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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领导用人，犹如巧匠处理手中的木材一样。用其所长，弃其所短。与西方的权力制约不同，中国古代强调权力协商。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本质上是要求执政者在重大决策问题上要与自己的管理团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商，一把手权责第一，但不要搞一言堂。
用人问题
据《资治通鉴》记载，子思首先谈到用人的问题。子思向卫侯推荐说，苟变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其才能足堪带领战车500乘。春秋战国的一乘战车最多可以带兵70余人。能够指挥500辆战车、数万大军的，必然是大将。可是，卫侯连忙解释说，苟变诚然有军事才能，但是品行有瑕疵。他曾经在征收赋税的时候，白吃了人家两颗鸡蛋，所以废而不用。子思对此大不以为然，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大意是：优秀的领导用人，犹如巧匠处理手中的木材一样。用其所长，弃其所短。子思的话道出了两点道理。第一，选拔人才要取其长，容其短。第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争之世急需人才，更应该有包容心。苟变虽然吃了民家两个鸡蛋，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应该用其长才。
卫侯似乎明白了子思的意思，说：“谨受教矣！”客气地接受子思的教诲。子思是社会名人，《中庸》一书即出自其手，卫侯不得不顾虑其社会影响，听取其言论。可是卫国君臣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这么回事。“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卫侯决策错误，可是其下属群臣却异口同声地附和称赞。子思对一个叫公丘懿子的人失望地说：“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意思是何以这么严重？子思接着谈了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
决策问题
子思认为，领导人在决策时，自以为是，就听不到也听不进大家的意见。即使领导的意见正确，也应该集思广益，何况决策失误呢？群臣竟然苟同取媚，任由错误发展。领导者不问是非，就喜欢别人顺着自己说话，这是多么昏庸！臣下不管对错，只是阿谀取容，这是多么谄媚！主上昏庸，臣下谄媚，却高居于百姓之上，民众能拥护么？子思的意思很清楚，君臣之间只有相互坦诚，才能众志成城，治理好国家。于是，子思直截了当地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卫侯说：“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子思讲出了他的理由：国君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卿大夫不敢指出来；卿大夫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庶众不敢指出来。这就失去了纠错机制。上面感觉良好，自以为贤，下面的人同声附和，一片赞扬声。这岂非自欺欺人！给领导戴高帽子的，就有好处；给领导提意见的，就有祸害。这样下去，正确的决策何从而来！《诗经》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君臣都说自己是圣人，无法辨论是非，犹如谁都分不清乌鸦的雌雄呀。）这话说的不就是你们君臣现在的样子么！
和而不同
子思对卫侯的两条忠告，道出了领导力修炼的核心内容：出主意（决策）、用干部（用人）。据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记录，鲁穆公曾问子思：“何女（如）耳可谓忠臣？”子思回答：“恒称其君之亚（恶）者，可谓忠臣矣。”鲁公“不悦，揖而退之”。能够讲真话，指出国君过失的，就是忠臣。传承子思学说的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曾与齐宣王有一段问答：“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敢于指出国君重大过错，是贵戚重臣的本分。假如多次指正，国君仍不改正，就应该换掉他。这是何等大胆的言论！敢于向领导提意见，弥补国君决策中的失误，不是给领导拆台，而是补台，即所谓“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内在必须环节。约略晚于孟子的大儒荀子（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从操作层面，谈到进谏纳谏的现实意义。
《荀子·臣道》曰：“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这里首先给“臣”的角色作了一个定性的分析：从君之命而有利于君叫顺从，从君之命而不利于君叫谄媚；违君之令而有利于君叫忠诚，抗君之令而不利于君叫篡夺。不顾及君主之荣辱，不顾及国家之得失，只是苟合取容，以保禄位，豢养结交党羽，这种人就是国贼。这里首先是从国君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从表面的依违态度，来定性国君与臣属的关系。
荀子进而又说：“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为己贼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君主决策行事错误，将危及国家政权。大臣们能向君主提出不同意见，被采纳则罢，不被采纳则走人，这是劝谏；意见被采纳就罢，不被采纳不惜以身相殉，这是死诤；若能联合众人，率领群臣百官强制性纠正君主之错，君主虽然不情愿，却不能不听从，从而消除了国之大患，清除了国之大害，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这叫辅弼；如果有大臣能拒绝执行君主错误的命令，借用君之重权，纠正君之错事，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君主蒙受的耻辱，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做匡正。因此，能劝谏、死诤、辅弼、匡正之人，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英明的君主会尊敬优待他们，但愚昧糊涂的君主却视之为寇仇。
荀子的这番“臣道”，把臣属在纠正君主错误方面的职责讲得淋漓尽致，有助于我们理解子思对卫侯的忠告。与西方的权力制约不同，中国古代强调权力协商。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本质上是要求执政者在重大决策问题上要与自己的管理团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商，一把手权责第一，但不要搞一言堂。
（摘自《国家治理》）
用人问题
据《资治通鉴》记载，子思首先谈到用人的问题。子思向卫侯推荐说，苟变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其才能足堪带领战车500乘。春秋战国的一乘战车最多可以带兵70余人。能够指挥500辆战车、数万大军的，必然是大将。可是，卫侯连忙解释说，苟变诚然有军事才能，但是品行有瑕疵。他曾经在征收赋税的时候，白吃了人家两颗鸡蛋，所以废而不用。子思对此大不以为然，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大意是：优秀的领导用人，犹如巧匠处理手中的木材一样。用其所长，弃其所短。子思的话道出了两点道理。第一，选拔人才要取其长，容其短。第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争之世急需人才，更应该有包容心。苟变虽然吃了民家两个鸡蛋，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应该用其长才。
卫侯似乎明白了子思的意思，说：“谨受教矣！”客气地接受子思的教诲。子思是社会名人，《中庸》一书即出自其手，卫侯不得不顾虑其社会影响，听取其言论。可是卫国君臣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这么回事。“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卫侯决策错误，可是其下属群臣却异口同声地附和称赞。子思对一个叫公丘懿子的人失望地说：“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意思是何以这么严重？子思接着谈了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
决策问题
子思认为，领导人在决策时，自以为是，就听不到也听不进大家的意见。即使领导的意见正确，也应该集思广益，何况决策失误呢？群臣竟然苟同取媚，任由错误发展。领导者不问是非，就喜欢别人顺着自己说话，这是多么昏庸！臣下不管对错，只是阿谀取容，这是多么谄媚！主上昏庸，臣下谄媚，却高居于百姓之上，民众能拥护么？子思的意思很清楚，君臣之间只有相互坦诚，才能众志成城，治理好国家。于是，子思直截了当地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卫侯说：“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子思讲出了他的理由：国君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卿大夫不敢指出来；卿大夫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庶众不敢指出来。这就失去了纠错机制。上面感觉良好，自以为贤，下面的人同声附和，一片赞扬声。这岂非自欺欺人！给领导戴高帽子的，就有好处；给领导提意见的，就有祸害。这样下去，正确的决策何从而来！《诗经》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君臣都说自己是圣人，无法辨论是非，犹如谁都分不清乌鸦的雌雄呀。）这话说的不就是你们君臣现在的样子么！
和而不同
子思对卫侯的两条忠告，道出了领导力修炼的核心内容：出主意（决策）、用干部（用人）。据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记录，鲁穆公曾问子思：“何女（如）耳可谓忠臣？”子思回答：“恒称其君之亚（恶）者，可谓忠臣矣。”鲁公“不悦，揖而退之”。能够讲真话，指出国君过失的，就是忠臣。传承子思学说的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曾与齐宣王有一段问答：“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敢于指出国君重大过错，是贵戚重臣的本分。假如多次指正，国君仍不改正，就应该换掉他。这是何等大胆的言论！敢于向领导提意见，弥补国君决策中的失误，不是给领导拆台，而是补台，即所谓“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内在必须环节。约略晚于孟子的大儒荀子（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从操作层面，谈到进谏纳谏的现实意义。
《荀子·臣道》曰：“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这里首先给“臣”的角色作了一个定性的分析：从君之命而有利于君叫顺从，从君之命而不利于君叫谄媚；违君之令而有利于君叫忠诚，抗君之令而不利于君叫篡夺。不顾及君主之荣辱，不顾及国家之得失，只是苟合取容，以保禄位，豢养结交党羽，这种人就是国贼。这里首先是从国君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从表面的依违态度，来定性国君与臣属的关系。
荀子进而又说：“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为己贼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君主决策行事错误，将危及国家政权。大臣们能向君主提出不同意见，被采纳则罢，不被采纳则走人，这是劝谏；意见被采纳就罢，不被采纳不惜以身相殉，这是死诤；若能联合众人，率领群臣百官强制性纠正君主之错，君主虽然不情愿，却不能不听从，从而消除了国之大患，清除了国之大害，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这叫辅弼；如果有大臣能拒绝执行君主错误的命令，借用君之重权，纠正君之错事，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君主蒙受的耻辱，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做匡正。因此，能劝谏、死诤、辅弼、匡正之人，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英明的君主会尊敬优待他们，但愚昧糊涂的君主却视之为寇仇。
荀子的这番“臣道”，把臣属在纠正君主错误方面的职责讲得淋漓尽致，有助于我们理解子思对卫侯的忠告。与西方的权力制约不同，中国古代强调权力协商。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本质上是要求执政者在重大决策问题上要与自己的管理团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商，一把手权责第一，但不要搞一言堂。
（摘自《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