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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山窝
坐在宽敞明亮的楼房中，83岁的上胡同峪村民张文起感觉就像做梦一般。他指着房里的地面砖说：“以前的房子就是土屋，地面也都是土地面，好多年也没有修过，下雨的时候，大雨大漏，小雨小漏，屋里走起来都带着泥。”
上胡同峪是沂水县诸葛镇的一个小山村。“峪”是诸葛镇的一种独特地貌，通俗来说，就是一条山沟。胡同峪是诸葛镇众多山峪的一条，因狭长似胡同而得名。上胡同峪村就位于胡同峪的上游，多年以来，干旱贫瘠，交通不便。
革命战争年代，胡同峪曾是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之一。偏僻的位置、蜿蜒的山路在战争时期掩护了革命军队和当地群众。据说日军曾多次进犯，却总是损兵折将，铩羽而归。当时的沂水县委和八路军多支主力部队曾驻扎于此。
战争时期的天然屏障，到了和平时期成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障碍。65岁的崔以生在那个山村有过两次建房经历。上世纪70年代左右，建了几间草房，90年代左右，又盖了几间瓦房。早先在村里种红薯、花生，之后又种了桃树，限于交通条件，收入也就处于一般水平。“早年间，一说到我们上胡同峪，那就是偏、远、穷，那时候到趟镇里就跟现在去趟北京似的。”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这是所有易地扶贫搬迁村庄所存在的一个共同特征。
诸葛镇大崮后村离镇驻地有20多公里，村里的孩子要上学需要翻山越岭走上十几里的山路，费县朱田镇崔家沟村更加偏远，处在460多米的大山深处，走出那片大山需要20多里路，村里孩子需要到16里外的地方去上学。“每天接送孩子上学，都要腾出一个劳力来。”
村里的基础设施大都非常薄弱，费县大田庄乡大田庄村民张建香至今身上还有一道疤，当时孩子要吃面条，张建香出门买了一袋面，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正逢刚下过雨，村里的土路泥泞不堪，拐弯时候，“连人带车带面一块儿摔到水沟里去，面条没吃着，还落了一道疤。”
有的村庄吃水难，庄稼种植只能靠天吃饭。沂南县岸堤镇朱家林村，以前吃水都要到几公里外的高湖水库挑水吃。费县朱田镇崔家沟村，全村家家户户必备的工具是钩担和水桶，吃水靠挑。天旱时，半夜3点就去也叫井也叫泉的地方排队，排到了，下到两米深的地方，用瓢舀水，舀一瓢等着，泉水出来再舀。
这里的搬迁户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一户村民女儿要出嫁，因为用水困难，姑娘多年来就没洗过脸，父母都不太记得她干净时候是什么样子。等到出嫁那天洗了把脸，父母一看，原来闺女这么漂亮，开玩笑说：“不嫁了不嫁了，闺女这么漂亮，这得找个条件更好的。”
因为这些原因，这些搬迁村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朱家林有户村民，结婚前，亲家开车来拜访，转了一整天，没找到朱家林在哪儿。丈母娘的脸阴了好几天，回去后便问女儿：你真要嫁到那个穷山沟里吗？这可是照着地图都不好找的地方。
同在一片蓝天下，水、路、电、互联网，这些现代城市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在这些村庄中或多或少，都有短板存在。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这个严峻的现实阻碍了村民们自由地分享现代化的红利，贫困赶不走，小康进不来，要解决这个根深蒂固的穷根子，“搬”是最好的选择。
新社区
“人往哪里搬、钱从哪里筹、地在哪里划、房屋如何建、收入如何增、生态如何护、新村如何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易地扶贫搬迁提出的七个关键问题。这七个问题指向精准，直接点出了易地扶贫搬迁的难点和痛点。
臨沂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徐仲圣告诉记者，临沂市发展改革委坚持党建统领，深抓结对共建，充分激发共产党员敢冲敢拼的先锋作用，凝聚各方力量在识别精准、工作精细、结果精致“三精”上苦练硬功，探索总结出“加减乘除”工作新路径，组建了一支勇做携手奔小康路上的发展改革尖兵。
精准识别贫困户是易地扶贫搬迁的基础，直接关乎脱贫成效。如何因地制宜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做好政策解读和解释工作是化解矛盾的关键。
沂南县孙祖镇代庄三队是代庄的一个自然村，集中安置105户23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98人。孙祖镇党委副书记王义祯告诉记者，该镇通过召开由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包村干部、扶贫理事会、党员代表、村民代表、贫困户代表参与的村级评议会，综合分析各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进行逐户表决评议;根据评议会结果，将贫困户分类管理名单在村内进行公示5天;镇扶贫办对各村上报的分类名单进行审核，建立台账管理，进行中等收入型、特殊群体型、温饱无忧型、重点关注型等四类管理;最后按照分类，及时落实有关政策，确保因户因人施策精准，巩固提升贫困户脱贫成效。
沂水县建立了专门的识别档案、脱贫退出档案和“一户一档”等材料，通过村内开会研究、投票表决、人员公示等程序进行确定，确保管理科学规范。沂南县逐户核对、逐人核实，以户口和实际居住情况为依据，识别变化情况，重新确定搬迁对象。费县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吃透政策、精准发力，按照公开公示原则，及时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搬迁对象，对调整情况进行核实上报，帮助贫困群众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
在这项工程中，有数不清的干部工作服务在一线，需要做大量的群众工作。沂南县孙祖镇代庄村大组长吉光兴从2015年就参与了代庄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每家每户都需要到门走访，平均每户人家至少要走访30次，有的甚至达到了50次。“年轻人都喜欢搬出来，工作很好做。难的是老年人，他们恋家，对搬到一个新地方生活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他们所顾虑的问题大都比较简单，“没法喂鸡了，以后怎么去卖鸡蛋？”“家里的柴火以后堆到哪里？”
费县大田庄乡大田庄村村民刘道新顾虑的是家里养的两只羊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大田庄乡党委副书记孙宗辉自掏腰包，买下了刘道新的两只羊。刘道新的身体不好，走不了远路，儿子又在外打工。交电费交煤气费的任务就落到了大田庄乡人社所所长蔡强身上。老人一直以为蔡强是“顺路”，直到有天才知道蔡强到缴费点也需要骑车走很远。
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孙宗辉专门给大田庄村做了一个“家谱”，摸清了村里复杂的人际关系，跟每一户村民都交上了朋友。看到孙书记这样累，村民左百香颇为感动，“人家跟你又没什么亲戚关系，这么替咱们老百姓着想，咱们也不能拖后腿。”她领头搬迁，也不辞辛苦地帮着村里做工作。
“所有的工作都做到公正、公平、公开、透明，只要坚持这个原则，搬迁工作就不会引起非议。”诸葛镇党委副书记胡范军告诉记者。每完成一项工作，胡范军就会在朋友圈里留下一条工作笔记，他的朋友圈就是一部微型的易地扶贫搬迁史。
鼓励政策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临沂市坚持“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出台多项扶持政策以解除贫困群众的思想顾虑。沂南县制定奖补政策，对按时搬迁的村民给予一定数额奖励补助;对资金不足的农户，统一协调银行提供贴息贷款。沂水县将易地扶贫工作纳入全县绩效考核范围，积极整合光伏扶贫、土地复垦等全渠道资金，集中用于搬迁工程建设，确保发挥资金整体效益。费县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和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整合，严格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自筹资金人均不超过3000元，户均不超过1万元要求执行，决不增加贫困人口住房负担。
工作做细致了，村民们参与工程监督的热情也高涨。诸葛镇除镇里成立专门的质量监管小组外，各项目村还调动起老党员、老干部的积极性，组成工程质量监督小组，严把建筑质量。刘德刚是上胡同峪村村民，在沂水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他义务帮着村里做起了工程监理工作。
安置房屋不仅要建得让群众放心，还要住得安心、住得舒心。以沂水县为例，该县从安置社区规划入手，邀请具备专业资质的设计公司，进行高标准规划，做到布局合理、功能齐备、实用美丽。同时，加大在新建社区的“五化”和基础设施配套上的投入。诸葛镇常庄社区规划中考虑到农村实际，确定楼间距在26米以上，保证了住户房间的采光，小区绿化面积达到3.3万平方米，安装太阳能路灯100盏，建设了专门的群众文化健身广场，配备了娱乐健身设备。同时，实现了户户通可直接饮用的自来水，户户通天然气，有线电视、网络等可方便接入，昔日的农民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从雨天泥泞的小路到宽阔的柏油路，从狭小的窗户到明亮的落地窗，从旱厕到抽水马桶，从需要步行10多里的上学路到出门一二百米就是学校，“这样的生活还能说什么呢？全靠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啊。”83岁的上胡同峪村民张文起说。
天地新
俗话说，穷窝难舍。群众想要搬迁的愿望强烈，怎么让群众放心地搬、安心地住，保障就业、解决收入来源至关重要。
2016年，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作为“五个一批”脱贫措施中的易地扶贫搬迁让上胡同峪村搬出去的想法成为了现实。2017年年底，8栋崭新的楼房在诸葛镇驻地暖阳河畔拔地而起，上胡同峪整村搬迁到了镇驻地，圆了多年来走出大山的梦。
十九大胜利召开，乡村振興战略也激励着上胡同峪村。该村的黄桃产业该怎么升级振兴，搬出去的群众怎么稳定致富，又成为一条“胡同”，等待上胡同峪人去选择。
一家旅游开发公司的进驻，彻底打开了上胡同峪村的振兴之门。
在与工商资本的合作上，上胡同峪村没有简单地一包了之，而是尝试起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新办法。
“村里先和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然后由村集体与企业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将所有土地和地上的经济作物全部承包给了青林旅游。” 上胡同峪村支部委员张文强说，“承包价格的计算以地上桃树的多少计算，每棵树每年收取企业33元，3元作为村集体管理费用，30元给农户作为承包费，企业拥有了土地和地上作物的经营、收益权，村集体、农户、企业三方共赢。”
上胡同峪村1000亩土地和地上15万株桃树的经营权整体流转给了旅游开发公司，村集体每年收取管理费45万元，村民每年获得承包费450万元，人均1万多元，其中贫困户共有桃树3500株，人均年可收入1750元。同时，有100多名村民成为公司的员工，月平均工资3000多元。
“我们看中的不仅仅是承包费用，还有企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长远打算，这才是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该走的路。”诸葛镇党委副书记胡范军说。
除此之外，诸葛镇在搬迁社区周边大力培植服装针织、鞋业加工、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方便搬迁群众就近就业。例如在常庄社区、上胡同峪社区附近建设的工业园区，贝亿食品厂等企业入驻，可解决300多名群众就业。在集中建设工业园区的同时，积极开展劳动密集型的小微企业的招商，每年可落地小微项目在10个左右，可提供就业岗位500余个。
“社区+园区”的建设也吸引了村民的回流。37岁的上胡同峪村民刘德和原本在沂水县开餐馆，贝亿食品入驻上胡同峪园区后，他选择了到这个离家100米左右的企业工作，如今已是该企业披萨生产车间主任。 沂南县孙祖镇代庄村，人均耕地不到一亩。2017年，村里的扶贫蔬菜大棚二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吸引了包括季怀忠在内的贫困户前来咨询。2015年时，在外地打工的季怀忠意外遭遇车祸，背上了20多万元债务，妻子又因煤气中毒丧失劳动能力，老季没了心气，整个家庭也深陷贫困。
2016年，村里建了39个扶贫大棚，县里提供无担保无抵押的5万元贴息信贷，村干部盘算着让老季搞一个，结果他一口回绝：“种大棚是技术活儿，咱弄不好，别赔了夫人又折兵。”沂南县高级农艺师吴振云与季怀忠结了帮扶对子，手把手教他，打消了他的后顾之忧。技术提高了，效益也立竿见影。单单是2017年，季怀忠的大棚就已经赚了5万多元。
费县朱田镇崔家沟村，曾因地处偏僻，村里的小伙存在找对象难的现象。自打20多岁起，村民裴彬就有人给介绍对象，可到34岁了，还是光棍一个，“曾有外村的姑娘嫁过来，走到半道儿就悔婚了，还不是嫌弃咱这穷山沟呗。”
裴彬的转机因易地扶贫搬迁而出现。2016年3月，按照“市县抓落实”的要求，崔家沟开始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搬迁到15公里外的朱田镇，着眼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确立了同步规划建设新型居住社区、就业安置园区和高效农业示范区的“三區同建”模式。
裴彬住进了宽敞的新房，到新桥镇纸板厂打工，当上了车间主任，不仅脱了贫，还买了小汽车。“有房有车”，上门提亲的不断。这回没费啥周折，裴彬就定下了意中人。2017年，崔家沟社区举行了集体婚礼，有9对大龄新人喜结良缘。
沂水县发改局局长张希国介绍，沂水将易地扶贫搬迁与小城镇建设、工业园区建设、林果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乡村旅游开发等相结合，探索出“户飞城镇”“工业社区”“林果兴村”“生态旅游”“光伏上楼”等脱贫模式，建立了“政府+企业+贫困户”联动机制，解决了贫困户脱贫和企业发展缺少资金的“两难”问题，保障贫困人口收益持续性和稳定性。
沂南县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与产业发展、扶贫开发紧密结合，制定了25个专项实施方案，覆盖搬迁村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安置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项目，通过光伏、土地流转、旅游扶贫等项目，对无劳动能力的已搬迁的贫困人口兜底脱贫;通过发放“富民农户贷”“富民生产贷”等形式，帮助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费县坚持“三区同建”，与搬迁同步规划建设了安置社区、就业园区和高效农业示范区，围绕安置区配套建设扶贫车间和产业园区，按照“一人一业”建立就业扶贫台账，整合部门培训资源，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和创业技能培训，确保有劳动能力贫困群众实现充分就业。
一户户搬迁户迁入新居喜上眉梢，一幕幕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振奋人心，一项项脱贫致富的惠民措施温暖心田。
搬出穷窝天地新。易地扶贫搬迁，“搬”出了美丽乡村建设，更“搬”出了贫困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