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作为一种源于人的本能、基于“静”的修行方法，早期名称虽未固定，但典籍多有记载。直到印度“dhyana”一词传入，音译为“禅那”，意译成“静虑”等。我国禅宗，大多数人以为源于菩提达摩这位来自天竺的僧人。他在南北朝时期来华，后来被禅宗门人奉为初祖。
　　禅宗虽与佛教有着血缘关系，但又有所不同。在我国，禅宗与法相、净土、天台宗等也迥异。“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禅宗的基本宗旨。它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直率性格以及修行方法等，可以给信奉者一种成就和满足感，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以至在宋、元时期得以迅速发展。有关禅宗的研究，早在20世纪之初，学术界就出现了热潮，尤其是随着敦煌禅籍的发现与整理，一度成为显学。1926年，素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为治学原则的胡适先生就撰写了《神会和尚遗集》一书，澄清了禅宗史上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禅宗传入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以前。日本的鐮仓、室町时代基本与我国的宋、元时期相一致，这一时期，来自日本的留学僧和赴日本的归化僧，是禅宗传入日本的最主要传播者。“武士”在日本曾经是个十分特殊的阶层，他们颇为认同禅宗的一些宗旨和精神，故此对推动禅宗在日本的发展也功不可没。日本学界对我国敦煌禅宗典籍非常关注，他们主要从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诸如柳田圣三的《初期禅宗史的研究》、铃木大拙的《禅宗思想史研究》、石井修道的《宋代禅宗史研究》等都是比较有价值和影响的著作。
　　“墨迹”一词，我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在六朝时期就已出现，到北宋时墨迹几乎就成为一般书法的同义语。概而言之，含义有二：其一是指用墨勾勒之后所留下的线条痕迹，如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用笔极其新细，殆不见墨迹”即指此意;其二是指某人用手写、画的原本，即常说的真迹，诚如南朝（梁）沈约《宋书》中的“示以墨迹”之谓也。
　　在日本，禅僧的书法素被世人尊重，被称为“墨迹”，至于此风俗究竟起源于何时，尚无明确的记载。在日本，源于汉语的“墨迹”一词，仅仅限于僧人的书法。成书于1320年的《佛曰庵公物目录》和1365年的《书画图录》，它们都采用了此义。后来业界称为墨迹者，特指中国宋、元时期的高僧、归化僧，以及日本镰仓、室町时期的禅僧书法，并不包括现当代的高僧作品。“墨迹”似乎并不完全吻合一般的书法原则及审美形态，更注重情感的释放与心灵的超越，从而产生出富有精神性的作品，在艺术界颇受赞誉。按照书写的内容和所呈现出来的形态，墨迹基本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别：首先，最多的是关于禅寺的典章制度和公文行事之类的，诸如法语、清规等;其次，是禅寺的师兄师弟之间的尺牍、像赞、印可状之类等。禅僧们书写的场所、内容、目的等难以备述，故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姿态也迥然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
　　禅宗墨迹是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之结晶。这些珍贵的资料，除了具有文物价值，还有丰富的文化和审美内涵。对中日禅宗墨迹进行研究，不但可以促进对中日书法史的学习，还能进一步促进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宋、元时期的禅宗墨迹艺术价值较高，但因存世实物不多和相关资料匮乏，以致并无相关的研究专著问世。现在日本，有关禅宗墨迹的资料相对比较集中，博物馆、大学、学术机构是它们主要的存放之所。而在我国，学者们更倾向于对禅宗史学的研究，对禅宗墨迹的关注则甚少，只是在某些国外美术史之类的教材中偶有涉及，但也是吉光片羽，既不系统，更谈不上深入。
　　韩天雍教授，1957年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曾历经磨难，经历丰富：后考入辽宁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硕士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师从沙孟海、刘江、章祖安诸先生：博士考入首都师范大学，追随欧阳中石先生。现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近几年出版有《日本篆刻艺术》《佛教写经》《三笔三迹》《禅宗墨迹》等著作。尤其是其博士论文曾获2008年度国家社科“十一五”规划课题艺术基金奖。他深厚的学养、精湛的书艺，加之中国美术学院的平台，这些都深受日本文部省的青睐。自1998至2003年，他三度受邀到日本岐阜女子大学担任书法教授。教学实践之余，他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书法文献，考察东京、奈良、京都等各大博物馆，参观镰仓、奈良等地的众多禅院，多次参加禅宗寺院组织的有关艺术活动，与日本数十名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交流学习。在国内，为了收集相关资料和增加直观感受，他多次到宁波阿育王寺、杭州灵隐寺等诸名刹进行实地考察。别的学者语言障碍、专业局限以及资料匮乏等劣势，在韩天雍教授这里都不是问题。他日语学习的专业背景，多次旅日讲学的经历，对他做中日禅宗墨迹研究都大有裨益。他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及考察所得，确定目标、定好坐标，以时代为经，以地域为纬，以基本同期的中国宋、元时期与日本镰仓、室町时代的临济禅宗墨迹为主，对它们进行梳理、对比，综合运用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完成了《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及其相关文化之考察》一书。2019年1月，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了此书。该书一经发行就得到了业界好评，可谓实至名归！
　　本书除了引言和附录之外，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内容涉及了中日禅宗墨迹的众多方面。引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缘起、意义和价值，厘清7'--些概念上的误区。附录部分则罗列了于今所见的众多禅宗墨迹版本，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禅宗传入日本的最主要时代正是我国两宋时期，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宋代的书法正是尚意之风盛行之时，这种大的文化艺术背景不可能不对日本的禅宗墨迹产生影响。在正文部分，作者有着明确的时空观，以时间和地域为经纬，沿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这一主线，通过对一些具体的禅宗墨迹、禅画的形式与内容的分析，以及对禅宗墨迹与茶道等关系的梳理，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具体而言，该书有以下几个特色尤其值得肯定。
　　其一，该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广义上属于史学的范畴。作者主要运用了纵向的历史研究法。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既可以收集到大量的资料，又能兼顾自身的诸多有利条件。深入挖掘历史现象，对禅宗的流派与类型做出较为科学的划分。他在确定好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之后，就选取了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即中国的宋、元时期，也大致同于日本的镰仓、室町时代，抓住禅宗艺术这一条主线。关注新的史料，探寻新的线索，并进行详尽的探究，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来对历史环境及人物进行分析，如对宋、元时期临济宗杨岐派代表人物的论述就颇有见地。 　　其二，禅宗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佛教，它对日本的影响很大。从佛学的视角对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墨迹、史画现象进行综论，也是《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及其相关文化考察》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中日两国的交流，对中国而言虽然是以输出为主，但也带有“双向交流”的性质。在中国宋、元与日本镰仓、室町时代，中国僧人赴日弘法，日本僧人来华求学、求法的现象很普遍，僧人之间的交往也比较多。他们留下的这些墨迹，不但是中日两国交流的重要物证，也是研究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它们既有美学方面的陶冶性灵之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历史上足资佐证的功能，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其三，本书运用了对比研究的方法。作者通过对大量禅宗墨迹的观察、分析，找出它们的相同点与不同之处。在当时，禅僧文化素养高低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书法水平，书法水平的高低是禅宗僧人文化修养高低的重要明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墨迹就成了与禅宗关系密切的重要艺术成就。通过对不同禅宗墨迹用笔、结字、墨法以及内容等的对比分析，也可以窥见禅僧之间修为的高下。其独特的书法魅力令人赞赏。此外，在品味禅宗墨迹的同时，禅僧们高尚的人格、睿智的禅语等，可以陶冶人们的心灵、净化人们的精神。另外，作者在用大部分章节论述中日禅宗代表性墨迹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与这些墨迹相关的人文生态环境和文化因素，还抽出专门的章节论述了诸如茶道、禅僧绘画与禅宗墨迹的关系。这种多角度的对比研究，有助于全方位、多元化、立体地认识禅宗墨迹的价值。
　　韩天雍教授花费了很长时间，倾注了巨大的精力，通过对大量禅宗墨迹资料的条分缕析，又深入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新资料。立足文本，运用众多的一手资料，运用历史唯物观，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对此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归纳与整理，提出了诸如禅宗墨迹是中日两国高僧文化双向交流的结晶这类有价值的观点：既承认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也承认日本在受中国影响的同时更有自己的发展与獨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禅宗文化。著名学者、美术史论家王伯敏先生说：“文中收集了一些禅宗史料，鲜为人知，这也是这篇文章的独到处。……论文论述的是历史事件，但对促进中日友好的文化交流起着积极作用，并具有现实意义。”总而言之，该书搜集资料丰富翔实，文笔流畅，思路清晰。作者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高屋建瓴，拨开迷雾，弥补了中日禅宗墨迹研究方面的空白。他的研究不但对与之相关的领域有借鉴作用，还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