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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唐毅南近期撰文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要求客观评价中国经济成长的成就和原因。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把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归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国内不少经济学家也断言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增长”，要求中国的结构转型向西方尤其是美国模式靠拢。
但唐毅南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是“高投资、高效率、高技术进步”和“低能耗”的高质量增长，其结果是GDP和消费同步高速增长。说中国是“高投资、低效率、低消费”的“粗放增长”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没有多少证据，并不符合事实。
粗放增长是经济运行主要矛盾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低效增长或粗放增长仍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从现有有限的效率指标来看，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
如，能耗过多。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在2013年能源峰会上提到，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我国每消耗1吨标煤的能源仅能创造14000元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25000元。
地耗过多。国家土地督察系统在2011年例行督察中发现，全国43个城市中共有918个项目存在土地闲置问题，涉及面积共计8.84万亩。
投资效率低。研究显示，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比值为5.29，1980～2010年的日本为14.69。
低效增长的原因很复杂，但主因来自一些非市场体制因素，我们还存在一些保护垄断特权、保护低效落后、抑制公平竞争的制度安排。
必须痛下决心加快治疗低效增长症，治疗的基本“药物”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中。
要推进制度变革，如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干部考核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等，为高效增长创造条件。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配置效率。
还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进信息化、增加人力资本、完善基础设施等，推进生产要素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扩张和TFP增长并非必然此消彼长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流行表述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要从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变为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
尽管经济学家们对什么是效率驱动的增长心知肚明，但还是有人干脆把效率驱动的增长解释成TFP驱动的增长。问题是，如果中国过往增长真可用“粗放”定义，那该如何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来TFP年均4%的增长记录？如果这一数字不能证明中国是效率驱动的增长，那今天美国1%的TFP的增长率为什么可以是？
《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作者曾核算出在1978～2005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5%，资本增长9.6%，为GDP增长贡献了44.7%，教育增强型的劳动力增长2.7%，占GDP增长的16.2%，而TFP每年增长3.8%，贡献了GDP增长的40.1%。
这与我最近所作的核算结果非常相似。由此可见，尽管资本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居首，但TFP增长却相当出色。这应该不是粗放增长方式可以解释的现象。
如果我们所说的转变增长方式是指把TFP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从现有的40%提高到美国的80%，那就意味着中国的GDP增长率要降到5%以下（假设TFP年均依然能增长3%～4%）。一个教条看法是，如果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扩张驱动，就应像苏联，TFP不能改善只会恶化，这就是粗放的，会崩溃。但日本也好，东亚也罢，情况相反。资本扩张快时，也是TFP的改善记录较好之时。中国也如此。这可能是因为TFP的改进事实上在改善投资回报率，因此反而诱导了资本更快扩张。
单位GDP能耗≠能源实际效率
唐毅南（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粗放增长”的第一论据是中国高投资、低效率。但事实是，1950～1979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为4.93，美国同期是5.01。从1980年到2009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为3.91，而美国为6.82，此消彼长，中国资本效率大大领先美国。
再有，中国劳动增长率和TFP总体增长率也是令人满意的。
那为何大家还会对中国经济有高消耗、低效率的印象？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比美、日等发达国家高得多。但实际上，把单位GDP能耗等同于能源实际效率是方法论错误，得出中国能耗高的结论也是误解。
“粗放增长”论的最后一个说法是认为中国投资过高，挤占了消费，因而消费不足，是所谓“高投资，低消费”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即GDP中居民收入与消费占比这一结构问题严重。
但消费占比低和消费水平低并不是一回事，关键还要看GDP规模总量，即“蛋糕”的大小。今天GDP“蛋糕”的大小，无疑取决于昨天投资的规模与效率。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的总体投资效率表现上乘，GDP蛋糕的规模快速增大。这样，即使消费占比较低，但消费水平较高，这正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实际情况：高增长率、高投资率、低消费比重与高消费规模四者并存。
用主观想象的消费拉动论来批判中国的高投资、高增长，制造粗放增长论的舆论，既会对媒体和一般民众产生误导，也可能使具体政策制定因失去准确的事实依据而产生偏差。
没必要将刺激消费作为常规政策
朱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虽然学术界对资本积累与生产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有争论，但都同意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由资本投入的增长与TFP增长这两个引擎同时拉动的。
不少人担心中国投资过度导致结构性产能过剩。过去20年里，我们几乎年年都听说产能过剩，但中国经济恰在这期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
事实上，早在“九五”期间，国家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十五”计划又再提调整和升级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但为何没达到预期？
有人将其归结为体制痼疾、改革停滞或政策有失误。但中国经济恰在过去十多年里得以快速增长，跃升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结构并不完全是政府的政策能够决定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自然结果。
当前，中国消费过低、储蓄过高、经济增长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似乎已成不争的事实。但从经济增长理论上看，是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非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主推力;持续的消费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所以，没必要将刺激消费作为常规政策，扩大内需也可不必作为常规政策。
长期的增长不是需求问题，而是供给问题，政府的政策和改革应以增加供给能力和效率为目标。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没受到对消费和投资比例的错误认识的影响，这是好兆头，说明领导层看得很清楚。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把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归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国内不少经济学家也断言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增长”，要求中国的结构转型向西方尤其是美国模式靠拢。
但唐毅南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是“高投资、高效率、高技术进步”和“低能耗”的高质量增长，其结果是GDP和消费同步高速增长。说中国是“高投资、低效率、低消费”的“粗放增长”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没有多少证据，并不符合事实。
粗放增长是经济运行主要矛盾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低效增长或粗放增长仍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从现有有限的效率指标来看，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
如，能耗过多。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在2013年能源峰会上提到，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我国每消耗1吨标煤的能源仅能创造14000元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25000元。
地耗过多。国家土地督察系统在2011年例行督察中发现，全国43个城市中共有918个项目存在土地闲置问题，涉及面积共计8.84万亩。
投资效率低。研究显示，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比值为5.29，1980～2010年的日本为14.69。
低效增长的原因很复杂，但主因来自一些非市场体制因素，我们还存在一些保护垄断特权、保护低效落后、抑制公平竞争的制度安排。
必须痛下决心加快治疗低效增长症，治疗的基本“药物”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中。
要推进制度变革，如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干部考核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等，为高效增长创造条件。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配置效率。
还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进信息化、增加人力资本、完善基础设施等，推进生产要素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扩张和TFP增长并非必然此消彼长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流行表述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要从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变为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
尽管经济学家们对什么是效率驱动的增长心知肚明，但还是有人干脆把效率驱动的增长解释成TFP驱动的增长。问题是，如果中国过往增长真可用“粗放”定义，那该如何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来TFP年均4%的增长记录？如果这一数字不能证明中国是效率驱动的增长，那今天美国1%的TFP的增长率为什么可以是？
《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作者曾核算出在1978～2005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5%，资本增长9.6%，为GDP增长贡献了44.7%，教育增强型的劳动力增长2.7%，占GDP增长的16.2%，而TFP每年增长3.8%，贡献了GDP增长的40.1%。
这与我最近所作的核算结果非常相似。由此可见，尽管资本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居首，但TFP增长却相当出色。这应该不是粗放增长方式可以解释的现象。
如果我们所说的转变增长方式是指把TFP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从现有的40%提高到美国的80%，那就意味着中国的GDP增长率要降到5%以下（假设TFP年均依然能增长3%～4%）。一个教条看法是，如果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扩张驱动，就应像苏联，TFP不能改善只会恶化，这就是粗放的，会崩溃。但日本也好，东亚也罢，情况相反。资本扩张快时，也是TFP的改善记录较好之时。中国也如此。这可能是因为TFP的改进事实上在改善投资回报率，因此反而诱导了资本更快扩张。
单位GDP能耗≠能源实际效率
唐毅南（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粗放增长”的第一论据是中国高投资、低效率。但事实是，1950～1979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为4.93，美国同期是5.01。从1980年到2009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为3.91，而美国为6.82，此消彼长，中国资本效率大大领先美国。
再有，中国劳动增长率和TFP总体增长率也是令人满意的。
那为何大家还会对中国经济有高消耗、低效率的印象？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比美、日等发达国家高得多。但实际上，把单位GDP能耗等同于能源实际效率是方法论错误，得出中国能耗高的结论也是误解。
“粗放增长”论的最后一个说法是认为中国投资过高，挤占了消费，因而消费不足，是所谓“高投资，低消费”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即GDP中居民收入与消费占比这一结构问题严重。
但消费占比低和消费水平低并不是一回事，关键还要看GDP规模总量，即“蛋糕”的大小。今天GDP“蛋糕”的大小，无疑取决于昨天投资的规模与效率。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的总体投资效率表现上乘，GDP蛋糕的规模快速增大。这样，即使消费占比较低，但消费水平较高，这正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实际情况：高增长率、高投资率、低消费比重与高消费规模四者并存。
用主观想象的消费拉动论来批判中国的高投资、高增长，制造粗放增长论的舆论，既会对媒体和一般民众产生误导，也可能使具体政策制定因失去准确的事实依据而产生偏差。
没必要将刺激消费作为常规政策
朱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虽然学术界对资本积累与生产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有争论，但都同意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由资本投入的增长与TFP增长这两个引擎同时拉动的。
不少人担心中国投资过度导致结构性产能过剩。过去20年里，我们几乎年年都听说产能过剩，但中国经济恰在这期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
事实上，早在“九五”期间，国家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十五”计划又再提调整和升级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但为何没达到预期？
有人将其归结为体制痼疾、改革停滞或政策有失误。但中国经济恰在过去十多年里得以快速增长，跃升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结构并不完全是政府的政策能够决定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自然结果。
当前，中国消费过低、储蓄过高、经济增长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似乎已成不争的事实。但从经济增长理论上看，是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非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主推力;持续的消费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所以，没必要将刺激消费作为常规政策，扩大内需也可不必作为常规政策。
长期的增长不是需求问题，而是供给问题，政府的政策和改革应以增加供给能力和效率为目标。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没受到对消费和投资比例的错误认识的影响，这是好兆头，说明领导层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