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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客，又被叫做侨批员、批脚，是一个特殊而鲜为人知的群体。其原意是指船夫、渔夫，后来逐渐演变为专门到处采购货物及代人带信、送款的自由职业者。那么，水客是怎样产生的？何种人适合做水客？他们主要从事什么业务？如何赚钱？为何消失？请看——
水客的诞生
清末民初，银行业不发达，邮电往来亦不方便，在南洋谋生的广大华人不论是带钱还是带物回家或者是书信往来都十分困难，一般只有亲友归国时才能实现，而出国的亲友往往一去就要数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回国返家。因此，在家乡与海外之间，十分需要有一个沟通、联系的畅通渠道。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人中的一些人便自愿带信、物回国，并从家乡带侨眷、亲人出国，从中获取一定数额的报酬。人们称这些人为“水客”，水客由此便应运而生，并深受广大华侨和侨眷的欢迎，一经出现，便遍布于国外各大小商埠。久而久之，水客便成为一种专门职业。
具体而言，水客产生有两个主要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明清以后至解放前，华人移民海外的性质、特征，也就是“单身式”出外谋生，在国外作“旅居式定居”。即早期海外移民大都是因家乡生活艰难而冒险出海，俗称“过番”。过番的大都是年青男子，其父母、妻子儿女均留在国内，所谓“断家不断屋”，虽然人身在国外，但因其亲属不在身边，因此与国内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国外、国内的紧密联系也就使得海外华人需要寄钱寄物回国，以赡养家人，相互之间还须有书信往来，以传递信息。二是侨乡地区的银行业、邮电业的严重落后。以广东梅县为例，据《梅县县志》记载，梅县最早的金融业机构是于1937年成立的广东省银行梅县支行，而梅县邮电局于1904年成立，虽较梅县支行时间早，但发展慢，直到抗战才有梅城、松口、丙村、畲坑、隆文5个邮电分局以及43处邮政代办处和26个信柜。此外，梅县交通运输业十分落后，梅县山多岭陡，荒村僻壤，地形复杂，加上有的海外移民文化素质不高，书写简单甚至错误，而且托带钱物的人多、款项也琐碎，这些均对侨汇的流通、发放提出了很高要求。水客恰恰能发挥吃苦耐劳、人地熟悉等优势而胜任这项工作。
谁做水客
水客并非人人都能胜任，需要具有一定的素质与要求。
首先，他必须为人诚实可靠，有信誉，否则无人敢将钱物托付给他。诚以修身，信以立业，这是侨批（闽南方言，“信”与“批”字同音。所谓的侨批实际指的是侨信。当然，这个“信”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书信，而是既含信款又有信函）业的信条。在侨批业鼎盛的一个多世纪中，批局（专门办理海外华侨汇款的机构）始终将诚信作为立业之本，也是每一位水客所遵守的职业操守，尽管他们生活穷苦，收入微薄，也从没有贪污过一份批款，对于一些地址描述不清的侨批，水客便会根据细微线索到处打听，即使翻山越岭也要将钱物送到收批人的手里。有的地址写得不好，有的写得不清楚，造成死信、死批，但水客们都想办法跑，跑许多次，甚至是跑到山沟里，把它送到侨属手中。为何水客丢批很少呢？这是因为，侨批都是华侨拼命赚来的钱，用来养活家小的，没有了它，家小就会饿死，所以水客吃掉侨批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其次，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因为投递的艰难以及出海的险恶，水客们不仅要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还要应付复杂、动荡多变的的社会环境。如旧时粤东人出海的通道——韩江，多急流险滩，其中有一处蓬辣滩最为危险。侨乡的《过番谣》里对过番的艰辛与险恶有深刻的描写，“至嘱亲友莫过番，海浪抛起高过山。晕船如同天地转，舱底相似下阴间。”国内的水客，天未亮就要出门，天黑回家，路比较近的话就能送达10个乡，路远的话就只能送几个乡；如果有多个人就分区域送，每个人都跑自己的路线，钱要随身带过去，多少都当场数给他们。每个水客大概每天要送出100封侨批，大约需要走50公里的路程。
此外，还要有丰富的知识与阅历。水客走南闯北，不仅要对我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民俗风情有较深的认识，而且也要对海外国家的历史文化、语言等有大致了解，否则难以登其岸、踏其地。比如，走泰国的水客要会泰国语，走印尼的要会讲印尼语，并且还要求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否则一不小心触犯了其民俗习惯，可能会带来许多不便甚至是杀身之祸。
主要业务
水客的活动，俗称走水，从时间上说，一般一年走两三趟南洋，有“大帮”和“小帮”之分，大、小帮主要以水客走水时间对侨眷、华侨的作用大小而定。因为时间紧，水客每次走水并非只帮一两个人带钱物书信，而是要广泛搜集，等积聚到一定数目才动身，而且路途遥远、险恶，路上要花费很多时间，从南洋回来后，要整理、发放东西，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来回一趟要很长的一段时期。另外也是为了与其他水客错开时间，以免生意相冲突、撞车。
从水客的活动内容看，主要是帮华侨携带“钱、信、人、物”，侨乡有句俗话说“番邦做钱唐山用”，道出了华人出海过番的目的就是挣钱养家糊口。南洋华侨一般都会恪守家庭责任，无论生活多艰难，每个月要按时寄送侨批。王炜中的《初析侨批情结》说，家住汕头市潮安县的陈宏烈的4个儿子先后前往新加坡谋生，每个月都有人按时向家里寄侨批，一共持续了46年。此家从1912年到1958年收回500多封侨批。
南洋未通以前，粤东地区的人们无事可作，衣粗食粝，且常有不得食者，足见其经济之艰难。后海禁大开，人们相率以趋南洋。抗战前的侨乡地区经济主要来源于南洋华侨之侨汇，而侨汇如何回国，主要依赖于水客。一个水客每次带回的钱，多者有一两万元，少者也有六七百元。据1941年版《梅县要览》和《梅县概况》记载，梅县侨乡在抗战前后70%以上的侨眷靠华侨汇款接济。1939年全县侨汇总额为5000多万元，1940年达7000万元。而在这一时期，梅县地区侨汇的注入方式主要是水客和信局，可见水客对于粤东地区人们的生活、生产乃至社会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水客对深入认识并稳定海外华人社会也有特殊的作用。以前，人们只知道出海过番是为了维生、赚钱，在外很艰辛与危险，并不了解华人华侨在海外生活，特别是精神和生理方面的需要。实际上，早期的海外移民因多为单身外出，到达侨居地后，他们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工作，强度高、危险性大的劳作，缺少健康的娱乐环境，加上没有父母等亲人的监督，容易逃避传统道德标准的压力与束缚。于是在这种男人特别是年轻男性占绝大多数的社会里，女人的不足造成性饥渴。劳工们有的只好与土著妇女通婚，但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还有一个原因是与当地妇女通婚会延长他们的契约期限，加重负担，这种通婚的数量并不多；有的只好去逛妓院，在那里寻找短暂的欢乐。渐渐地，鸦片、赌博与嫖娼使得广大海外华人沉溺于其中，他们逐渐变得憔悴和萎靡不振，对所有的一切也失去了兴趣，也不再寄钱回国去赡养父母妻儿，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一大隐患。 水客走水带回的信息，导致华侨父母对华夷通婚产生巨大的恐惧。父母意识到从中国带出一些年轻的妇女来阻止“峇峇”和“娘惹”（编者注：土生华人、侨生，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化趋势的重要性。一大批华人妇女包括已婚的和未婚的在水客的引导、率领下来到南洋，与之团聚或成亲，组织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庭，避免了海外华人沾染并沉溺于上述恶习的泥潭。水客便又充当“红娘”，并将女性华人护运到南洋，维护了海外华人社会的稳定。
水客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新婚姻的产生。华侨考虑到语言、习俗等方面的相通融合，多愿意娶家乡女子为妻，于是往往会委托水客回乡帮忙物色对象。水客回乡后，便会四处打听，如遇到合适的女子，前去说媒，征得其父母同意后，有的华侨要求水客将女子相片带出（没有相片以前则靠水客口头描述），待华侨觉得满意后便委托水客带到南洋。有的华侨则只要女子及父母同意，不管长相、身材，则全权委托水客带出南洋成亲。有的海外华侨托水客带回相片，只要家乡的哪个女子相中，就可随水客出洋与之成亲。这种新的婚姻习俗就是“隔山娶亲”或“隔山讨”，它与大行嫁、童养媳、等郎妹等成为侨乡常见的婚姻形式。于是，水客行业又出现了“包做媒人、包护至南洋完婚”的“喜事双包热”，水客也具有了“媒人”的特殊身份。
还有另一种类型，即有的海外华侨考虑到自己长期在外，家中缺乏劳动力，年老的长辈无人照料，或者其田地房屋等产业无人看管，于是也托水客在家乡帮忙找一女子成亲。这种隔山娶亲，有的不举行婚礼，有的虽然举行，但由于新郎不在家，则由一只大公鸡代替与新娘拜堂。成亲后，男方或一两年回一次，或五年甚至十年回一次，有的终身没有回来过，其妻子至死都没有见过她的丈夫一面。因此，这种隔山娶亲容易造成夫妻双方有名无实，特别是对妇女摧残很大，是一种落后的婚姻习俗。正如客家山歌唱道：“日头一出照四方，唐山隔番路头长。鸳鸯枕上冇双对，日里盼夫夜思量。”但由于隔山娶亲所娶的女子多为穷苦人家，而男方一般付了较多聘金给女方，以后又常寄钱回来，家婆待她也好，以感情笼络她，久而久之，媳妇也就心甘情愿地在家照顾老人。周建新的《水客：一个华侨史、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客家地区的历史考察》载：梅县南口有一妇女幸氏，嫁给一潘姓人家后，有一年她丈夫托水客带她去南洋，到了汕头即将开船出海时，她因挂念婆婆又返回家中。
怎样赚钱
水客作为一种职业，必须有利可图，否则就没有必要，也就不可能存在这么长的时间。那么，水客是如何赚钱，其经营方式如何？
据调查，最原始的也是普遍的情况是，水客帮华侨带钱物书信回国，华侨付给水客一定的茶水费与脚力钱，即劳务费。前期，水客按侨汇的5%到10%收取劳务费；后来的侨批局是按1%到3%收取手续费，水客的工资也是根据当时批局的利润来计算。解放前夕，通货恶性膨胀，用稻谷折算工资，每个水客每月大概能挣100多斤或者200斤的稻谷。
此外，还有几种赚钱的途径。一是靠货币异地汇兑率差价赚钱。据调查访问与官方档案记载，水客代侨胞驳回信款，出于国际币制不同及为便利安全起见，常由南洋汇至香港后再转汇国币回内地。水客收取华侨信款时，根据当时的汇兑率适当收高一些，到家乡发放又降低一些，从中获取不少利润。二是水客将侨胞托带的钱款先行挪来购买当地便宜而家乡又紧缺的“洋货”，如布匹、胡椒、橡胶、药品，然后运回家乡卖，卖完后再把钱款交还侨属。三是水客返南洋，除代侨属带信物外，还顺便将家乡的土特产如干成菜、民间草药等带到南洋卖给华侨，从中获取一定的费用。
每当国内的侨属从水客手中拿到海外亲人寄回的钱物时，有的会拿出一小部分作为酬谢水客的礼物，这叫做“顺风”。有的水客又受侨胞之托，到侨眷家看望田园庐墓，或带孩子回故乡，从中也可以得到一笔酬金，这些就是不成文的“水客工资”。
由于几头得利，所以多数水客收入不菲，很多水客因此赚钱发了财，一待年老便回到家乡颐养晚年，买地建房，还有开店经商的，成为乡村的富庶人家。
逐渐消失
随着水客人数的增加，其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所以也引起政府以及民间人士的重视，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组织以加强管理。20世纪30年代，在汕头成立了南洋水客联合会，下有规模化的侨批馆、侨批局、投递站，相当于现在的连锁店，在国内和南洋之间建立了通讯网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华侨和水客组织活动，1950年在兴梅地区成立南洋水客公会。水客队伍逐渐壮大，经梅县有关部门查实核准营业的水客就有530多人，实际水客从事人员远不止此数字。
据李小燕的《客家地区的水客与侨批局》记载，由于水客这种职业获利较为可观，吸引了较多的人从事水客。上世纪50年代，梅县的南口镇的侨乡、益昌两个村，就有水客近20人。白宫镇的杉山村，仅有36户130多人，先后有李堂盛、李炽昌、李日盛、李权盛、李月盛等人从事水客，水客业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接着，侨务部门专门成立“侨批局”，管理国外入境水客的侨汇兑换手续，由当地政府工商侨务部门颁发“侨批员——水客证”。此证既为水客的证明照件，如遇困难，在法令许可范围内可凭水客证请政府协助解决。此外，政府也对水客提出一些要求，比如，水客出入国均应登记，回国登记限抵本县5天内，不办理登记手续者，当按情节予以处理。
近百年来，诚实质朴的水客们为华侨及其家属服务，既方便了侨界，又增强了华侨与故土的联系，促进了侨乡的社会发展，对中外交流也起到积极作用，为广大华侨所喜爱，被尊称为“华侨特使”。每到收批（信）的日子，侨眷都会满心期待他们的到来，有时没有收到侨批，水客也会安慰侨眷说下次就会有了。
客家乡贤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中有诗曰：“一年大小两三帮，水客往返走海忙。利便侨民兼益己，运输财币返家乡”，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华侨、侨眷与水客的感情。
直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交通、通讯、邮电的发达，水客的作用逐步减弱，从业人员逐渐减少，水客也就完成其历史使命，水客的职业群体也逐渐消失，梅县侨批局于70年代随之撤销。文
水客的诞生
清末民初，银行业不发达，邮电往来亦不方便，在南洋谋生的广大华人不论是带钱还是带物回家或者是书信往来都十分困难，一般只有亲友归国时才能实现，而出国的亲友往往一去就要数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回国返家。因此，在家乡与海外之间，十分需要有一个沟通、联系的畅通渠道。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人中的一些人便自愿带信、物回国，并从家乡带侨眷、亲人出国，从中获取一定数额的报酬。人们称这些人为“水客”，水客由此便应运而生，并深受广大华侨和侨眷的欢迎，一经出现，便遍布于国外各大小商埠。久而久之，水客便成为一种专门职业。
具体而言，水客产生有两个主要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明清以后至解放前，华人移民海外的性质、特征，也就是“单身式”出外谋生，在国外作“旅居式定居”。即早期海外移民大都是因家乡生活艰难而冒险出海，俗称“过番”。过番的大都是年青男子，其父母、妻子儿女均留在国内，所谓“断家不断屋”，虽然人身在国外，但因其亲属不在身边，因此与国内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国外、国内的紧密联系也就使得海外华人需要寄钱寄物回国，以赡养家人，相互之间还须有书信往来，以传递信息。二是侨乡地区的银行业、邮电业的严重落后。以广东梅县为例，据《梅县县志》记载，梅县最早的金融业机构是于1937年成立的广东省银行梅县支行，而梅县邮电局于1904年成立，虽较梅县支行时间早，但发展慢，直到抗战才有梅城、松口、丙村、畲坑、隆文5个邮电分局以及43处邮政代办处和26个信柜。此外，梅县交通运输业十分落后，梅县山多岭陡，荒村僻壤，地形复杂，加上有的海外移民文化素质不高，书写简单甚至错误，而且托带钱物的人多、款项也琐碎，这些均对侨汇的流通、发放提出了很高要求。水客恰恰能发挥吃苦耐劳、人地熟悉等优势而胜任这项工作。
谁做水客
水客并非人人都能胜任，需要具有一定的素质与要求。
首先，他必须为人诚实可靠，有信誉，否则无人敢将钱物托付给他。诚以修身，信以立业，这是侨批（闽南方言，“信”与“批”字同音。所谓的侨批实际指的是侨信。当然，这个“信”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书信，而是既含信款又有信函）业的信条。在侨批业鼎盛的一个多世纪中，批局（专门办理海外华侨汇款的机构）始终将诚信作为立业之本，也是每一位水客所遵守的职业操守，尽管他们生活穷苦，收入微薄，也从没有贪污过一份批款，对于一些地址描述不清的侨批，水客便会根据细微线索到处打听，即使翻山越岭也要将钱物送到收批人的手里。有的地址写得不好，有的写得不清楚，造成死信、死批，但水客们都想办法跑，跑许多次，甚至是跑到山沟里，把它送到侨属手中。为何水客丢批很少呢？这是因为，侨批都是华侨拼命赚来的钱，用来养活家小的，没有了它，家小就会饿死，所以水客吃掉侨批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其次，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因为投递的艰难以及出海的险恶，水客们不仅要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还要应付复杂、动荡多变的的社会环境。如旧时粤东人出海的通道——韩江，多急流险滩，其中有一处蓬辣滩最为危险。侨乡的《过番谣》里对过番的艰辛与险恶有深刻的描写，“至嘱亲友莫过番，海浪抛起高过山。晕船如同天地转，舱底相似下阴间。”国内的水客，天未亮就要出门，天黑回家，路比较近的话就能送达10个乡，路远的话就只能送几个乡；如果有多个人就分区域送，每个人都跑自己的路线，钱要随身带过去，多少都当场数给他们。每个水客大概每天要送出100封侨批，大约需要走50公里的路程。
此外，还要有丰富的知识与阅历。水客走南闯北，不仅要对我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民俗风情有较深的认识，而且也要对海外国家的历史文化、语言等有大致了解，否则难以登其岸、踏其地。比如，走泰国的水客要会泰国语，走印尼的要会讲印尼语，并且还要求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否则一不小心触犯了其民俗习惯，可能会带来许多不便甚至是杀身之祸。
主要业务
水客的活动，俗称走水，从时间上说，一般一年走两三趟南洋，有“大帮”和“小帮”之分，大、小帮主要以水客走水时间对侨眷、华侨的作用大小而定。因为时间紧，水客每次走水并非只帮一两个人带钱物书信，而是要广泛搜集，等积聚到一定数目才动身，而且路途遥远、险恶，路上要花费很多时间，从南洋回来后，要整理、发放东西，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来回一趟要很长的一段时期。另外也是为了与其他水客错开时间，以免生意相冲突、撞车。
从水客的活动内容看，主要是帮华侨携带“钱、信、人、物”，侨乡有句俗话说“番邦做钱唐山用”，道出了华人出海过番的目的就是挣钱养家糊口。南洋华侨一般都会恪守家庭责任，无论生活多艰难，每个月要按时寄送侨批。王炜中的《初析侨批情结》说，家住汕头市潮安县的陈宏烈的4个儿子先后前往新加坡谋生，每个月都有人按时向家里寄侨批，一共持续了46年。此家从1912年到1958年收回500多封侨批。
南洋未通以前，粤东地区的人们无事可作，衣粗食粝，且常有不得食者，足见其经济之艰难。后海禁大开，人们相率以趋南洋。抗战前的侨乡地区经济主要来源于南洋华侨之侨汇，而侨汇如何回国，主要依赖于水客。一个水客每次带回的钱，多者有一两万元，少者也有六七百元。据1941年版《梅县要览》和《梅县概况》记载，梅县侨乡在抗战前后70%以上的侨眷靠华侨汇款接济。1939年全县侨汇总额为5000多万元，1940年达7000万元。而在这一时期，梅县地区侨汇的注入方式主要是水客和信局，可见水客对于粤东地区人们的生活、生产乃至社会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水客对深入认识并稳定海外华人社会也有特殊的作用。以前，人们只知道出海过番是为了维生、赚钱，在外很艰辛与危险，并不了解华人华侨在海外生活，特别是精神和生理方面的需要。实际上，早期的海外移民因多为单身外出，到达侨居地后，他们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工作，强度高、危险性大的劳作，缺少健康的娱乐环境，加上没有父母等亲人的监督，容易逃避传统道德标准的压力与束缚。于是在这种男人特别是年轻男性占绝大多数的社会里，女人的不足造成性饥渴。劳工们有的只好与土著妇女通婚，但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还有一个原因是与当地妇女通婚会延长他们的契约期限，加重负担，这种通婚的数量并不多；有的只好去逛妓院，在那里寻找短暂的欢乐。渐渐地，鸦片、赌博与嫖娼使得广大海外华人沉溺于其中，他们逐渐变得憔悴和萎靡不振，对所有的一切也失去了兴趣，也不再寄钱回国去赡养父母妻儿，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一大隐患。 水客走水带回的信息，导致华侨父母对华夷通婚产生巨大的恐惧。父母意识到从中国带出一些年轻的妇女来阻止“峇峇”和“娘惹”（编者注：土生华人、侨生，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化趋势的重要性。一大批华人妇女包括已婚的和未婚的在水客的引导、率领下来到南洋，与之团聚或成亲，组织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庭，避免了海外华人沾染并沉溺于上述恶习的泥潭。水客便又充当“红娘”，并将女性华人护运到南洋，维护了海外华人社会的稳定。
水客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新婚姻的产生。华侨考虑到语言、习俗等方面的相通融合，多愿意娶家乡女子为妻，于是往往会委托水客回乡帮忙物色对象。水客回乡后，便会四处打听，如遇到合适的女子，前去说媒，征得其父母同意后，有的华侨要求水客将女子相片带出（没有相片以前则靠水客口头描述），待华侨觉得满意后便委托水客带到南洋。有的华侨则只要女子及父母同意，不管长相、身材，则全权委托水客带出南洋成亲。有的海外华侨托水客带回相片，只要家乡的哪个女子相中，就可随水客出洋与之成亲。这种新的婚姻习俗就是“隔山娶亲”或“隔山讨”，它与大行嫁、童养媳、等郎妹等成为侨乡常见的婚姻形式。于是，水客行业又出现了“包做媒人、包护至南洋完婚”的“喜事双包热”，水客也具有了“媒人”的特殊身份。
还有另一种类型，即有的海外华侨考虑到自己长期在外，家中缺乏劳动力，年老的长辈无人照料，或者其田地房屋等产业无人看管，于是也托水客在家乡帮忙找一女子成亲。这种隔山娶亲，有的不举行婚礼，有的虽然举行，但由于新郎不在家，则由一只大公鸡代替与新娘拜堂。成亲后，男方或一两年回一次，或五年甚至十年回一次，有的终身没有回来过，其妻子至死都没有见过她的丈夫一面。因此，这种隔山娶亲容易造成夫妻双方有名无实，特别是对妇女摧残很大，是一种落后的婚姻习俗。正如客家山歌唱道：“日头一出照四方，唐山隔番路头长。鸳鸯枕上冇双对，日里盼夫夜思量。”但由于隔山娶亲所娶的女子多为穷苦人家，而男方一般付了较多聘金给女方，以后又常寄钱回来，家婆待她也好，以感情笼络她，久而久之，媳妇也就心甘情愿地在家照顾老人。周建新的《水客：一个华侨史、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客家地区的历史考察》载：梅县南口有一妇女幸氏，嫁给一潘姓人家后，有一年她丈夫托水客带她去南洋，到了汕头即将开船出海时，她因挂念婆婆又返回家中。
怎样赚钱
水客作为一种职业，必须有利可图，否则就没有必要，也就不可能存在这么长的时间。那么，水客是如何赚钱，其经营方式如何？
据调查，最原始的也是普遍的情况是，水客帮华侨带钱物书信回国，华侨付给水客一定的茶水费与脚力钱，即劳务费。前期，水客按侨汇的5%到10%收取劳务费；后来的侨批局是按1%到3%收取手续费，水客的工资也是根据当时批局的利润来计算。解放前夕，通货恶性膨胀，用稻谷折算工资，每个水客每月大概能挣100多斤或者200斤的稻谷。
此外，还有几种赚钱的途径。一是靠货币异地汇兑率差价赚钱。据调查访问与官方档案记载，水客代侨胞驳回信款，出于国际币制不同及为便利安全起见，常由南洋汇至香港后再转汇国币回内地。水客收取华侨信款时，根据当时的汇兑率适当收高一些，到家乡发放又降低一些，从中获取不少利润。二是水客将侨胞托带的钱款先行挪来购买当地便宜而家乡又紧缺的“洋货”，如布匹、胡椒、橡胶、药品，然后运回家乡卖，卖完后再把钱款交还侨属。三是水客返南洋，除代侨属带信物外，还顺便将家乡的土特产如干成菜、民间草药等带到南洋卖给华侨，从中获取一定的费用。
每当国内的侨属从水客手中拿到海外亲人寄回的钱物时，有的会拿出一小部分作为酬谢水客的礼物，这叫做“顺风”。有的水客又受侨胞之托，到侨眷家看望田园庐墓，或带孩子回故乡，从中也可以得到一笔酬金，这些就是不成文的“水客工资”。
由于几头得利，所以多数水客收入不菲，很多水客因此赚钱发了财，一待年老便回到家乡颐养晚年，买地建房，还有开店经商的，成为乡村的富庶人家。
逐渐消失
随着水客人数的增加，其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所以也引起政府以及民间人士的重视，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组织以加强管理。20世纪30年代，在汕头成立了南洋水客联合会，下有规模化的侨批馆、侨批局、投递站，相当于现在的连锁店，在国内和南洋之间建立了通讯网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华侨和水客组织活动，1950年在兴梅地区成立南洋水客公会。水客队伍逐渐壮大，经梅县有关部门查实核准营业的水客就有530多人，实际水客从事人员远不止此数字。
据李小燕的《客家地区的水客与侨批局》记载，由于水客这种职业获利较为可观，吸引了较多的人从事水客。上世纪50年代，梅县的南口镇的侨乡、益昌两个村，就有水客近20人。白宫镇的杉山村，仅有36户130多人，先后有李堂盛、李炽昌、李日盛、李权盛、李月盛等人从事水客，水客业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接着，侨务部门专门成立“侨批局”，管理国外入境水客的侨汇兑换手续，由当地政府工商侨务部门颁发“侨批员——水客证”。此证既为水客的证明照件，如遇困难，在法令许可范围内可凭水客证请政府协助解决。此外，政府也对水客提出一些要求，比如，水客出入国均应登记，回国登记限抵本县5天内，不办理登记手续者，当按情节予以处理。
近百年来，诚实质朴的水客们为华侨及其家属服务，既方便了侨界，又增强了华侨与故土的联系，促进了侨乡的社会发展，对中外交流也起到积极作用，为广大华侨所喜爱，被尊称为“华侨特使”。每到收批（信）的日子，侨眷都会满心期待他们的到来，有时没有收到侨批，水客也会安慰侨眷说下次就会有了。
客家乡贤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中有诗曰：“一年大小两三帮，水客往返走海忙。利便侨民兼益己，运输财币返家乡”，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华侨、侨眷与水客的感情。
直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交通、通讯、邮电的发达，水客的作用逐步减弱，从业人员逐渐减少，水客也就完成其历史使命，水客的职业群体也逐渐消失，梅县侨批局于70年代随之撤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