品进入该国基本就意味着当地生产部门的萧条。因此，在“就业大过天”的西洋政治生态中，民意一直在压迫政治代言人反复对中国的汇率和外贸政策进行尖刻的批评。
以2005年为例，中美贸易额为2116．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贸易顺差1141．7亿美元，而全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过1608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134％)，难怪美国的政治人物打起“中国牌”越来越起劲。
中国在账面上获得顺差利益的同时，制造业产业分工体系内的劳动者和产业链条内为大企业配套的小业主们却仍然饱受“成长的烦恼”困扰，比如在域外经常被烧“鞋子”。2004年，中国出口59亿双鞋，在贸易比例中占60％以上，但平均单价每双只有2．5美元，不到意大利鞋的平均价位的1／10。这还仅是轻工业产品，其他高耗能、高污染工业产品如电解铝、钢材出口之量大利薄就更不必说了。
当然，外向型经济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外销产品逐步积聚起了巨大优势的同时，中国相当多的产品、技术配套部门都实现了对进口的替代。1995-2003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OECD国家相比，累计增长达到1．2—1．5倍。目前，除了能源、原材料需求增长快速，中国的内需基本上都能被国内庞大的供给所满足，而进口越来越局限在高、精、尖产品领域。
不过，中国外汇储备的超速积累，不仅源于“血汗工厂”(劳动力的低工资、低福利)的“廉价输送”(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还源于“只进不出”的“中国式重商主义”传统。吸收、积累资源一贯是华人经济体的传统强项，即便是今天，中国的资源持有者也偏好于让所掌控的资源在其可控范围内封闭流动，此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
因此，在改革早期通过资本导入和制度模仿成功启动诱致性制度变迁后，中国在产业发展、部门分工、剩余分配方面形成的“成功范式”，实际并没有摆脱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国“黄金十年”的发展窠臼。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颇为洋气的口号下，中国付出的代价是自然资源的耗竭、美好山川的污染、国 民的长期低工资和低福利，而换回的却是外国居民对中国的大量“名义负债”。
长期持续的大量贸易顺差固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伤害，但更具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外国资本流入更在侵蚀着中国经济的肌体。数据显示，外国资本流入在1994年还不过是618亿美元，可到了2004年就剧增到了3434亿美元，2005年资本项目顺差突然下降到630亿美元，比2004年下降43％，这样的变化幅度在世界范围内看也是相当惊人的。
从当前资本流入结构的变化情况来看，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其他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外商直接投资是338亿美元，到2004年，增长到609亿美元，2005年不过是678亿美元，增速并不快，推算回去，每年不过是7％－8％的增幅；证券投资增幅也不大，算上几年来新批的QFII，39家QFII机构共有35家获得外管局的投资额度，总数不过62．3亿美元，而2005年我国证券投资细目下还表现为净流出49亿美元；其他类投资最值得关注，1994年的时候，此类投资额不过235亿美元，而2004年就增长到了2622亿美元，而2005年净流出为40亿美元。
直接投资稳定增长，“其他”项目大起大落，的确值得玩味。中国有句俗话：“无利不起早”，外商也并非专门来中国行善积德攒人品的。“中国奇迹”本身就暗含着借助外部资源来弥补自身资本积累不足和积累速度有限问题的内在逻辑。中国政府通过分区域开放让外资一步步借助生产性投资获得登陆许可，进而用市场换取资本和技术。在中国，外资除了能享受“超国民待遇”之外，还能得到包括物资、劳动力等各种廉价资源。在开放地区，地方政府多年一贯“GDP=政绩”的思维方式在实际上也进一步为国家的引资逻辑添加了过滤变量。
但需要警惕的是，“其他”项目的暴增暴跌，正说明政府，尤其是地方行政主体重实体经济、轻虚拟经济的做法在近期有了变化。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抬高，市场需求结构也正在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下，外资更喜欢将长线产业资金替换为短线热钱，以便更轻松地获取投资利益。为绕开资本项目监管，外资往往采用购买房地产等实物资产、设立合资公司等变通手段进入中国的资产市场。
源自于长三角，并迅速蔓延至珠三角，最后在京津有登峰造极表现的房地产炒作旋风，令曾经“憨厚”的地方“父母官”们发现，原来“地=产”的公式是成立的，做拆迁——抬地价——盖楼房就能轻松拉起GDP，这比过去“题材搭台、经济唱戏”的招商引资把戏轻松多了。而根正苗红的“资本家”老外们当然也更乐于在资本品这个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大展拳脚。
在近几年新增的外汇储备中，高估者认为其中有近50％是热钱，保守者也认为其比例在30％－40％之间，其中更有房地产领域集中了数千亿热钱的猜测。经验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因为起点低、制度不完善，历来善“实”不善“虚”。一旦资本被虚拟经济诱导抛开实体经济进入投机轨道，必然会导致泡沫在短期内快速膨胀，不仅使工业品产出下降、利润摊薄、生产能力萎缩，更会使资本品高高在上的价格无所依托。目前，不仅是房地产，在资源、原材料领域都有国外资金暗度陈仓、借势大捞一把的影子。这不禁让人担心，这一轮的所谓高增长high过之后，中国将面临怎样的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