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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本人通相学，据他说自己天生有个“猪鼻”。因此，他的性情与文章完全不同：文章一出，霸气天成，满是傲气与威风；性格却是猪的笨拙与朴实，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闲聊的他便是如此。
“我的精神摇篮是70年代”
1956年，朱大可出生在上海。7岁时，他上了当地一所有名的小学，却不怎么被老师喜欢——成绩最好、不听管教，朱大可的这种个性让老师深感困惑。
小学尚未毕业，“文革”到来。那是个荒诞的年代，但没妨碍朱大可自由地游戏。“我身体的摇篮是50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70年代。在一个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自我。”至今，朱大可仍然记得家里那台老旧的钢琴和同学间相互秘密传阅的书籍。
越过“文革”的苦难，朱大可刚过20岁。正是爱做梦的年龄，他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指挥家，“做音乐永久的囚徒”。而他始终没能迈进离家一步之遥的上海音乐学院。恢复高考后，数学仅得了2分的朱大可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从此开始了文学研究之路。
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会上文化名人云集，而自诩为“无名鼠辈”的他凭借《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一文一鸣惊人。不久后，朱大可又发表了论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谢晋的事业如日中天，朱大可却敢于指出他的缺点，认为他的电影是“以煽情为最高目标”，“是对现代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含蓄否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说：“除了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朱大可）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一担10年。1994年，已被认为是知名批评家的朱大可突然决定留学澳洲。在那里，他鲜有著述，但从未放弃对华语文学世界的观察。他专门跑到澳大利亚的唐人街，探访华文作家。回来后大失所望，把那些作家们称为“盲肠”。“他们只是一种可笑的修饰，在没走出唐人街的围城之前，就已经退化成了盲肠，可有可无。西方世界的墙垣对他们来说，不过是遥远的风景。”
也许是这种失望让朱大可决定回国。2002年他回来时，诗歌没落，文学式微，朱大可放弃了自己的专长文学批评，转身研究大众文化。“这不是我辜负了文学，而是文学辜负了我的期望。”
2004年，他执掌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让同济大学成为国内文化批评的重镇；2006年出版代表作《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今年结集出版的“朱大可守望书系”，更是将朱大可近30年来的文字进行了归纳整理。书的自跋里，朱大可说：我们正站在一个伟大的刻度之上，历史就这样垂顾了我们，令我们成为转折点的守望者。
文学批评无法代替作家沉思和呼吸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文学，有人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界除了文字与故事，一片虚无，没有思想。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你说出了当代文学最致命的问题。作家和作品没有思想，就无法培育有思想的读者。当代诗歌和小说在技法上有所进步，却丧失了精神。对现实与历史保持批判性思想的作家已是凤毛麟角，而导致思想缺失的原因，在于信仰的缺席。我之前就说过，中国文学正在“空心化”，而“空心的文学”是没有未来的。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令人着急的是，你不能把思想和信仰硬塞给作家。文学批评只能提醒作家，而无法代替他们沉思和呼吸。
环球人物杂志：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你的这种转身是基于刚才提到的令人堪忧的文学境况吗？
朱大可：2000年前后，中国文学已经病入膏肓，而大众文化却开始生长起来，当时的难题在于，没几个知识分子愿意面对这些“低等的文化类型”。
环球人物杂志：“大众文化”这个概念如何理解？
朱大可：长期以来，我们都以GDP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最要紧的其实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可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从我们的餐桌、衣食住行、阅读方式等开始。正是生活方式决定了文化的命运。
大文化的问题跟单纯评论小说、诗歌不同，在整个需求体系中，文化是维系人的精神存在的基础。日本人嘲笑中国是个没有未来的国家，因为满大街都是洗脚城、美发店，却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书店。这可以当成一种严重的警告。中国将要为软实力的滞后付出沉重的代价。唯一的自救方式，就是让先强硬起来的经济，去哺育发育不良的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看来，纯文学的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吗？
朱大可：文学之所以能在唐宋时代达到高潮，就因为它曾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在李杜时代，诗歌就是口粮和日用品，不读诗的话，灵魂会挨饿而死。而在现代都市生活里，诗歌成了奢侈品，人们拒绝消费他们难以消化的东西。
传统加现代的多元组合
环球人物杂志：你曾说自己一直试图在“精英”、“大众”之外，用第三种视角把脉文化。通过你的第三种视角看，中国文化路在何方？
朱大可：这也是我个人的困境。基于大众跟知识界的对立，我不得不站在更为边缘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中国文化既不能走回儒家的道路，也不必一揽子地照搬西方文化，而是要走“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传统加现代化的多元组合。
环球人物杂志：你曾把儒家文化命名为“点头文化”，为什么？
朱大可：来自于传统垂直书写和阅读的方式啊。当你快速阅读时，就会出现某种古怪的“点头效应”，把它跟专制帝国时期的文化习惯加以类比，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小小的文化玩笑，但它能提醒我们注意儒家文化中的不良因素。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知识分子似乎从未对这一进程中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批评界更是处于一种暧昧状态。你如何解读当前知识分子的这种尴尬？
朱大可：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大潮的来袭，是双重挤压，它们改造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大众借助网络、微博，从知识分子手里夺回了话语权。于是，知识分子注定要面对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
环球人物杂志：像微博这种短小、随意的网络书写方式流行后，也带来极端化、情绪化甚至充满污言秽语的弊端。很多人认为中国当今的批评环境有消极的一面，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是微博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微博的好处远远大于它的缺陷。它不仅解决了资讯的多样性难题，更是学习辨伪、寻找真相和探求真理的课堂。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你下部作品的目标是中国文化史，这本书有什么特别之处？
朱大可：我用20多年时间，对中国上古神话和先秦文化的精神源头做了一次逆向研究，下一步就是重写中国文化史。此前所有的文化史都立足于这样一个逻辑假定：中国文化是在封闭状态下原生态孕育出来的。我的目标就是矫正这种看法，让本土文化史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世界性结构。
“我的精神摇篮是70年代”
1956年，朱大可出生在上海。7岁时，他上了当地一所有名的小学，却不怎么被老师喜欢——成绩最好、不听管教，朱大可的这种个性让老师深感困惑。
小学尚未毕业，“文革”到来。那是个荒诞的年代，但没妨碍朱大可自由地游戏。“我身体的摇篮是50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70年代。在一个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自我。”至今，朱大可仍然记得家里那台老旧的钢琴和同学间相互秘密传阅的书籍。
越过“文革”的苦难，朱大可刚过20岁。正是爱做梦的年龄，他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指挥家，“做音乐永久的囚徒”。而他始终没能迈进离家一步之遥的上海音乐学院。恢复高考后，数学仅得了2分的朱大可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从此开始了文学研究之路。
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会上文化名人云集，而自诩为“无名鼠辈”的他凭借《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一文一鸣惊人。不久后，朱大可又发表了论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谢晋的事业如日中天，朱大可却敢于指出他的缺点，认为他的电影是“以煽情为最高目标”，“是对现代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含蓄否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说：“除了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朱大可）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一担10年。1994年，已被认为是知名批评家的朱大可突然决定留学澳洲。在那里，他鲜有著述，但从未放弃对华语文学世界的观察。他专门跑到澳大利亚的唐人街，探访华文作家。回来后大失所望，把那些作家们称为“盲肠”。“他们只是一种可笑的修饰，在没走出唐人街的围城之前，就已经退化成了盲肠，可有可无。西方世界的墙垣对他们来说，不过是遥远的风景。”
也许是这种失望让朱大可决定回国。2002年他回来时，诗歌没落，文学式微，朱大可放弃了自己的专长文学批评，转身研究大众文化。“这不是我辜负了文学，而是文学辜负了我的期望。”
2004年，他执掌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让同济大学成为国内文化批评的重镇；2006年出版代表作《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今年结集出版的“朱大可守望书系”，更是将朱大可近30年来的文字进行了归纳整理。书的自跋里，朱大可说：我们正站在一个伟大的刻度之上，历史就这样垂顾了我们，令我们成为转折点的守望者。
文学批评无法代替作家沉思和呼吸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文学，有人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界除了文字与故事，一片虚无，没有思想。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你说出了当代文学最致命的问题。作家和作品没有思想，就无法培育有思想的读者。当代诗歌和小说在技法上有所进步，却丧失了精神。对现实与历史保持批判性思想的作家已是凤毛麟角，而导致思想缺失的原因，在于信仰的缺席。我之前就说过，中国文学正在“空心化”，而“空心的文学”是没有未来的。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令人着急的是，你不能把思想和信仰硬塞给作家。文学批评只能提醒作家，而无法代替他们沉思和呼吸。
环球人物杂志：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你的这种转身是基于刚才提到的令人堪忧的文学境况吗？
朱大可：2000年前后，中国文学已经病入膏肓，而大众文化却开始生长起来，当时的难题在于，没几个知识分子愿意面对这些“低等的文化类型”。
环球人物杂志：“大众文化”这个概念如何理解？
朱大可：长期以来，我们都以GDP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最要紧的其实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可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从我们的餐桌、衣食住行、阅读方式等开始。正是生活方式决定了文化的命运。
大文化的问题跟单纯评论小说、诗歌不同，在整个需求体系中，文化是维系人的精神存在的基础。日本人嘲笑中国是个没有未来的国家，因为满大街都是洗脚城、美发店，却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书店。这可以当成一种严重的警告。中国将要为软实力的滞后付出沉重的代价。唯一的自救方式，就是让先强硬起来的经济，去哺育发育不良的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看来，纯文学的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吗？
朱大可：文学之所以能在唐宋时代达到高潮，就因为它曾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在李杜时代，诗歌就是口粮和日用品，不读诗的话，灵魂会挨饿而死。而在现代都市生活里，诗歌成了奢侈品，人们拒绝消费他们难以消化的东西。
传统加现代的多元组合
环球人物杂志：你曾说自己一直试图在“精英”、“大众”之外，用第三种视角把脉文化。通过你的第三种视角看，中国文化路在何方？
朱大可：这也是我个人的困境。基于大众跟知识界的对立，我不得不站在更为边缘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中国文化既不能走回儒家的道路，也不必一揽子地照搬西方文化，而是要走“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传统加现代化的多元组合。
环球人物杂志：你曾把儒家文化命名为“点头文化”，为什么？
朱大可：来自于传统垂直书写和阅读的方式啊。当你快速阅读时，就会出现某种古怪的“点头效应”，把它跟专制帝国时期的文化习惯加以类比，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小小的文化玩笑，但它能提醒我们注意儒家文化中的不良因素。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知识分子似乎从未对这一进程中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批评界更是处于一种暧昧状态。你如何解读当前知识分子的这种尴尬？
朱大可：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大潮的来袭，是双重挤压，它们改造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大众借助网络、微博，从知识分子手里夺回了话语权。于是，知识分子注定要面对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
环球人物杂志：像微博这种短小、随意的网络书写方式流行后，也带来极端化、情绪化甚至充满污言秽语的弊端。很多人认为中国当今的批评环境有消极的一面，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是微博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微博的好处远远大于它的缺陷。它不仅解决了资讯的多样性难题，更是学习辨伪、寻找真相和探求真理的课堂。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你下部作品的目标是中国文化史，这本书有什么特别之处？
朱大可：我用20多年时间，对中国上古神话和先秦文化的精神源头做了一次逆向研究，下一步就是重写中国文化史。此前所有的文化史都立足于这样一个逻辑假定：中国文化是在封闭状态下原生态孕育出来的。我的目标就是矫正这种看法，让本土文化史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世界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