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草原启示录》当作一代人身世沉浮的历史来读。这一代人为世界所瞩目的最初作为，是戴着“红卫兵”袖章横冲直撞。那时候他们共同做着一个非常宏大的梦，而把“上山下乡”看作是实现那个美梦的必由之路。
　　究竟有多少下乡知识青年把自己当作了改造对象，或者反过来，把农村(包括其它所有的下乡处所)当作了改造对象？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们在田野、草原、橡胶林和戈壁滩辛苦劳作时，那个美丽的梦就开始黯淡，以至于最终破灭了。
　　当他们离去时，留给这方土地的，竟是情感上遥遥相对的两极——热爱与怨恨！
　　热爱这片土地，是因为它承载过作者们的青春；是因为这里有淳朴的乡亲；是因为作者们在这里泼洒过汗和泪，也许还有自食其力的自信和欣喜。怨恨这片土地，倒不是因为这里贫穷愚昧，劳作辛苦艰难，而是因为这里同样有庄重的谎言，有对人的尊严的无情剥夺和粗暴践踏。这里不是净土，同样荆棘丛生。温暖和冷酷都是这片土地的赐与，热爱与怨恨就伴随作者到今天。
　　人生不可逆，四十岁的人不可能重过一次十七岁或二十岁，但十七岁或二十岁的谬误可以提示四十岁的人生。缺乏苦难，也是一种贫穷。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大起大落的命运轨迹，由狂热到冷静的心理落差，熔铸了这一代人颇为丰厚的精神蕴藏，这就是坚毅、自强不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时代与历史较为深刻的认知、阔大的胸怀，等等。如果把《草原启示录》从头读到尾，不难从中了解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可以发见上述群体性格特征的历史渊源。我相信《夺命雪》的作者必定是处变不惊、刚柔并济的汉子，《想当初》的作者一定视荣辱得失为过眼烟云。缺乏生活的睿智，写不出《闹红卫兵那年》，而这睿智大概是从“闹红卫兵那年”到随后的若干年里获得大增进的。精神苍白的人，很难想象他会写出《南什轴记事》。而随着《锡林郭勒归去来》的笔触，我看到了这一代人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的血肉联系，同时感觉到了他们感情的炽热和深厚。
　　这一代人精神的富有，绝非仅指回忆材料的丰富，主要的是指作为整体特征的种种精神优长。生命际遇的苦难若只停留在记忆中，只充作谈资或回忆文字，那就只是苦难而已，人的精神依然“贫穷”。苦难，只有当它砥砺人的意志、净化人的灵魂时，只有当当事人从中获取养分从而导致积极进取时，才会转化为“财富”。《草原启示录》中体现出的巨大精神财富，就是从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的。
　　
　　(《草原启示录》，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版，8.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